其实刘瑾当权的时间也不长，前后五年而已，但形成的阉党势力不小。形成党羽最主要的方法是给“自己人”授官，唐宋以来中华帝国防止结党的办法就是硬性规定重要的官职必须由科举入，谁当权也不能随意分发官位。某些人想绕开这个障碍，尝试发明了传奉官之类的制度，但最终都归于失败。刘瑾现在面临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如何在科举制度下构筑阉党势力？刘瑾的解决方案是由易到难，先绕开文官的正面防御，从不受科举制度限制的方面下手，比如军官是由军功，锦衣卫、中书舍人是由恩荫，所以先从这几者下手。

刘瑾先是利用镇守太监出镇边关的机会，掌握边镇报功的环节，再跟兵部勾结（当时兵部尚书正是刘宇），专门给投靠阉党的将校报功，刘瑾自己掌握着御印，不告诉明武宗，直接批准，这些虚报功劳而获升赏的将校自然就成了阉党成员。有一次虚报大同军功，刘瑾一次性就超擢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人。另一条线是锦衣卫。锦衣卫设置当初的目的就是给一些功臣子女解决待遇，所以也不由科举进。本来何种功臣家里有多少名额，可授锦衣卫什么职衔也是有规定的，但这种规定毕竟不如考试来得严格，从程序上来说也是由皇帝特旨直接授予，刘瑾便经常自己制作特旨，自己盖了御印就发出去，授了数百名锦衣军官。至于中书舍人是和锦衣卫相似，由恩荫入的一种低级文官。唐宋的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中层领导，六位中书舍人各代表中书省联系尚书省的六部之一，非常高贵，但在明代仅仅是内阁的低级文员，处理文书杂务而已。朝廷给宰相公卿一些名额，每家可以出一两位只能考上举人、监生学历的子孙来当这个小官，仅从七品，且属于浊官，不能再往上升，只是给高官的一种荫及子孙的福利。现在刘瑾把这些人违规升入清流之内，甚至有一些装裱匠都获得了官职。其中最严重者，有一名文华殿书办官张骏，仅以举人学历当到了礼部尚书。

绕不开的问题还是文官系统，这毕竟才是干线，尽管文官皆由科举入，入口是刘瑾掌控不了的，但考进来的这些文官也不可能个个都一帆风顺，总有一些人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升迁受阻。刘瑾便专门去找这种人，只要他愿意投效就帮他升官。这个原理和胡惟庸专门去找那些犯了错被明太祖责罚的开国功臣是一样的，尽管一开始愿意丢下廉耻投效阉党的文官很少，但用心找还是会有的。焦芳就是第一个公然投效刘瑾的，以他为突破口，阉党的势力不断拓展，深入到帝国肌体的每一个角落，最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阉党。

当然，太监这么大力提拔这些文官，并不是真爱，只是需要他们在行政系统帮他们站台，配合小太监们大捞特捞。有人可能忍不住要问，难道整个天下就都是阉党了吗？当然也不是，“阉党”既然能得这么丑陋的一个名称，说明他们毕竟不是主流，不然他们掌握了话语权，断然不会让这么丑陋的名称流传。阉党分子毕竟只有几十人，在约三千多人的进士队伍中仍然显得很渺小。阉党一时得势主要是依仗了有刘瑾这个大太监做后台，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勾结势力。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不允许结党营私的，所以三千多进士虽然占据了主要官位，但相互之间没有抱团，这样的官场上突然出现一个紧密勾结的团伙，一时容易受到他们的冲击而已。阉党扩大权势，巩固地位的方法无非就是相互拉拢，团结起来倾轧那些不愿入伙的直臣，在大家都还没充分意识到阉党已经成形时，容易被打个措手不及。

最先遭到攻击的是大学士刘健、谢迁，稀里糊涂就被逐出了内阁，不过李东阳顽强地留了下来，并且牢牢占据了首相之位。其后杨廷和、梁储、费宏、蒋冕、杨一清等名臣相继担任公卿宰相，焦芳等人虽然升官很快，但其实也一直都处于这些名臣的强力遏制下，作恶有限。刘宇、曹元等人入阁后无所事事，一方面是他们自身才用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了正直文官们的遏制，确实无法施展。

阉党当然也对直臣们进行过猛攻，刘瑾最恨的就是翰林官不听他的话，经常直书他的过失，于是吹毛求疵地找翰林官在文字材料方面的纰漏，一旦找到就逐出翰林院。不过翰林官必须由一甲进士和庶吉士担任这个规定他无法做出太大改变，这些顶尖学历的进士中愿意投效阉党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焦芳这种毕竟是极端个例，所以刘瑾最终也未能实现掌控翰林院。

刘瑾及其阉党也曾尝试直接攻击科举这个制度，但更不成功。他们首先是从违规授予翰林编修做起，焦芳、刘宇的儿子都没考中庶吉士，按制度不能留翰林院工作，刘瑾却想办法让他们的儿子直接成为翰林编修，比老老实实先做三年庶吉士的人还快。继而阉党又大搞籍贯概念，在官员中制造地域矛盾，以期在矛盾斗争中制造分裂，寻找可以拉拢的对象。刘瑾、焦芳驱逐了一些不合他们意旨的翰林官，另寻一些人来补充，礼部报了四个人选，结果一看都是浙江人，刘瑾说这不都是刘健的乡党吗？这事儿是谢迁干的，他们在结党！于是将刘健、谢迁削籍为民，四位浙籍官员也不得入翰林院。

有一个叛国贼萧明举，本是江西万安人士，因犯罪叛逃到满剌加（今马六甲海峡一带），混得不错，居然混成了贡使，代表满剌加大摇大摆地回中国来朝贡，结果一路上作奸犯科，终于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年叛逃的萧明举，举国哗然。焦芳借机大做文章，说：“江西人就是这么坏！彭华、尹直、李孜省这些妖人都是江西人，应该削减江西乡试名额五十名，而且江西进士就不要当京官了，出去当县令（唐代官职，指代明朝的知县）。”刘瑾也受此启发，为他的家乡陕西和焦芳的家乡河南增加名额。他们这些做法就是为了在读书人中制造对立，伺机拉拢失败者，所找的借口都非常牵强。其实焦芳得意忘形后还说过更令人无法直视的借口：“王安石祸害宋朝，吴澄为元朝当官，应该把他们的罪行制成榜，以后再也别乱用江西人啦！”

王安石是宋神宗（赵顼）朝宰相，南宋、明朝人大多认为他推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祸乱了宋朝的朝纲，造成“新旧党争”，导致了后来的“靖康之祸”，将其视为超级大奸臣。吴澄则是元朝的名臣。但为元朝当过官的汉人成千上万，难道河南就没人为元朝当过官吗？焦芳这种说辞已经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了。看来他确实是个读了不少书，懂不少历史典故，但逻辑蛮横无理，也就是俗话说的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的那种人，难怪之前幸运地考取庶吉士，却在翰林院受尽鄙夷。排名在焦芳之后的文渊阁大学士杨廷和（四川成都人）坚决不同意，站出来说：“因为一个贼人祸连一方，裁减名额已经很过分了。拿宋、元人物来说事儿，难道要并案审理吗？”焦芳才勉强作罢。但焦芳也并没有完，又作一幅《南人不可为相图》献给刘瑾，经常诋毁南方人，结果把很多同僚都贬得一文不值，最后惊喜地发现——原来全世界只有他一个好人呀！喜不自禁地说：“如今朝廷之上，谁还有我正直？”

焦芳、刘宇、曹元这些人都是在文官的内部竞争中失利，才选择投效阉党，他们自己也深明其理，所以找文字、籍贯等借口在乡试名额、选才用人等方面上下其手，目的就是在文官队伍里制造矛盾，把竞争变成斗争，伺机招揽更多的失败者加入他们的阉党。

刘瑾攻击直臣的另一种做法则是矫诏训斥大臣，刘瑾经常以皇帝的名义发一些诏旨训斥大臣，大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明武宗本人的意思还是刘瑾的意思。最严重的一次是明武宗正德元年冬（正德元年主要在公元1506年，但此事发生在冬末，按阳历计算已在1507年），刘瑾召集百官跪于金水桥南，宣示奸党名单，包括宰相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张敷华、林瀚，其下还有郎中、翰林、给事中、御史等近百人，都是当时最有正直名声的人。这本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书，但其实从头到尾明武宗都没出现过，也没人能去向他求证到底是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很显然是刘瑾矫诏攻击直臣的一次成功应用。

除了名誉上打击直臣，刘瑾还需要在肉体经济上直接打击，他发明了一种“用枷法”，即指使亲信厂卫将一些得罪他的低级文官逮入诏狱，用枷锁虐待，但又不弄死，休息好了送出去充军，以此制造恐怖，促使胆小怕事的人不敢再揭露他。另一种经济上的打击则是“罚米法”，即逮住官员的小过失，处罚大量金额，输往边镇充作军费。《明史》称刘瑾创造了罚米法，其实也不准确。罚米法是太祖朝就定下的律令，而且在太宗朝应用颇多，当时还被法学界视为一种不错的法制，既宽宥了罪人，又补充了军费。刘瑾不是发明这种办法，而是将此法滥用于私。他罚米的对象是针对那些不肯依附于他的清官，要把人罚得来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实际成了他打击报复的工具。至于罚得的钱表面上运往边关，实际上是不是被他手下的镇守太监贪墨了就无从得知了。已经退休的尚书雍泰、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都御史杨一清、李进、王忠都曾遭到此法的打击，侍郎以下被罚得家破人亡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以往太监作乱时，文官们最多是怯于斗争，对太监的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双方很少起正面冲突，太监也不会主动进攻文官。现在刘瑾却频频向文官发起猛攻，攻势一浪高过一浪。而且这种进攻不是太监过于嚣张，霸气外露触犯了文官，而是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文官系统，促使文官们倒向他的阉党。所以历史上将正德初年作为阉党登场，并向正义发起进攻的一个危险时代。关键是很多肉体打击的方法已经超出了常规的官场斗争范畴，很多戏曲文艺小说也将刘瑾的时代作为一个宦官乱政的黑暗岁月，很多和阉党不屈斗争的故事都选择正德初年作为时代背景。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刘瑾这些手段毕竟毁灭不了正义，当他对正义的冲击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自然会对他形成反击。而且他自己也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导致他的阉党一朝崩塌。

刘瑾当权不久，便进行了一个重大改革。以前边关可以收缴一些外贸商人的关税，虽然也要上交户部，但户部固定从这笔钱中列支一部分返还给上交的边镇充作军费，鼓励他们保护关税。边镇一般也要开展屯田，按民田税率上交户部后盈余则可充作军费，但屯田的具体亩数可能有一定的隐匿。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下令取消边镇关税的固定返还，并且派人清查屯田亩数，隐匿的部分要补足。这极大地触犯了边镇的利益，尤其是派往宁夏镇的大理少卿周东，为了多清查出一些银两给刘瑾作谢礼，追查甚急，极大地触怒了当地军镇，甚至藩王。

镇守宁夏的藩王是安化王朱寘鐇，明太祖第十六子庆靖王朱栴之后。由于刘瑾的动作极大触犯了边镇的利益，甚至导致边镇军费出现亏空，关键刘瑾确实把柄极多，很多人劝安化王以当年明太宗（当时镇守北平的燕王）奉天靖难的格式，以“清君侧，诛刘瑾”为号，起兵造反。安化王于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年）春，诱杀地方官，正式发檄起兵。当然，明太宗自身能以藩王造反成功，他自然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将藩王的权力限制得极低，他之后的藩王实际上是没有能力造反的。安化王叛乱只用了18天就被地方官镇压，这场叛乱的真正意义是暴露了刘瑾的很多问题，因为安化王发布的清君侧檄文里列举了刘瑾的罪行，这些情况平时是到不了明武宗耳朵里的，但这个檄文就再难瞒得过去了。

如果明武宗身边的人拼命为刘瑾掩护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这时刘瑾更大的一个漏洞却同时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在势力扩张的过程中结了不少仇家，其中最致命的一个是他曾经的兄弟，“八虎”之一的张永。张永最初也是刘瑾党羽，正德初年镇守神机营，权势也很大。但刘瑾逐渐发现张永不是那么贴他的心，于是在明武宗面前进谗言，想把他贬黜到南京去。但构陷太监和构陷文官可就不是一回事儿了，文官被你构陷了有时候无处伸冤，但人家是和你一样的太监，你能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人家一样可以。张永径直到明武宗面前控诉刘瑾在害他，明武宗召刘瑾当面对质，两个太监竟然在御前挥拳殴打。明武宗也只好让另外的太监摆酒给他们说和。所以，刘瑾应该明白太监没有读书人那么彬彬有礼。

安化王在宁夏叛乱，地方官当即镇压，但由于古代通讯不发达，朝廷仍征发了大军出征平叛，由右都御史杨一清总督，张永监军。两人白跑一趟，回师时闲聊，杨一清说：“现在外乱已平，朝廷的内患怎么办？”并在手上划了一个“瑾”字。张永明白其意，说：“此人日夜在皇上身边，旁人无法进言，他的耳目也很广，您看我们现在都只能打哑谜。”杨一清说：“张公也是皇上的亲信，讨贼不托付别人而托付给张公，足以表明我的心意，现在功成奏凯，趁机揭发刘瑾的奸恶，陈说海内怨恨，皇上必然听信。杀了刘瑾，张公也可以更受重用。”张永见他不再打哑谜，也站起来说：“唉！老奴又怎能惜此余年不报主呀！”

其实刘瑾又岂能毫无察觉，他也在准备迎击张永。当时传闻说刘瑾的哥哥刘景祥死了，刘瑾将在八月十五日举办葬礼，百官都会参加，刘瑾会趁机发动政变。张永原定的献俘仪式也是八月十五日，刘瑾却通知献俘仪式延期，这很可能是政变的先兆，至少对张永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张永果断地提前入宫面见明武宗，举行非正式的献俘仪式。明武宗非常高兴，给刘瑾、张永赐酒，自己也喝了不少。及至深夜，刘瑾终于告退。这时张永才将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献上，明武宗看了大惊，找不到为刘瑾辩护的理由。张永趁机又奏刘瑾不法诸事，并说宁夏之乱是被刘瑾故意激发的，他还图谋不轨，将作更大的乱。明武宗喝得半醉，喃喃道：“刘瑾负我。”张永见奏效，连忙说：“逮捕刘瑾，事不可缓！”马永成等太监也在一旁帮腔，明武宗醉醺醺地就同意了，下令连夜逮捕刘瑾。刘瑾还没到家，抄家的人就追上了他。第二天，明武宗宣布贬刘瑾为奉御（从六品宦官），去凤阳守陵。明武宗亲自带队抄家，结果抄出来伪玉玺一枚，宫牌、衣甲、弓箭、玉带等大量违禁物品。最关键的是，刘瑾常持在手中的两把扇子，中间藏有匕首，刘瑾平时就拿着这两把扇子天天在皇帝面前晃悠！明武宗大怒，将其下狱。刘瑾在狱中承认了诸多不法行径，被判凌迟处死，活剐3357刀后断气。很多人花钱竞拍刘瑾的肉片祭奠被他害死的亲人，甚至生吃泄愤。

刘瑾一死，阉党轰然崩塌，刘瑾的亲族、党羽大多伏诛。更重要的是文官中投效了阉党的无耻之徒，朝廷张榜公示阉党分子，《明史 阉党列传》不惜笔墨穷举了名录：

内阁大学士有焦芳、刘宇、曹元。

尚书有吏部张彩、户部刘玑、兵部王敞、刑部刘璟、工部毕亨、南京户部张澯、礼部朱恩、刑部刘缨、工部李善。

侍郎有吏部柴升、李瀚，户部韩福，礼部李逊学，兵部陆完、陈震，刑部张子麟，工部崔岩、夏昂、胡谅，南京礼部常麟、工部张志淳。

都察院有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

巡抚有顺天刘聪、应天魏讷、宣府杨武、保定徐以贞、大同张禴、淮扬屈直、两广林廷选，操江王彦奇。前总督文贵、马炳然。

大理寺有卿正张纶，少卿董恬，寺丞蔡中孚、张桧。

通政司有通政使吴釴、王云凤，参议张龙。

太常寺有少卿杨廷仪、刘介。

尚宝司有尚宝卿吴世忠，尚宝丞屈铨。

府尹有陈良器，府丞有石禄。

翰林院有侍读焦黄中，修撰康海，编修刘仁，检讨段炅。

郎中有吏部王九思、王纳诲。

给事中有李宪、段豸。

御史有薛凤鸣、朱衮、秦昂、宇文钟、崔哲、李纪、周琳。

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

共计六十余人。

这六十余人中，官最大的是三位“阉党宰相”，但其实首恶恐怕当数张彩。张彩被下狱，刑部准备以结交内侍的罪名起诉，这本来已经够可怕了，后来刘瑾被定罪为谋反，刑部又准备起诉张彩同谋。美男子被活活吓死在狱中，因为罪大恶极，死后还被戮尸于市，妻儿被流放海南。

其实除了张彩被吓死，阉党其余人受罚并不重，大部分只是贬官处理。

焦芳贪了钱喜欢运回泌阳（今属河南驻马店）老家，修建了非常宏丽的府第。大盗赵鐩有一次抢劫了焦芳的府第，从窖藏里发掘出大量金银，将焦芳、焦黄中父子的衣冠挂在树上，将其“斩首”，并说：“为天子诛此贼！”后来赵鐩被捕，临刑时叹道：“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谢天下，死有余恨！”但意外的是，由于焦芳的赃款都被赵鐩劫走，甚至连大宅都被赵鐩烧毁，后来刘瑾倒台，焦芳硬说自己是清官，别人居然还真就找不到证据，这位最可耻的“阉党宰相”居然得了善终，连刘瑾的侄孙刘二汉都愤愤不平地说：“我当然该死，但我家所作所为，都是焦芳和张彩干的，现在张彩和我被处极刑，焦芳却屁事没有，这不是天大的冤枉吗？”他这话虽然不在理，但也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阉党覆灭时，“阉党宰相”居然还能得善终，确实天不开眼。

至于刘宇、曹元，在刘瑾倒台时立即上表苦苦哀求，最后朝廷准许削籍为民，不再穷究。

还有一些阉党分子反应迅速，刘瑾倒台时立即加入了弹劾刘瑾的队伍。吏科给事中李宪（与宋朝著名宦官同名）极尽谄媚刘瑾之能事，在同僚中则走张彩一样的路线——到处炫耀自己和刘瑾关系很铁。李宪每次与各科给事中一起面见刘瑾时，不按朝仪地站在最前，自封为“六科都给事中”，还经常揣着银锭向同僚们炫耀：“这是刘公送我的！”刘瑾一倒台，李宪立即弹劾了刘瑾六件事，事事切中要害，连刘瑾在狱中都被他气得发笑。最终，李宪还是被作为阉党一员被开除。

还有一些阉党分子当时受贬，后又起复。比如通政左参议张龙，当时被贬为知州，后认锦衣都督同知朱宁为干爹，逐渐升迁至登州（今山东蓬莱）知府，因为贪残暴虐，与另外三位贪官被称作“四害”，即便这样他还是继续升迁为右通政使。不过朱宁提拔他是为了让他帮自己敛财，张龙却从中谋取私利，被朱宁察觉，逐出门庭，失去了保护伞的张龙很快在嘉靖初年被论死。

刘瑾打造阉党，目的还是在于扩大太监的势力范围，是一次从传统的后宫势力向牢固的文官系统入侵的尝试。刘瑾的思路非常清晰，重点是要掌控文官系统的人事任免。小太监们是直接帮刘瑾捞钱的，但阉党的首要问题则不是钱，而是人，掌握了官职升迁，才能聚集一众党羽合力捞钱。对于这些加入阉党的文官而言，既然能过五关斩六将，高中进士，说明个个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和生理残缺的阉人绝不在一个层次上，但面对权力的诱惑，他们中的有些人放下了尊严和廉耻，投效在宦官门下，换来了“阉党”这个丑陋的名声。

刘瑾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其实智商不低，他的很多作法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政治智慧，在理政治国上其实也灵光乍现。刘瑾在贪腐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节制理性也足以令人惊叹，他可以说是贪腐这个慢性病毒进化到明代中叶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突变品种。事实上，刘瑾的败亡根本不在于贪了多少钱，尽管他和他手下的小太监确实捞了不少，但客观地说这本身还不足以导致阉党彻底崩盘。刘瑾真正的问题还在于他过分地为宦官收拢权力，已经触及到了文官系统的根基，尤其是他不能使用传奉官，所以轻微地破坏了科举、馆选、恩荫等基本人事制度。但文官对此的敏感性远远超过普通的贪腐行为，哪怕是轻微破坏也容易引起文官的激烈反弹——尤其是当发现有一些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进士开始投效私人，而且不是个别，而是形成了群体时。所谓阉党就是这个群体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内，这时文官们会以刘瑾这类人完全意想不到的爆发力发起最猛烈的反击。

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本来是阉党这类人的防火墙，以严格的考试防止一些卖身为奴的人投效在某些权贵私人门下（无论这个人是皇帝、权臣还是宦官），形成门阀势力体系，但如果通过了考试的人还要投充为奴，防火墙就失效了。按说这种概率很小，因为考上就有官当，不需要再去为奴为婢，整体风气也不允许奴才高升。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当刘瑾这类权阉出现时，他的力量突破了这道唐宋以来就已经成为中华帝国最坚实政治根基的防火墙，遴选出焦芳、张彩等无耻之徒，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阉党”，这不是刘瑾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焦芳、张彩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标志着科举制度这个防火墙本身出了问题，这才是令文官儒士们最为紧张的症结所在，所以刘瑾包括他之前的一些太监们在经济方面大肆贪墨都得到了文官系统的宽宥甚至默许，但在这个问题上一旦轻微触线，立即引来文官们志在必杀的猛攻，这也就是前文所说唐伯虎作弊一案其实比普通经济犯罪严重得多的问题所在。

所以，刘瑾虽然是《华尔街日报》力捧的明朝首富，其贪墨数额震古烁今，但其真正的问题恰恰还不在于简单的贪墨钱财，而是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刘瑾这次阉党之祸，还勉强算是被及时扼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