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挺之最近被两件事搅得心烦，一件是朝廷的公事，一件是家里的私事。

公事就是他在朝廷上失宠了。

苏轼的处世哲学是知世故而不世故。赵挺之与其相反，他是知世故而玩世故，所以，俩人同朝为官却境遇不同：前者磕磕绊绊， 屡遭贬职流放，差点还赔上性命；后者则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官至丞相，大宋朝昏暗时期的通病可从中略见一斑。但赵挺之也不属于昏庸、奸诈、无能之人，只是极致的世故圆滑的官僚而已，不像蔡京、高俅等辈，用阿谀奉承取悦皇上，靠诬陷诽谤他人出人头地。赵挺之有学问，是进士出身，也是学富五车之士。在仕途中， 他也多有建树，有胆有识。譬如他早年在州府中任学监时，该州府几百名衙役因常年拖欠饷银，发生暴乱，冲进府衙，吓得知府等一应官员跳墙而逃，而赵挺之坐在衙门里稳若泰山，高声呵斥冲进来

的衙役，令其跪地认罪。最后，他开库取银发放欠饷，并法办首要， 平息暴动。此举深得朝廷赞许。

还有一年黄河汛期，一州县要搬迁千户居民。赵挺之实地查看两

处地势，认为不搬为好，此处地势比要搬迁的地方地势要高。知府不听，后证明赵挺之的建议是务实的、正确的。

在王安石除旧布新的政纲下，时任知府的赵挺之大力推行新政， 也成绩斐然。赵挺之的政绩与蔡京、高俅等舞文弄墨、阿谀奉承、结党营私者不可同日而语。总之，赵挺之为官谈不上坏，也谈不上好， 老道油滑有之，功劳政绩也确凿。即便老奸巨猾的蔡京，也没看出他鼎力举荐的赵挺之后来是他强有力的政敌、对手，并让他一度下台赋闲。别看赵挺之推行新政不遗余力，但他并不属于元丰新党，也与元祐旧党很少瓜葛，这就是他圆滑之处。王安石除旧布新，他升迁。司马光废除新政，他晋级。在新旧两党，在他们各自的后台太后与宋徽宗之间，赵挺之可谓左右逢源，游刃有余，这就是他的世故。

宋徽宗时期，元丰新党与元祐旧党之间的争斗和相互倾轧，已到了非你即我，不共戴天之势。两党之争也远远超出了王安石、司马光时期除旧布新与反对实施新政的激辩和争锋，而步入了纯粹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争宠吃醋的权利角逐和相互倾轧的境地。这边司马光走了，苏轼来了。那边王安石走了，蔡京上来了。朝政上，太后专权时喜欢旧党；宋徽宗亲政后又启用新党。宋徽宗的朝廷一时天昏地暗，不得消停。面对朝政的风云变幻，赵挺之仍然是靠中庸、搞平衡、善调和的手段稳坐“钓鱼台”。

但近来他这个套路，越来越不灵光了。他几次没走好，都几乎成为风箱里的耗子，两边受气，两边为难。这在以前是绝没有的，什么原因呢？原来是他最近与蔡京交恶了。

此时的赵挺之可谓是官运亨通，他的上面只有蔡京一人。蔡京又

是他的提携人，他本应唯蔡太师的马首是瞻，与其联手左右群臣。但赵挺之没有这么做，他有他的为官之道，深得蔡太师的器重、提携， 又有同僚的人缘，还得到皇上的首肯，又一次彰显了他的圆滑世故之处。但成为吏部侍郎后，再搞人云亦云，再走中庸之道，再没有棱棱角角，就显得平庸和没有价值了。况且宋徽宗需要一个既不结党营私，又能与左丞相分庭抗衡的人，这一点他赵挺之心知肚明。所以， 他和蔡京自然不会一个鼻孔出气。唯蔡丞相的马首是瞻，左右群臣， 只是蔡京的一厢情愿罢了。

唯俩人意见相左的第一事，就是商议关于当年送辽岁币的奏章上。

这又勾起了大宋朝百年的老话题。

景德元年（1004 年）的澶渊之战，宋、辽间的战事，大宋算是胜了，但却与辽国签了个每年赠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澶渊之盟”，赠送的钱物称为岁币。

这是个朝廷的老话题，大致有两种说法，但都是一个结局。

一种说法是：澶渊之盟维持了宋辽边境百年的和平稳定，促进了边境贸易的发展，对大宋朝长达百年的国泰民安起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每年花费不足百分之一的库银，保障大宋朝国泰民安，不但值得，而且英明。

另一种说法是：赠送岁币已有百年，辽国不但觉得理所应当，甚至更加得寸进尺、贪婪成性，早晚养虎成患，不如早日战备强兵，以绝后患。

前一种说法，在澶渊之盟签订后的前三十年，非常盛行，被视为当年皇上的德政进行颂扬，几乎成为一家之言，但宋明道二年（1033 年）“重熙增币”之后，后一种说法渐渐形成气候。明道二年，辽国

趁宋、夏战争之际，对大宋重兵压境，逼迫大宋追赠岁币。大宋无奈，追加岁币为白银 20 万两、绢 30 万匹才了却此事，史称“重熙增币”。这一事件，的确惹得大宋朝野上下怨恨、愤慨，备战强兵的呼声响了几十年。但这种情绪和声响随着岁月的流逝也就渐渐平息了。按照追加的数量，岁币年年照送如常。

后一种说法的奏章每年在朝堂上也被慷慨激昂地呈上，皇上会认真倾听，朱批赞许已成惯例。然后准奏的却是“体恤辽国的境况，大宋仁兄送大辽兄弟岁币尽显情谊”。

后一种说法，每年在朝堂上，几乎成了岁币的装饰物或遮羞布， 或是一种怨气或压抑的宣泄物。说是说，做是做，说得慷慨激昂，做倒也是一丝不苟，及时如数送上岁币，不然辽国就要大兵压境，刀枪相见了。刀枪相见不是要花更多的钱吗？而且劳民伤财生灵涂炭，很不划算的。这种滥调成了“澶渊之盟”的精神支柱。

到了宋徽宗时期，说得不仅激昂慷慨，做得也是认真妥当。特别是宋徽宗批阅岁币奏章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峰如兰竹，让人感悟到威权里的艺术美。

这一年，又朝议岁币，依然说是说，做是做。批阅奏章仍是瘦金体。只是多了段插曲，插曲的主角就是蔡京、赵挺之的唇枪舌战，并且把皇上也给搅进去了。

办理岁币的官员手捧准奏了的折子，小心翼翼地退到一边，只等观看百官们今年的宣泄了。与往年一样，两种说法交替上场，依旧是有理有据、慷慨激昂，但都是毫无新意的老调重谈，听得宋徽宗昏昏欲睡。

蔡丞相看到时机一到，就轻声咳嗽了几声，朝堂上马上静了起来，宋徽宗也睁大了眼睛看着蔡爱卿。蔡京手捧奏章，高声奏道： “臣有本要奏。”得到宋徽宗的首肯后，蔡京娓娓道来。奏本的标题

是：联金以抗辽废澶渊之议，收燕云之地。

大致内容是：原辽国臣属女真之族今日强大起来，与辽国分庭抗礼，近来已独立建国，国号大金。两国交兵成必然之势。今辽国国贫兵弱，与明道之年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我大宋收回失地，废除岁币之良辰吉日，不可错失！现我大宋应与新兴之金国达成联盟，夹击辽国；两国灭辽后，送辽之岁币移送金国，燕云十六州重回大宋。此乃我朝百年夙愿和福祉也。

奏章洋洋万言，有理有据，入情入理，甚至具体到宋、金两国合约的条款和实施的细节步骤。宋徽宗听得津津有味，不住点头赞许， 几次击掌叫好。百官听得更是如醉如痴，群情振奋。蔡京奏毕，呈上奏章，也激动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这是大宋朝廷自“重熙增币” 后，朝廷上出现少有的上下同心、群情激奋。

赵挺之听了奏章，惊得一身冷汗，心想：蔡丞相文人误国呀！国策大事，事关千秋，岂是儿戏？岂能独断专行？

原来，蔡京的奏章是在一次文人墨客的酒会上，他酒后即兴酝酿的，且在大家的恭维、赞赏和一片叫好声中，一挥而就。要说是一篇讨伐檄文或是一篇立志报国的文章，确实文采飞扬，鼓舞人心。但是作为呈给皇上的国策奏章，未免太过儿戏。赵挺之当时也在现场， 听了蔡京等人的酝酿过程，就很反感。草拟奏章本应在朝廷、官邸之内，岂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况且妄议朝纲不仅有点哗众取宠，且有泄密之嫌。蔡京等人看到赵挺之有不悦之色，只当他是受了怠慢，心存不悦，就几次三番地要听他的高见，赵挺之回答得很干脆：对时局判断得不准确，许多地方欠妥当，条款不合时宜，应从长计议。

酒会不欢而散，蔡京等人感觉赵挺之羽毛丰满了，已不把他蔡京放在眼里。

赵挺之则一直等待与蔡京“从长计议”。他想：重大的国策政见，朝廷重臣之间一定要默契一下的，这是规矩。况且，他俩都知道，宋徽宗是性情中人，呈上去的奏章一定要稳妥、靠谱，不然宋徽宗性情激动之下瘦金体一朱批，如果出了问题，尴尬的不只是他俩， 还得连带圣上，这些都还在其次，关键是误国误民！

看了宋徽宗听奏章的表情，赵挺之急得不知所措。特别是蔡京奏道：灭辽后归还燕云十六州，宋、金的关系为伯侄，比宋、辽的兄和弟的关系高出了一个辈分，宋徽宗听了击掌叫好时，赵挺之简直要怒发冲冠了。他心里暗骂：蔡京揣摩圣心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为了取悦圣上不惜误国误民，与奸臣无异。

当听到宋徽宗说道“赵爱卿”时，不等宋徽宗说出“意下如何”， 赵挺之连珠炮似地连说三点：“首先，奏章对宋、辽、夏、金之间的利害关系看得太过浅薄，太现实，既没有权衡好利弊，更没有深谋远虑。的确，辽国目前确实是积贫积弱，又受到夏、金两国的夹击，已经没有多少精力来骚扰大宋。大宋、辽、金已成相互制衡的稳定状态。辽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成了大宋抵挡和牵制金、夏，甚至蒙古的一道屏障和力量，打破平衡最不划算的无疑是大宋。

“其二，把送辽的岁币移赠给金国，这对大宋有何区别？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至于奏章中说的灭辽后归还燕云十六州，宋、金的关系为伯侄，比宋、辽的兄和弟的关系高出了一个辈分，这种想法纯粹是一厢情愿。

“其三，奏章中说有强兵御边的意义。岁币又没有充实到大宋的军费，燕云十六州，只是口头应诺，比起‘完璧归赵’的故事中，玉璧换城池还没谱。强兵御边纯属无稽之谈。”

赵挺之一口气说完三点。至于措辞、语气，以及他该有的温文尔

雅，他全没有顾忌，全然不是以往慢条斯理的赵挺之。

蔡京看了赵挺之的表情心里笑了，心想：儒雅之士，如此失态， 是嫉妒到极点的一种表现呀。酝酿奏章时，赵挺之消极鄙视。今天又把奏章说得体无完肤，看来正夫兄不淡定了，可见奏章戳到了赵挺之等人的软肋。在这些人的眼里，他们才是深谋远虑、运筹帷幄、指点江山、肝脑涂地的正人君子，我等只是舞文弄墨、媚上欺下、结党营私的权臣贼子。今天，你正夫看到了，听到了，知道了，我等的见识、魄力、能耐！百年来，谁可曾见过这样有胆识、有魄力、有远见的奏章？赵正夫，我蔡某不是等闲之辈，不要总是门缝里看人，把人瞧扁了。想到这儿，蔡京捋着细细的胡须，心里有点感慨，想到多年来，自己几起几落，苦心经营，费尽心机，仍受猜疑、诋毁时，他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伤感和委屈，又想到自己一手扶持的赵挺之谈论奏章时鄙视、嘲讽的言辞表情，更是恨得牙根痒痒。想到这儿，蔡京觉得有必要再刺激一下赵挺之，让其表现得更充分一些。他知道，人在不理智的状况下最容易干傻事，说出格的话，便说：“正夫兄，有话慢慢讲嘛，犯不着赌这么大气，毕竟您也是位极人臣，天子脚下，朝廷之上。老兄常把胸襟、儒雅、道理挂在嘴边，今天怎么能口出粗鄙之语呢？正夫兄可以据理力争，可以举例驳斥嘛。”赵挺之听了蔡京的挖苦讥讽，觉得这人耍的伎俩是典型的权臣贼子手段。这里在谈论政纲，言语粗糙、鲁莽一些在所难免，但都是就事论事，如果抓住一点瑕疵，就把话题转为人身攻击、人格侮辱，进而挟私报复，达到公报私仇的目的，就属下贱的作为了。赵挺之知道不能上此人的当，就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嘿嘿冷笑道：“元长兄倒是儒雅得很，任何场合都不曾说荤话，只是偶尔说些浑话。”

蔡京说：“好好，那就恭请正夫兄指正一下在下昏在哪里？我等

洗耳恭听。”说罢，笑眯眯地看着赵挺之。赵挺之对他作了个揖， 说：“蔡丞相，多有得罪。”然后面向百官说：“诸位，今日大宋朝边境平安无事，百姓安居乐业，是宋、辽、夏相互制衡的结果，联金打辽必然破坏平衡。元长兄可记得辽国立的‘关南誓书’？接受岁币后，辽国按照‘关南誓书’的约定，有义务向夏施压，逼迫夏不在宋朝边界挑起事端，并向宋称臣。若与辽关系破裂，等于我大宋撕毁‘关南誓书’，宋、夏战事必起，辽国能不趁火打劫？至于燕云十六州必须武力收复，焉能以诺言为凭？至于兄与弟、伯与侄的称谓， 焉能当真而窃喜？元长兄不浅薄、不幼稚、不是舞文弄墨、性情使然乎？再则，辽金交恶，与我朝何干？坐收渔利即可，联金打辽纯属画蛇添足，于我朝没半点益处！”百官听罢，马上窃窃私语起来，朝廷上一阵嗡嗡的私语声。

蔡京听到“关南誓书”，也是一个激灵。从这个角度看，他确实考虑得不够缜密、深远。原来这就是赵挺之说他浅薄、幼稚之处。但他想：百密一疏，以偏概全，仅凭这点就能否掉整个奏章？但他一时又找不到弥补或反驳的言辞、论据。但不说两句，脸面又有点挂不住，就随口说道：“兵法曰‘远交近攻’，这点粗浅的道理正夫兄也需点拨？”赵挺之听了鄙视地瞥了蔡京一眼，淡淡一笑道：“元长兄是以文人墨客之情怀，谈朝政论兵法。”蔡京听了此言，眼睛一亮， 随即闪过了一个险恶的眼神。他用手做了让大家肃静的手势，说： “大家肃静，肃静。正夫兄刚才说‘以文人墨客之情怀，谈朝政论兵法’的说法我不太明白，愿闻其详。”赵挺之看到朝廷上，皇上和百官似乎听明白了自己的观点，觉察到蔡丞相奏章的偏激和不妥，刚才一边倒的形势已有翻转的可能，心中轻松了许多，心情也平静下来。听到蔡京让大家静下来，听他解释，就随口说道：“所谓以文人墨客

之情怀，谈朝政论兵法，就是此‘情怀’性情多于谋略，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朝政大事，毕竟不是书法字画；治国理政毕竟不是琴棋书画，所谓‘文人误国’就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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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挺之的解释一出，蔡京背过身去，一阵得意、尽情的奸笑，心想：赵挺之，你今天算惨透了。朝廷上，百官也惊得目瞪口呆，顿时鸦雀无声。只听御座上“啪啪啪”三声，一贯温文尔雅的宋徽宗听到赵挺之这般解释，顿时火冒三丈，把御案敲得震天响。宋徽宗手指着赵挺之，嘴巴张张合合，他想斥责，但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气得又“啪啪”拍了两下御案。赵挺之看到皇上和百官们的表情，猛然一惊，但后悔莫及了，只能暗恨自己逞强失言，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了。

宋徽宗这个皇位坐得并非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况且民间又有他是南唐李后主转世再生之说。所以，他继承帝位，朝野上下颇有微词，但毕竟是关系身家性命的事，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当面戳穿，今天被赵挺之捅破了。

宋元符三年（1100 年），年仅 25 岁的宋哲宗，也就是宋徽宗的哥哥驾崩了。因为哲宗没有子嗣，按大宋律例，继位人理应按嫡亲、长幼的顺序，在哲宗的几个兄弟中择选。按嫡亲择选，是哲宗的同母兄弟简王继承大统。按长序择选，则是年长的申王应当继位。当时的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在兄弟中非嫡非长，却坐了帝位，其中多少有点蹊跷和故事。

这事还得从哲宗、徽宗的父皇宋神宗说起。宋神宗的正宫娘娘是向太后，但神宗宠幸的却是侍女出身的朱嫔妃，就是哲宗的母亲。向太后无子嗣，宋神宗大行之后，哲宗在太皇太后高氏的鼎力支持下， 继承了大统，其母朱氏也母以子贵，被亲政后的宋哲宗钦定为太后，

这让正宫娘娘向太后颇为尴尬和不满。

哲宗大行之后，按大宋律例，理应是宋哲宗的同母兄弟，也就是朱氏的另一个儿子简王继位。这让当朝掌权的向太后极为反感，当然极力反对。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被向太后从中作梗，事情就复杂起来。当朝丞相章惇据理禀奏说：依大宋律例，兄弟间择选，应以嫡亲为先。哲宗的嫡亲兄弟简王理应继承大统。”向太后质问章惇：“哀家本人没有子嗣，何为嫡、疏？神宗的儿子都是哀家的儿子，又何分嫡、疏？”向太后的质问显然是强词夺理，混淆黑白。嫡亲，明摆着是宋哲宗的同母兄弟简王，跟向太后扯不上关系。但向太后以正宫娘娘的身份，说出这样的道理，众大臣也不敢挑明了反对。章惇听了知道向太后明显是以私念干涉朝政，就厉声强调：“简王就是哲宗的嫡亲兄弟，毋容置疑。”向太后则怒色呵斥章惇说：“章丞相从中离间哲宗兄弟，居心叵测。”章惇与向太后各持己见，陷入僵局。大臣们看到丞相与向太后僵持不下，就退一步，提出考虑以长为序，按大宋律例，否了简王，提出当立年长的申王继位。向太后听了还是不准， 说申王有眼疾不适于继承皇位。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章惇等看清了向太后居心用意，于是想采取拖延计策，静观其变，躲开向太后嘟嘟逼人、不容理论、乱中取胜、瞒天过海的伎俩。但向太后以“天下不可一日无主”为借口，急于册立端王继位。章惇等冒死再进谏说：“废立，是关乎江山社稷的头等大事，要符合祖宗的章法和律例，独断不行，草率不得。”向太后则说：“神宗曾说‘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当立。”以此为借口，要求册立端王。显然向太后还是无中生有，神宗此话，何时何地对谁说的？ 退一步讲，宋神宗确实有此说法，如果是神宗在世时说的，怎么立了哲宗？如果是早年对端王的褒奖、遗训，可有文字为凭？群臣听了却

不敢言语。此时，朝廷的一帮权臣看透向太后心思，明里暗里就是要立端王继位，倾向、同情向太后的逐渐多了起来。

向太后拟宣旨册立端王，章惇厉声对向太后申明大宋律例。向太后的近臣曾布则大声斥责章惇等违规与逾制，不忠不孝，全没有君、臣间的礼数。章惇对见风使舵、曲意迎合、阿谀奉承的权臣严厉斥责。向太后深知章惇德高望重，并不敢硬来，便采纳章惇等的建议， 妥协道：“章丞相想听听诸王见解，可招众王进殿商议，并由章丞相引荐众王进殿商议。”

章惇引荐众王到殿前，可向太后只宣旨端王进殿，随即宣读懿旨：“册立端王继承大统。”章惇高喊：“太后不能，端王轻浮，不得为君。”曾布呵斥道：“听皇太后的。”向太后问章惇，端王已尊懿旨继位，为大宋徽宗皇帝，你还有什么说的？章惇有气无力地说： “有，我还有重要的话没说，就是大家都是知道的，我……我……” 章惇支支吾吾，最终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章惇要说的，满朝文武都知道，但没人说，也不敢说。章惇显然已把自己的仕途、命运豁出去了，但身家性命还是要顾及的，所以，他也没敢说出口。

宋徽宗出生那天，宋神宗到秘书省，看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突然觉得非常有缘，欣赏、赞叹，赞赏了多时，久久不忍离去。当晚，端王降生。宋神宗感慨端王定是李后主转世投胎，众人应声附和。果然，端王自小聪慧异常，神童一般，长大后更是才华横溢，字画双绝，成了朝野公认的文人墨客的领袖人物。李后主转世之说传得更加绘声绘色，朝野上下更是深信不疑。宋神宗很是引以为豪。

从黎民百姓到文武百官，对端王殿下的才华都十分敬佩，当朝的文人墨客们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对当时的端王是最好的褒奖、赞誉。端王本人也是陶醉其中，并以李后主转世为荣，他也乐意人们到

处传颂。

但端王继位，变成宋徽宗之后，文人墨客、才华横溢和李后主转世投胎的赞誉和传说就不适合了，毕竟是大宋朝的皇帝，要的是文韬武略、治国安邦，忌讳的就是墨客、情怀这种单调桂冠。特别是李后主的身世，是他最忌讳、最痛恨、最反感的说辞—亡国之君呐。试想：文人墨客再加上李后主的投胎转世等于什么？文人误国、亡国之君嘛！所以，赵挺之的解释戳到了宋徽宗的痛处。

宋徽宗坐皇位之后，这种联想和猜疑在朝廷上下多有传播，在街谈巷议中也是个话题。甚至辽国、夏国对宋徽宗当朝理政也微词不少，对他文人墨客的情怀也时有耳闻。宋徽宗瘦挺爽利、侧峰如兰竹的瘦金体手迹，不仅为大宋朝的文人墨客赞叹折服，还倾倒一大片辽、夏的贵族权臣。当宋徽宗的《大观茶经》传到辽、夏后，令两国的君、臣感到困惑和狐疑：日理万机的皇上，竟有如此的闲情逸致？ 辽国的使者，曾探寻大宋大臣：“贵国是否有意把《大观茶经》也列入大宋的科举试题？”其中明显有讥讽之意。这些街头巷尾的微词、联想、猜疑，宋徽宗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对赵挺之的解释，愤慨程度可想而知。

宋徽宗这个皇上当得确实有点理亏，但他却是个才艺双绝的大家，也算得上一个仁义、宽厚的君主。听了赵挺之的一番解释，宋徽宗当庭龙颜大怒，惩办赵挺之的怒气一时不可抑制。但退朝后，他左思右想，怒气先消解了一半。大理寺卿和制勘院都追问宋徽宗如何处置赵挺之。他只是摇摇头，叹了口气，不耐烦地说了几句：“罚俸禄吧，罚他俸禄。”罚俸禄，罚多少呐？罚俸一年，赵挺之一家老小， 怎样存活？那就罚半年，又想了想，还是太多。“罚俸禄三个月！” 宋徽宗很严厉地说道。大理寺卿和制勘院的这才退了下去。这就是宋

徽宗的性情和处世风格。

他的这种性格、性情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并不多见。就拿赵挺之这件事，历代帝王们遇到这样的情景和臣子犯上的言辞，会怎样处置？杀、剐可能占极少数，革职、查办、打进大牢的可能就不在少数了，贬职、流放、撤职应该要占绝大多数。但对赵挺之，宋徽宗却只是罚俸。对直言死谏让他差点没坐上皇位的章惇，宋徽宗也只是削职贬官，让其到偏远的州县去做官而已。作为帝王的宋徽宗似乎柔情多了点，当然这与大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定下的不得擅杀大臣的祖训也有关系。

虽然是柔情处罚，皇恩浩荡，但赵挺之失宠了、败北了确是现实。

赵挺之闲在家里，却淡定了。

这些年，在新旧两党中走平衡，还得看皇上的脸色，确实让他心力交瘁。人们看他是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里的甜酸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许多愁苦和难言之隐，只能烂在他心里；有些委屈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宋徽宗启用他的用意是制衡蔡京的专权，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他对蔡京等人的所谓栽培扶持的言语，只是认真地敷衍，怎么办他却心中有数。宋徽宗曾面授机宜，让他抑制蔡京在边境上的盲目作为，他谨记在心。这回他本想通过对奏章的批驳，向宋徽宗表明自己是有心之人，不会与蔡京等人成为一丘之貉，对蔡京等人的政见也不会人云亦云，让圣上明白他赵挺之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作用和价值，以此获取宋徽宗的倚重。但百密一疏，好马失蹄，他竟然逞强失言，犯了大忌，触怒了龙颜。他开始恨蔡京这个阴险狡诈的老狐狸，挖坑陷阱， 摔得他鼻青脸肿。但赵挺之是个明白人，转念一想，自己也笑了，他

能怨天尤人吗？他赵挺之不是个三岁的孩子，聪明反被聪明误，自作聪明，逞强争宠，说谁呢？想到这儿他也汗颜了。

赵挺之又想，今天假如他不失言，情况会如何呐？他就不会失宠，不会败北？他摇摇头笑了。他笑自己太过天真，总想不可为而为之，不可争而争之。他的失势和宋徽宗的一边倒是大势所趋，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岂是只言片语能轻易左右的？至于自己的制衡作用和皇上的面授机宜，那都是臣子应尽的本分和君臣之间的默契，用这些来争得自己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和倚重，作为与蔡京等争宠的砝码，那才幼稚呐！他是把制衡作用和面授机宜这些事想得多了，过分了，转过头来想想，他以这些为底气、为筹码、为资格与人争锋，他才是性情、情绪使然。想到这儿他真有点后怕了。

自宋徽宗亲政之后，朝廷上逐渐形成了新党通吃的局面。新党的精神领袖王安石甚至要被大家抬进文庙，地位高得有点吓人。蔡京等也随之狐假虎威，他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对旧党势力又打又拉，结党营私，在新、旧两党间又大耍两面手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弄得新旧两党都把他当成好人。随后新旧两党泾渭分明的局面被打破，朝廷百官都唯蔡京马首是瞻，朝廷上乍一看确实一团和气。这一景象让宋徽宗从上面一看甚是高兴，觉得蔡京真正了解了他的心思—超脱新、旧两党之争，只做孤家丞相。蔡京从而博得了史无前例的倚重。当时赵挺之也听人揣摩圣意，说蔡丞相马上要成为蔡太师了。他就是不失宠、不败北，在蔡太师眼里又算个什么？

赵挺之最近觉察出蔡京又要有个深得圣意的大举动—立耻辱碑。这是蔡京揣摩宋徽宗心思后，蓄谋已久的举措。他知道宋徽宗对旧党深恶痛绝，对其人其事始终耿耿于怀。他就想以铲除旧党，让其遗臭万年为由，给旧党干将立个耻辱碑，以博得宋徽宗的欢心，借此

达到他清除异己，消除党争，杜绝后患的目的。他的设想虽然得到宋徽宗的默许，但朝廷上的阻力很大。因为立碑涉及人数太多，又涉及他们家人、亲戚、门生、学生、朋友，甚至故去的旧党人员也在此类。传闻一出，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抵触情绪非常强烈。给几百个人在全国到处立耻辱碑，并让其子弟永不得录用，反对者觉得此举不仁不义，甚至荒唐龌龊。后来这事就搁置下来，朝廷上下又恢复平静， 大家又是一团和气，权当此事已成过往烟云。赵挺之逞强失言之前， 当然是抵触情绪的中流砥柱和坚决的反对者，但失势、败北之后他就不敢出声了。蔡京抓住这个机会，又在鼓动立碑之事了。

此时，不知情的官员们，像往常一样，不分党派地走动、交往， 无话不说。旧党的官吏们到处还念叨着：蔡丞相秉公办事，公正无私，了结了几十年的党争之疾。当得知蔡丞相差遣大量人员又在收集旧党言论、行迹及往来之人时，大家才了解蔡京蔡丞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嘴脸。此时，旧党人已是后悔莫及。许多不知情的人，被认为是跟元祐旧党走得近了，被打上了是不是元祐党人的问号。谁有权利给人打问号呢？当然是蔡京蔡丞相，这就是他消除异己、结党营私的险恶手段。赵挺之想到这儿，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暗自庆幸，幸亏他与两党之间的距离掌握得很有分寸，不偏不倚的，总算没有落入蔡京的圈套，否则连带他的逞强失言，就不是罚俸的罪过了。想到这儿， 他仰天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官场险恶呀！”

赵挺之随后又尝到了世态的炎凉。失势前，新、旧两党对他都是恭敬如宾。特别是新党，比如蔡京，遇到他远远就打招呼，近了就是嘘寒问暖。对他的文章、政见更是恭维有加。而现在，这些人与他碰面，连敷衍都显得漫不经心，要是跟他们聊上几句，嘴里净是哼哼啊啊的声音，偶尔打个趣，逗个乐，这些人发出笑声都是干瘪瘪的，

嘴上咧嘴笑着，气却从鼻孔里喷出来，笑得让人浑身发冷。旧党对他似乎态度如故，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但“热情”遮掩不了眼神里、骨子里流露的轻蔑。赵挺之心想：我正躲闪不及呢，咱们正好敬而远之。欧阳修的《朋党论》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赵挺之心想：我与你们两党都有过同道，你们谁以我为朋了？向太后当权倚重旧党时，新党以我为友朋；我受宋徽宗恩宠时，旧党倒是都以我为友，这不就是趋利，不就是小人吗？他对新党一肚子怨气，但丝毫不敢吱声；他对旧党心存埋怨，更是无从、无处说起。但是他也看见，不论新党、旧党，也是党中有党，派中有派。连蔡大丞相的公子还跟他老子不一心呢，爷俩还争权夺利，这朝廷能让他蔡京猖狂一世？

赵挺之静观其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