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一朝，堪称游龙戏凤，文恬武嬉。其实朱熹子之后最伟大的一位圣贤，就在这个时代，他并不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类，而是非常积极入世，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在正德朝的疾风恶浪中悟道成圣。

他就是王阳明（王守仁）。

王阳明在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末科殿试中考取了第二甲第六名的好成绩，遗憾的是由于唐伯虎作弊一案，朝廷中断了一届庶吉士考选，失去了直接进翰林院工作的机会。作为新科进士实习半年期间，王阳明便就西北边事条陈了八个事项，体现了在军事方面的深刻见解。实习期满，王阳明正式上任刑部主事，不久因病休假了一段时间，回朝改为兵部主事。

王阳明回朝不久，朝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刘瑾擅权用事，驱逐大学士刘健、谢迁，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一人上章力陈不可。刘瑾将这二十一人逮入诏狱，准备治罪。这时，一位六品主事勇敢地站了出来，独自一人上章要营救这二十一人。这就是王阳明。

当然，以王阳明当时的能量还远远不足以和刘瑾相抗衡，刘瑾将王阳明杖责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龙场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离贵阳38公里，当时是汉、苗、僚等多个民族、部落杂居的地区，非常蛮荒。驿丞更是非常卑贱的未入流品官，主要负责迎来送往、车马仪仗。清朝甚至规定满人不得为驿丞，可见对这个职务的鄙视。而且刘瑾还派了人一路追杀，还好王阳明机敏，躲过了追杀，终于顺利到达龙场。

到了龙场后，王阳明并未因为仕途受挫就心灰意冷，而是继续斗志昂扬地工作。他在蛮荒地区主动担当起了教化蛮夷的责任，迅速提高了当地的文明水平，让夷民睁眼看世界，走出大山。当地夷民感恩戴德，他们不懂得中原建祠立庙的做法，便纷纷伐木为屋，送给王阳明住，以表感激之情。王阳明的工作既造福了一方生民，也为明王朝拓展巩固统治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明朝的羁縻区非常大，但汉化水平一直很低，甚至一些宋代已经汉化的地区又退化成部落统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官不尽责，缺少王阳明这种深入蛮荒，教化夷民的奉献精神。

而在龙场这个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王阳明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急于设法离开这个鬼地方，反而是静下心来思索人生价值、宇宙哲理，结合之前的种种遭遇，现实与理论得到完美的结合，无数圣贤大道在他的心中流转阴阳，融汇贯通，终于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成为宋明理学的一代宗师，与孔孟程朱比肩。后来王阳明给每位学生讲学，都要讲到这段独特而又重要的经历，称之为“龙场悟道”。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没有哪位伟人成长的道路是一帆风顺的，那是属于庸俗的享乐人生。孔夫子周游列国，如丧家之犬，于切肤之痛中感悟凝成对人生宇宙的终极思索，以成至圣。朱熹子生在南宋，面对金瓯残缺，万姓南望，自身还被权相韩侂胄所逼，遭到“庆元党禁”的打击，学说被斥为“伪学”，但坚持不辍格物致知，终于贯通天地，成为一代圣贤，将人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升了一个重要层次。王阳明的悟圣之道也和他们一样，首先要通过刻苦的攻读，准备好理论基础，然后通过切实的感悟将理论知识融入人生宇宙的大道中去，知行合一，方能悟道成圣。在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中，贪官有时会一时得逞，将清官压制住。但清官不能就此畏缩，也不能就此自暴自弃，这种磨练反而是对心性道理的一种提升。王阳明和张鹏同为进士，他们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于学识，而在于这种面对人生的心性。王阳明在龙场的出色工作，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基层小吏，只要心怀圣贤大道，身负治世绝学，哪怕是在再蛮荒的地方也能干出伟大的业绩。我们常说的当官要有担当，不在官位大小，哪怕是驿丞这种不入流的卑贱职务，一样能把一身才华奉献给社会。

王阳明的这种成绩自然也会有回报，在龙场悟道五年后，王阳明转任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重回流内，后屡迁南京刑部主事、吏部验封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鸿胪卿。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兵部尚书王琼举荐王阳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康、赣州（今江西南部），南赣属于南岭井冈山区，盗匪极多，王阳明大展军事才华，剿平了很多称王的大盗，晋升为右副都御史。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占据了南康、九江等重镇。王阳明率地方部队仅用35天讨平，生擒宁王。本来王阳明应该以宁王进行献俘仪式，但贪玩的明武宗却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以“朱寿”之名出征，随行的威武副将军江彬、许泰，监军太监张忠等近臣想抢功，而且他们都受过宁王的贿赂，怕王阳明揭发他们，于是合谋诬王阳明与宁王勾结，见宁王不行了才翻脸把宁王抓起来。后来他们发现这故事编不圆，又想出一个主意让王阳明先把宁王放了，然后让明武宗亲自去抓一次。王阳明知道他们坏点子多，于是提前找到明武宗亲信太监张永，让他代表皇帝接受宁王献俘，并赶往南昌觐见。张忠、许泰已经先到，见了王阳明很不高兴，煽动京军刁难他。谁知王阳明与京军亲如兄弟，京军皆称赞王都堂的美名，不再去刁难他。

许泰、张忠见了王阳明，阴阳怪气地问：“宁王富甲天下，他的积蓄现在在哪儿？”暗指被王阳明私吞了。王阳明不慌不忙答道：“朱宸濠把钱都拿来送给京师要人，约为内应，这是可以回去调查的。”许泰、张忠没想到被戳中软肋，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他们又寻思王阳明是个文儒，必然不会武功，于是非要让他当众表演射击，想让他出丑。王阳明徐徐站起，三发三中。观摩的数万京军欢声雷动，许泰、张忠更加沮丧。近臣们还想方设法不让王阳明与明武宗见面，引诱他作出一些错误动作，想诬蔑他要趁皇帝出巡谋反。但王阳明问心无愧，一概不上当，明武宗也说：“王阳明是道学大家，怎么会谋反？”所以真正的读书人不要怕那些没文化的奸人，只要修持自身，你懂的境界他不懂，其实他是斗不过你的。

不光是这些奸臣，还有一些正直的重臣也颇忌惮王阳明的大功。王阳明的文名当代第一，现在又有军功卓著，确实令旁人心忌。首相杨廷和堪称一代名相，但就是不太喜欢王阳明。论功行赏时，王阳明获封特进光禄大夫（正一品阶官）、柱国（从一品勋官）、世袭新建伯（爵位）。明朝对爵位控制很严，必须立战功才能封爵，文臣官再大也不行，王阳明是明朝仅有的三位文臣因军功封爵的例子（他之前有两位是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但不知为何，朝廷却不给他颁发世袭铁券，也没有兑现一千石的岁禄。对此，王阳明刚开始很愤怒，但很快又一笑了之，圣人的境界岂能容不下人间的这些许小动作。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又爆发了土酋卢苏、王受叛乱，总督姚镆不能平定，朝廷又只好请出55岁的王阳明以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前往平叛，这一次才总算补齐了拖欠的铁券、岁禄。

讨平两广的这次叛乱后，年迈的王阳明退休回家。明世宗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卯时（1529年1月9日8时），在路过南安（今江西大余）时病卒。弥留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只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江西境内的军民皆穿着麻衣为他戴孝。王阳明卒后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孔庙。

从理学的角度讲，王阳明是哲人、伟人、圣人，但从职业生涯来讲，王阳明和万千官吏一样，同是官场中人。他的仕途还比一般人更加坎坷，考上进士便被唐伯虎作弊案影响，没有机会考选庶吉士，授官后又立即遇到刘瑾当权的黑暗时代，他本人也触怒了刘瑾，一度被贬至蛮荒，甚至经受过刘瑾追杀这样的重大危险。王阳明的仕途，很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贪官猾吏作斗争，他也遭受了大量不公正待遇，甚至后期连杨廷和这样的名相似乎也不给他好脸色看，真的是全世界与我一个人作对？

即便如此，王阳明也并没有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愤青，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继续用一身才华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并且不断完善升华内心的境界。贪与廉的斗争是残酷的，也是磨人心性的。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号称自己看了很多社会官场的阴暗面，看多了就什么都不信了。这其实不是见多识广，没什么值得卖弄的，这只是心性不坚而已。还有一些人在现实中受了一些不公正待遇，就感到委屈，以至怨天尤人，痛斥社会黑暗，官场腐败，不再值得为之奋斗，从此自暴自弃。这一类的典型就是张鹏，这种人值得同情，但绝不值得四处兜售。其实很少有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能超过王阳明，但王阳明也并没有就此自暴自弃。别说什么王阳明是圣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恰恰很有平常心，生擒宁王后封爵，朝廷不给铁券岁禄，王阳明也一时“愤甚”，只不过愤归愤，他没有就此成为愤青，而是继续好好做官，直到七年后朝廷又需要用到他时自然就能拿回自己应得的待遇。在这个问题上王阳明比不上大义凛然的岳飞、于谦，更像是一个普通官僚，只不过他更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才华应该用在何处，而不是纠结于所谓的待遇，才能做到始终不忘初心，知行合一。

正与邪、贪与廉、善与恶的斗争其实很不公平，因为这种斗争对正义的一方不光是肉体、仕途的危险，更是心性的磨难，置身其中经常会让人倍感抑郁，难以为继。但王阳明向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处处遇到心障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洒脱上路，不忘初心地继续前行。王阳明在逃脱刘瑾追杀后，逃上海船，又遇海啸，疾风恶浪之中他写下了这首《泛海》，希望能与那些正在为正义负重前行的人们共勉：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