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华夏大地上能绵延传承两千余年，并且辐射影响周边十几个国家，自然有其精，妙之处，虽然其自汉代之后就屡遭篡改，到了蒙元一朝，更是被竖儒许衡等人糟蹋得面目全非，但无论是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还是于朱重九那个时代的社会契合程度，依旧是当世无双。

换句话说，在一个能完整读写自己名姓就算识字，文盲率依旧高达九成以上的时代，能读得起书的，几乎全都不是普通人家，而谁家的孩子向着谁说话，当这些读书人掌握了权力，参与到一个政权的日常运作之时，就会自然而然地为所出身的阶层谋发声。

所以儒学无论最初诞生时是什么模样，在上千年的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就势必要替读书人和他们背后的家族，替整个士绅阶层张目，而士绅阶层的子弟在读书做学问时，也会本能地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理论体系，双方经历了千余年的相互选择，彼此适应，早就成为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当一个如此庞大复杂且根深蒂固的体系感觉到自己遭受了威胁的时候，其反扑急切程度和力度可想而知。

好在朱重九和他的淮安军一直占据着民族大义，早早打出了驱逐鞑虏的旗号，并且已经在历次战斗中，展示出了足够的实力，否则，当“平等宣言”发布之，所遭受的反扑力度，至少还要增加两倍。

好在蒙元朝廷的战争储备，在上次那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被脱脱、雪雪等人消耗一空，至今沒恢复元气，否则，刚刚安生了一年的徐淮大地，肯定又要被再度卷入战火。

好在韩林儿和刘福通等人俱出身于明教，与儒家子弟水火不同炉，否则，恐怕汴梁方面会迅速发现并利用这一次难得的时机，尝试将淮扬再度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在朱重八的实力与朱重九相差悬殊，而前者又向來行事谨慎，不愿为任何人火中取粟，否则，一场惨烈异常的红巾军内战，就要在长江沿岸展开。

好在淮安军中绝大部分中高级将领都是曾经与朱重九并肩作战过的老兄弟，而淮扬大总管府最近一年半來，又通过长江讲武堂对底层军官进行了轮训，极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力，否则，自家内部难免会有不测之事发生。

好在，淮扬各地的顽固士绅，这几年已经被“消磨”得差不多了，而那些不太顽固者，则通过入股淮扬商号及其名下的各项产业，赚到了比以往多出数倍的钱财，对大总管府的态度已经从敌对转为拥护，否则，很难保证他们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來。

好在，脱脱当年一场大洪水，让两淮的百姓彻底看清楚了，蒙元朝廷对汉人的真正态度，否则，在儒生们的倾力蛊惑下，说不定有人真的会站在他们那一边，、

好在，从三年前初下淮安，大总管府有一直通过学堂、科举考试和集贤馆，倾力招纳和培养跟自己志同道合的读书人，与此同时，大总管府的未來，也越來越对参与者有吸引力

好在

不知道多少幸运与巧合交叠在一起，才会得到一个最最幸运的结果。

这个幸运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后世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个阶段的断代史时，都经常为某一个假设而汗流浃背。

假设朱重九不是依靠一把杀猪刀杀到了淮扬大宗管之位；

假设朱重九沒有在先前那一系列事件中证明了他的目光确有过人之处；

假设刘子云、吴良谋、吴永淳、徐达等人不是他一手带出來的将领；

假设胡大海、伊万诺夫和阿斯兰、耿再成等人沒有受过他的恩遇；

假设朱重九沒有将每年底的商号分红，大多数都分给了手下人；

假设逯鲁曾、苏明哲、罗本等人是野心勃勃之辈；

假设蒙元那边当时主政的不是根基不稳的哈麻，而依旧是权倾朝野的脱脱

以上任何一个假设如果成立，刚刚长出犄角和牙齿的淮扬大总管府，恐怕都要直接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然而，历史终究不能假设。

虽然，后來是史书上清楚地记录着，吴国公、淮扬大总管、杀猪屠户朱重九，在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间，和非常不恰当的地方，被刘伯温逼得无路可退，所以才做出了一个不谨慎的决定。

但是，正是这个不谨慎的决定，让淮扬系走上了与前辈起义者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最终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了一卷辉煌。

不过，也有一些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他们通过大胆假设，非常直接地得出了，‘当时朱重九公开宣布他的《平等宣言》时，完全是投机取巧’这一结论，这份宣言与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者所秉持的纲领，实际上并沒太大差别。

陈胜吴广曾经提出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小波李顺提出过，“等贵贱，均贫富”；甚至被朱重九黑心算计成傀儡的徐寿辉也提出过，“摧富益贫”；其他红巾诸侯，包括刘福通、彭莹玉、布王三、朱重八和张士诚，在各自的地盘上，不同的时间，也都宣布过极为类似的政令，因为明教的基本教义里头，就有“凡奉明尊者皆为兄弟姐妹，财互通、力互助、彼此平等”的信条。”

只不过，这些人谁也沒有朱重九胆子这么大，做得那么干脆，直接把“人人生而平等”当作了整个淮扬大总管府所有政令的根基。

而在颁发此令的之前和之后，非但苏明哲、吴永淳等人家资万贯，府里使奴唤婢，朱重九自己家，照样是一个老婆八房小妾，外加丫鬟、仆妇、长工、亲兵无数。

换句话说，通过大胆假设，某些有良心的历史学家，非常轻易的就证明出，朱重九并非是真心想要“人人生而平等”，而是想标新立异，证明他的淮扬红巾与其他造反者不同，通过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吸引世人的目光，进而达到蒙蔽更多的群氓，前仆后继供其驱策的丑恶目的。

当然，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哪朝哪代都不缺，当他们终于还原了“一代奸雄”朱重九的真实面目时，被研究对象已经都死了数百年，谁也不会从棺材里做起來反驳他，也许是不屑反驳。

总之，历史是无数偶然碰撞后的结果。

至于碰撞的过程是惨烈，是血腥，还是风光旋旎，恐怕只有当时的人自己知晓。

也许当时的人，也沒考虑那么仔细，想做，便做了，至于结果，谁能就确定，不做，会比做了走得更远。

事实上，恐怕这才是朱重九的真实想法。

他在将“人人生而平等”几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根本沒想到，自己将站到全天下的儒林子弟的对立面。

受朱大鹏和朱老蔫的双重影响，他只是觉得，人和人之间互相奴役是一种罪恶，曾经发生在朱屠户一家的悲剧，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而如果不是目睹了太多的不公平，进而对整个社会环境都相当失望的话，朱大鹏也不会从一个技术骨干，迅速脱变为一个宅男。

这两辈子的记忆，都不精彩，都有太多太多的遗憾需要弥补，而能从根子上改变这些，或者说加以修正的，恐怕也唯有“平等”两个字。

只有人和人从精神和法律等诸多层面，达到了平等，才不会有官员子女仗着其父的余荫，去巧取豪夺，只有平等，才能遏制那种“草民活该忍受阵痛”，我儿子年薪千万的荒诞，只有平等，“大教授杀死了农民工应该轻判”的奇谈怪论才不会在二十一世纪还有生存空间，只有平等，“因为当时日本国文明程度更高，所以华北地区该接受日本统治，为此可以做出任何牺牲”这种鬼话，才不会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二战之后的中国法庭上，并且引起无数“公共知识分子”的共鸣

融合了两个灵魂，同时也记忆了两个不同时空所有不平的朱重九，不愿意看到悲剧和丑陋再一遍遍重复。

所以他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來，他开始努力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改变这个世界，他在那一刻，也许鼓足了勇气，却绝对沒想到会引发何等严重的结果。

令他非常开心的是，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之后，他发现自己眼前一下子就变得明亮了许多。

令他开心的是，刘伯温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來。

令他更为开心的是，在座的大多数文武，都对他的想法表示的支持，大伙刚刚脱离苦难未久，对从前的遭遇都刻骨铭心。

虽然此后的几个月里，大总管府内部，依旧陆续出现了一些杂音和反弹，但是在整个淮扬地区，这种杂音和反弹都沒造成什么影响，朱重九的威望足以将它们压下去，大总管府的财力，以及逯鲁曾、苏明哲、刘伯温、冯国用等人的能力，也足以将反对者造成的破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不过，來自外界的反弹和杂音，朱重九光凭借和威望和财力就无法彻底压下去了。

逯鲁曾、苏明哲、刘伯温和冯国用等人，使尽浑身解数，也只能保证，周边沒有任何势力敢主动向淮安军挑起战火。

而一些读书人和士绅自发行为，大总管府上下对付起來却有些力不从心，他们甚至起到的作用还不如蒙元朝廷，至少蒙元朝廷不想让士绅和读书人们参与进來，就可以随意按个罪名将他们折腾至死，而大总管府，却轻易不敢开因言罪人的先河。

更令朱重九这个大总管感到无奈的是，蒙元朝庭明明将读书人和士绅们都虐到猪狗一般了，后者却依旧心甘情愿地站在蒙元那边，继续对淮扬攻击不休。

端的是，大元虐我千百遍，我待大元如初恋。

更有甚者，竟然变卖的家产，遣散了妻儿奴仆，孤身一人南下，准备要亲自前往扬州，当面质问淮扬大总管府上下为何倒行逆施，。

骂贼而死，是一种荣耀。

儒家一脉传承千年，其中有多少见利忘义的不肖子弟，就有多少甘愿为了大道而赴汤蹈火仁人志士。

虽然，在他们的大道中，礼仪纲常乃是第一位的。

只要接受了礼仪纲常，异族统治不统治华夏沒关系，百姓受多少苦难也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