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理，文官和宦官是势不两立的。一来双方的层次差距太大，文官都是进士出身，人中龙凤，宦官则是最卑贱的奴婢；二来双方也有实际的利益冲突，明史就是一部宦官逐渐崛起，不断侵蚀文官权力的历史活剧。更重要的是双方所受教育不同，价值观背道而驰，所以明朝官场上文官和宦官是一对权力冤家，很多令人感动的清官事迹，正是一些清正刚直的文官在与贪残暴虐的死太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

然而，明代宦官借助接近最高皇权的优势，以皇帝私人代表的身份，不断侵蚀文官的公共权力，双方力量此消彼长。明初，文官对宦官有压倒性优势，王振崛起时却盖过了很多文官，到宪宗朝更出现了汪直擅权，文官集体噤声，甚至“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局面。文官越来越屈服于宦官的淫威，但无论如何，之前文官们也只是暂时屈服，还不至于太过于公开地帮宦官办事。直到刘瑾的时代到来，终于出现了**裸地投身于宦官门下的“阉党”这个丑陋群体。

所谓“阉党”并不是指一群阉人结成的党，而是指一些依附于阉人的文官。之前有一些文官如徐有贞、王越等与曹吉祥、汪直等宦官过从甚密，但也只是合作关系，双方的人身还是相对平等的，阉党则是一群彻底背弃了礼义廉耻，甘愿给太监为奴的人。

有幸名列《明史 阉党列传》第一位的正是被称作“阉党宰相”的焦芳。焦芳学历很高，是明英宗天顺八年庶吉士，进士中的佼佼者。焦芳庶吉士学习期满后散馆考试合格，留翰林院工作，授翰林编修（正七品），后晋升为侍讲（正六品）。但似乎焦芳在侍讲岗位上表现并不太好，任满九年都没有得到升迁。按明朝官制，在一个职位满了一定年限如果还没得到升迁就要进行考核，升或不升给个说法。事实上，翰林院号称内阁直通车，升官很快，像焦芳这种在侍讲这么重要岗位上任满九年都不升迁的情况本身就很罕见。而且这次考核的情况似乎又不太满意，按转迁之制，侍讲任满九年必须升任侍讲学士（从五品），但有人却对首相万安说：“焦芳这么不学无术的家伙，能胜任学士吗？”焦芳知道后很生气，但又不敢得罪万安，想了一个办法，放话出去说这必然是另一位宰相彭华在离间自己，如果这次没晋升为侍讲学士，就要在上朝的路上刺杀彭华！彭华听了很害怕，连忙找到万安，劝万安让焦芳升了算了。

彭华这样做算是惹祸上身了，由于是他举荐了焦芳，所以焦芳晋升后就分配到他手下工作。彭华主持编纂了一部重要的教材《文华大训》，并负责教习东宫。他派焦芳去东宫宣讲这部教材，结果焦芳就故意吹毛求疵，挑出一些小毛病，当众诋毁彭华，而且用语非常粗鄙。须知翰林院是集天下文采之所在，翰林官无不是三鼎甲、庶吉士才能担任，连普通的进士都还没资格，焦芳在这个平台上却以粗鄙著称，难怪之前不得超擢。后来朝廷借故将焦芳调任桂阳州（今湖南郴州桂阳县）同知。按明朝选官制度，进士中的一甲（三鼎甲）、庶吉士留翰林院工作，二甲在京师部院，三甲才去州、府、县当地方官。一甲进士和庶吉士的前途非常光明，本身就是以翰林修撰（从六品）或翰林编修（正七品）起步的，在翰林院干个几年，只要能发表点著作很快就能当上翰林学士（正五品），之后出为少卿（正四品），继而正卿、侍郎（正三品），再下一步就是七卿（六部尚书、都御史，正二品）甚至登阁拜相。明朝163位内阁大学士中，有41位一甲进士和87位庶吉士出身，占了总数的近八成，其中最快纪录是彭时，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戊辰科状元，当时授翰林修撰，次年就入阁。所以焦芳堂堂庶吉士，在翰林院干了十几年，最后得个外放知州，而且还是同知（知州的副职，知州从五品，同知从六品）的待遇，其愤恨可想而知。

不过弘治中兴似乎又成了焦芳的转折，万安、彭华倒台后，焦芳却咸鱼翻身，通过南京官的途径，转了一圈又回到京师。焦芳毕竟有庶吉士这个学历做后盾，回京后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不久又升任礼部右侍郎。回到中枢的焦芳很快又暴露了秉性，他对首相刘健非常不满，经常当众诋毁谩骂刘健。刘健给礼部的批示文件中有他不满意的，就提笔抹去，并且不报告给尚书。后来焦芳转任吏部侍郎，时任吏部尚书马文升是著名的直臣，与王恕、刘大夏合称“弘治三君子”。焦芳经常在背后诋毁马文升，并暗中勾结了很多言官，四处散布马文升的坏话，想把马文升挤下去自己好升官。明武宗登基后，官场风气又为之一变，焦芳也敏锐地察觉到了环境的变化。有一次户部尚书韩文与焦芳交谈，说到财用不足，应该劝谏皇帝节俭，这也是当时士大夫普遍的言论。焦芳却不走寻常路，他心知有厂卫正在监听，于是故意说：“庶民家里尚且需要花钱，何况皇帝？谚语说‘无钱拣故纸’（没钱就要想办法从故纸堆里仔细拣选出来）。现在天下逃税漏税的何其之多，你们户部不去好好检索，却在这儿损害皇上用钱的额度？”明武宗听到非常高兴，正好马文升退休，立即超擢焦芳为吏部尚书。

从焦芳的种种做法可见，他算是明代文官的一个基因突变。本来明朝发展至弘治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很成熟稳定的选官制度和官场风气，既然大家都是通过考试进入到**，那大家的惯性思维就都会认为升官也应该凭才华。至于诋毁他人，抬升自己的做法自然是受人鄙夷的，不过这种小人一般也通不过严格的科举考试，但明朝建立一百多年，总算也该出一个焦芳这种基因突变的品种了。其实出几个突变品种本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与刘瑾的完美结合，很快就会造成整个官场风气的全面改变。

焦芳和刘瑾的第一次合作源于一次可耻的告密。明武宗登基不久，刘瑾就不断向皇帝进言，诸如让镇守太监每人进献一万两贡金、签发盐引给太监作为工作经费等。宰相刘健、谢迁、李东阳，户部尚书韩文等与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等商议内外夹击，除掉刘瑾。准备让太监们先回去在明武宗面前说刘瑾坏话，第二天上朝文官们再发出致命一击，置刘瑾于死地。这个方案本来是不错的，唯独没料到文官中出了焦芳这个叛徒。本来焦芳没有参与此谋，但文官们设计的是九卿联名出劾，内阁附和的战术，他作为九卿之首的吏部尚书需要来牵这个头。其实以往也出现过某部尚书不愿意承担责任，临阵退缩的情况（张鹏），但不至于提前告密，这次实未料遇到了焦芳这个变异品种。焦芳素来厌恶正直的文官，尤其深恨刘健、谢迁多次否决自己的意图，这次抓住机会岂能不趁机出卖？焦芳紧急找到刘瑾，告诉他情况。刘瑾率“八虎”夜见武宗，逆转了形势，甚至将刘健、谢迁逐出内阁。

焦芳和刘瑾联手第一战便告捷，刘健、谢迁被逐后，焦芳顺理成章地补进内阁，授文渊阁大学士。不过明武宗相当信任李东阳，留下没走，并且晋升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占稳了首相之位。焦芳也绝非易与之辈，在刘瑾的大力支持下，于正德四年（1509年）也授予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虽因入阁较晚，排名于李东阳之后，但官、职、差均到极限，创造了明朝历史上唯一一次两位华盖殿大学士并列的特例。

焦芳能获得这样的特殊恩遇，是和刘瑾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所以他也非常诚心地投于刘瑾门下。每次说到刘瑾，焦芳都要称其为千岁，自称是刘瑾的门下，裁阅奏章时都要充分考虑刘瑾的心意。刘瑾毕竟文化层次较低，很多政事不是很通，焦芳便大展其才，尽心为其理顺。国家设立官制，本意是优选人才为国理政，这些阉人选拔出来的人才当然就是为阉人理政了，焦芳一个还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才”投在刘公公门下，才能形成势力。焦芳举荐的第一个人才当然就是他儿子焦黄中了。焦黄中其实才华不错，焦芳立志要让他夺得状元。但状元岂是想拿就拿，最后焦黄中考中了第二甲第一名，其实也不错，但没考中庶吉士，焦芳很不满意，去找刘瑾。刘瑾便给他想了个办法，直接授其翰林检讨，不久晋为翰林编修，取得了相当于榜眼、探花或庶吉士的待遇。但焦芳依然愤恨难平，深恨主考官李东阳和王鏊不帮忙。

焦芳又向刘瑾举荐了刘宇、曹元、张彩等人，都愿依附在刘瑾门下做“阉党”，刘瑾大喜，大肆提拔，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势力团队。刘瑾的思路非常清晰，他捞钱主要通过后宫，文官这边经营的重点不是钱财，而是人事。他很清楚掌握了人事就掌握了权力的源头，很多关节就可以给他的小太监们捞钱的行为保驾护航。焦芳入阁后需要更多的同党来执掌吏部，阉党分子鱼贯而入。

刘宇算是刘瑾阉党中比较搞笑的一个人，他的一些价值观连阉党都有点看不起。刘宇是成化八年（1472年）壬辰科进士，从知县起步，后因犯错被贬，但奇怪的是之后他又步步高升，这可能是他贿赂了某些人的结果。刘宇性情狡诈，非常善于侍奉上级，为其隐藏奸状。弘治中期，宰相刘健、吏部尚书马文升等名臣屡屡提拔刘宇，一直当到右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到了这么重要的边镇，刘宇考虑的不是保家卫国、建功立业，而是利用职权，走私贩卖战略物资，捞了不少钱，并用捞来的钱大肆贿赂权贵。兵部尚书刘大夏向明孝宗谈及这个情况，明孝宗派锦衣百户邵琪去秘密调查刘宇，不知为何却被刘宇所知，重金贿赂邵琪，为其遮掩罪行。但最终明孝宗还是知道了情况，甚至委婉地批评了提拔过刘宇的刘健、马文升等重臣，终弘治一朝，刘宇再未得升迁。

明武宗登基后，刘宇开始结交焦芳，并在他的引荐下投效了刘瑾。刘宇出手非常阔绰，刘瑾刚开始纳贿时一般期望值不过数百两的水平，刘宇初次见面便奉上万两，令刘瑾都大喜过望，连声道：“刘先生怎么对我这么好呀？”对你这么好当然是瞄着你的利用价值咯！很快，刘宇升任太子太傅、兵部尚书。焦芳入阁后，许进接替了他吏部尚书的职务。刘宇在刘瑾面前不断说许进的坏话，最终将许进挤走，自己当上了六部之首的天官大冢宰（吏部尚书）。然而，升了官刘宇却发现不如在兵部的时候实惠。尤其是文选郎中（吏部负责任免文官的司长）张彩也深得刘瑾厚爱，实际上才是阉党头号人物。《明史 阉党列传》中焦芳、张彩有本传，刘宇、曹元这两位宰相却只有附于焦芳的附传。官员的升迁任免张彩都直接向刘瑾、焦芳汇报，刘宇成了光杆司令。刘宇想到自己花了那么钱，从兵部尚书改为吏部，现在却捞不到钱，不由得郁郁道：“兵部本是极好极好的，何必跑到吏部来嘛！”

张彩其实才是刘瑾私下最喜爱的文官，只是起步比较晚。张彩是弘治三年（1490年）庚戌科进士，初任吏部主事。张彩为人巧媚，而且善于沽名钓誉，很多名臣都被他所蒙蔽，非常喜欢他。有些给事中、御史弹劾张彩滥用职权，马文升等名臣还为之辩护。正德后，刘瑾崛起，焦芳因为张彩是刘瑾同乡，所以引荐给他。不巧有人举荐张彩去陕西边关任职，错过了见面。后来总算见着了面，未料刘太监一见倾心，完全被张彩英俊白皙的外貌所倾倒，紧接着又被张彩的口才机巧所折服，紧握住张彩的青葱玉手激动地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得遇你这样的神人！”当时吏部文选郎中的位置空出来，本来应该验封郎中（吏部排名第二的司长，主管爵位、恩荫等工作）石确顶上，已经通过了会推程序，吏部已经将任命的奏疏报上去了，刘瑾急令吏部将奏疏追回，改为张彩。张彩从此投身阉党，一心侍奉刘瑾。

不久刘宇排挤走了许进，接任吏部尚书。刘宇深知张彩是刘瑾最宠信的文官，也非常注重巴结他，堂堂一个尚书，却经常在一个郎官面前奴颜婢膝，官场的公共秩序已经被这些人的私党关系搅乱。半年后，张彩升为右佥都御史，有一次和户部右侍郎韩鼎一起上朝，拜谢时张彩拜起自如，好似体操王子般敏捷，韩鼎却跪下后半天起不来。谷大用、张永等太监在旁看了窃笑，说刘瑾你怎么就用这样的废物？刘瑾有点不好意思。太监们接着又说张彩可真是风采英毅，男人中的极品，姐妹们——哦不——我们都好羡慕呢！刘瑾转而大喜，第二天罢免了韩鼎，重用张彩，很快超擢为吏部右侍郎。

其实韩鼎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能臣，弘治年间多次直言进谏，不惜得罪权贵，一度将明孝宗皇后得罪得很惨，被皇后追着攻击了许多年，所幸有圣君明孝宗一直庇佑，才得以继续升迁。后来韩鼎任右通政使，驻在安平镇（今河北香河），负责京畿的水利，离任后当地百姓为其建生祠祭祀，可见其爱民如子，政绩卓著。但这样一位好官，太监们却以其手脚不灵活加以耻笑，继而逐出朝堂。太监们看人的标准大致便是如此了，首要是为人巧媚，其次是相貌英俊，至于人品才华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了。其实以他们自身的知识水平也无法评判别人的才华高低。至于人品，恐怕他们实施的是逆向选择，人品差的他们才喜欢吧。像张彩这种相貌好、人品差的巧言令色之徒正是太监们最爱的美男子。

为了继续提拔张彩，刘瑾安排刘宇入阁，给张彩腾位置。张彩一年之间便从郎中超擢为尚书，而且还是六卿之首的天官大冢宰。张彩离开吏部前的同僚都还在原位，见到这位新尚书都惴惴不安。果然，张彩立即变了一张脸，对昔日同僚非常严厉，丝毫不留情面。这种巧言令色之徒都是这样，对上位者极尽巧媚逢迎之事，一旦他到了上位，必然对下级穷凶极恶。有时候非工作日，一些公卿有急事要找刘瑾，等很久都不得召见。张彩故意徐徐来，直入刘瑾的小阁，欢饮而出，才给众人打招呼。一般人说到刘瑾，都尊称为“刘太监”，唯独张彩故意称之为“老头子”。渐渐地，大家都知道张彩和刘瑾关系确实不一般，以刘瑾的礼仪侍奉张彩。

美男子张彩除了贪钱，还非常好色，贪色的人往往比贪钱的人更难控制以权谋私的欲望。张彩当权时，贿赂他的金帛奇货堆满了他家门前的巷子，但他很少去理，只让管家代收，自己专心渔色。张彩听说抚州（今江西抚州）知府刘介娶了一位美妾，于是将其提拔为太常少卿，然后盛装前往道贺，问：“你用什么来报答我？”刘介惶恐道：“除了身体，都是公物。”张彩说：“没错呀！就是用身体呢！”别误会，是指美妾的身体。张彩让人径直入屋取了刘介的美妾，扬长而去。张彩又听闻平阳（今浙江温州平阳县）知府张恕的小妾也很漂亮，就直接索取。张恕不肯，张彩指示亲信御史劾其罪，判充军。张恕连忙献出小妾，才减免了罪责。至于想升官的人，只要贿赂到了位，张彩就写一张纸条，指示亲信举荐，然后他在吏部通过，大量幸进之徒由此而入，同时这些人也都算加入了阉党，成了他们一条线上的人。

随着张彩这类新秀的不断崛起，焦芳、刘宇之类的老阉党都被挤到了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贬官。刘宇能入阁很大程度上是被张彩“挤”进去的，和他情况相似的还有曹元。刘宇从兵部尚书改为吏部时，曹元接替了兵部尚书之职，不久由于阉党新秀王敞要当兵部尚书，于是刘瑾就安排曹元入阁，给王敞腾位置。刘宇、曹元整天在内阁没正事可干，就饮酒谐谑打发日子。但这也正是当阉党的好处，换成外人哪有被排挤升官的道理，被排挤早就罢官甚至被构陷下狱了。所以加入阉党有这么大好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削尖了脑袋挤进这个行列，从最初的焦芳一位“阉党宰相”开始，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阉党体系。大明官场的形势也从噤若寒蝉的“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演进为竞相奔走阉党门下，慢性病毒开始从病灶之内向帝国的整个身体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