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大陆的各种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荼之际，张贤在金门岛的生活却显得有些平淡无奇了，在刘安担任金门防卫总司令一年之后，张贤被调离了金门岛，到了澎湖防卫司令部担任副司令一职，他知道他之所以被调离，其实也是上面权力博弈的结果，虽然他的能力出众，但是被划为了陈诚土木系中坚，而陈诚在与太子蒋经国的矛盾对抗中，已然失去了原来显赫的地位，蒋介石对这位跟随自己多年、忠心耿耿的大功臣最终还是采取了虚职无权的策略，为了尽快扶起自己的儿子，将他看成了一个绊脚石。另外，在反攻大陆的问题上，陈诚也与蒋介石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看到大陆发生大饥荒，蒋介石再一次把反攻大陆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中来，虽然陈诚向蒋介石表白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吹响，他仍然愿意充当先锋，但是却反对此时的贸然反攻，他的失宠也就成了必然的事。

陈诚的失宠，同量带连着土木系的将领们也一并失去了原来所拥有的权力，便是象胡从俊这样在国军里名声显赫的将军，也被从军队中调离，派往了南越的首府西贡，担任驻越大使一职。将一个本来以军事见长的将军，外派出台湾去担当外交官，虽然令人有些惋惜，却也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结果。

张贤只在澎湖防卫司令部呆了两年，又被调到国防部担任参谋部的高参，这实际上是将他的军权完全剥夺，把他高高地挂了起来。

虽然在官场上并不如意，但是对于张贤来说，却能够回到台北，与妻子和女儿长相厮守，对于这一生中，本来就缺少家庭温暖的他来讲，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闲职的日子的确好过，远离了枪炮之声，也远离了是非曲折，如果便是这样得终老，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老天爷似乎是要故意地为难张贤，就在他刚刚要过一过安逸的日子之时，灾难却是接踵而来。

张贤的女儿小梅考上了国立台湾大学，在历史系学习，所以在这个时候，张贤和田秀秀便有些孤单了起来。倒是也张贤相比，熊三娃却要劳累得多，他和翟敏若一共生了两个儿子，再加上翟敏若原来就带着一个女孩，共有三个孩子需要扶养，虽然此时翟敏若在张贤的帮助之下，到一所小学里当了老师，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是生活的压力还是将熊三娃两口子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按照熊三娃的官阶，张贤为他在台北谋得了一间六十平方米的军官公寓，但是张贤每一次过去看到他们一家人堪堪挤在那么小的地方，又随着孩子的逐渐长大，那间房便显得过于狭小，人进屋后几乎就没有可以转得动的地方了。虽然熊三娃对于自己的住所还算是满意，毕竟还有很多比他官阶高的人还没有分得房子呢！但是张贤在与田秀秀商量之后，觉得自己的住所还算是宽松，又过于冷清，所以便让熊三娃一家搬过来和他们一起住，那间房可以腾出来先留作出租，换一些收入。起初的时候，熊三娃两口子说什么也不同意，但又经不住张贤夫妇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最终也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和盛情难却，还是同意搬了过来。

张贤和田秀秀专门把他们这所小楼的下面三间屋子收拾出来，让给了熊三娃一家，而他和田秀秀搬到了楼上去。熊三娃还说他搬过来住是要付房租的，可是张贤与田秀秀却一回也没有收过他交来的钱，他们也知道，此时的熊三娃两口子的生活压力，大女儿刚刚上高中，而两个儿子，还在上小学。

此时台湾的政治虽然并不明朗，但是经济却正在逐渐好转，尤其是制造业的兴起，给了许多人以工作的机会，社会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田秀秀已然离开了特务机关，在韩奇的安排之下，到一处荣民服务站担任站长的工作。所谓的荣民，就是“荣誉国民”的简称，是指那些跟随着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大批士兵们，这些士兵们陆续地都到了退役的年纪，他们在台湾没有亲人，又身无长技，退伍后的生活也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国民党当局在一九五四年便设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简称为“退辅会”，以安置和辅导这些退伍士转业。而退辅会的负责人就是蒋经国。蒋经国在任上的时候，的确为这些荣民办了很多的实事，先是在各地组建荣民农场，安置那些年老的荣民们自食其力搞生产；然后又在台北建立“荣民总医院”，同时在各地组建分医院，免费为这些荣民看病。后来，又随着时间的推移，退伍的官兵越来越多，蒋经国又想出一个大量用人的办法来，在全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修路架桥，把这些荣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修路队，倒也解决了两方面的难题，为荣民们的找到一份可行的工作，同时又可以解决环境恶劣情况下找不到劳动力的问题。

田秀秀的工作，要比张贤忙碌得多，因为自己也是从大陆过来的人，所以对于和自己有相似经历，而又无依无靠的荣民们，她便显得异常得关切，经常为了一个荣民的待遇而跑上跑下，不辞劳苦，甚至还要加班到很晚。没有用多长时间，台北的各行政部门，甚至于是政府各部委的部门里，都认识了她这位直来直去、敢一揪到底的女站长。对于妻子的工作，张贤一直鼎力支持着，对于她的早出晚归，也从来没有有过一丝的埋怨，他也是一个当兵的人，自然希望所有的荣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天张贤回到家里，习惯性地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等待着田秀秀的归来，他把饭菜都做好了，他知道田秀秀要是回来晚的时候，一定会打电话到家里，但是这一天他并没有接到田秀秀的电话。他等了半天，也不见田秀秀的人回来，张贤便有些着急起来，打电话到田秀秀的单位，值班的人员却告诉着他，田秀秀早就下班走了。他开始不安起来，准备出门沿着每天田秀秀上班的路去迎一迎，刚刚走到门口的时候，熊三娃的大儿子熊无坷背着书包急匆匆地跑进来，一见到他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着他，田秀秀出车祸了，他看到一辆出租车在拐弯的时候没有减速，正将准备过马路的田秀秀撞上……

张贤只觉得自己的头“嗡”地一声大了起来，一时之间就好像是又被铺天而来的炮弹震憾了一样，半天都没有回过味来，他根本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熊三娃的反应却是奇快的，马上拉着张贤上了车，飞快地赶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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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抢救田秀秀的时候，医生几次三番地出来询问家属，是否对这个伤者再进行抢救。医生告诉张贤，田秀秀的脊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即使是能够救活过来，她其后的一生也不得不靠轮椅渡日了，肯定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而且有可能脑子也受到了影响，变得痴呆。另外，就算是勉强救活了过来，其后还需要经常性的进行药物和其他方面的治疗，而这种药物及治疗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只怕普通人家根本无法承受。

虽然医生说得这么可怕，但是张贤根本就没有第二个想法，毫不犹豫地要求医生尽全力地抢救，他声泪俱下的告诉着医生，哪怕是田秀秀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他也要求她活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之后，田秀秀脱离了生命的危险，但是却也正如医生所料的那样，由于脊椎的受伤，就算是她好起来，也已经失去了行动的能力。

田秀秀的突然出事，一下子便打乱了张贤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那个肇事的司机也是一个刚刚退伍不久的老兵，根本就没有能力来补偿这一切，便是田秀秀的手术和抢求的费用都无力掏付，只能是张贤自己具拮。张贤并没有将这个肇事的司机告上法庭，虽然也对他恨之入骨，却也清晰地知道，就算是把这个肇事司机送入牢狱，也不能再挽回这一切，那样反而令这个人有可能失去了一切。这名姓冯的肇事者对张贤一家感激涕零，并发誓要想办法来弥补他自己所犯下的过失。张贤只当他这是良心自责的忏悔，所以对他的誓言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在经过了半年多的住院治疗之后，张贤还是将田秀秀接回了家中，专门请了一位保姆进行侍奉。虽然此时张贤只是一个挂名的闲职，但是毕竟每天还需要去上个班，如今他的这份薪金还算是丰厚，如果一旦失去，那么他不仅无力再供给妻子治疗恢复，便是连女儿也无法供其完成学业，所以这份工作，他还必须要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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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三月，陈诚将军因肝癌在台北病逝，终年六十八岁，这个岁数与许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实权人物相比，已然算是短命了。终其一生所做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台湾实行的与大陆截然不同的“土地革命”，正是由于这种不流血、温和的土改方式，从而奠定了台湾之所以在以后经济可以腾飞的基础。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三年，陈诚便提出过类似的方案，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正开始准备对共产党所控制的江西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陈诚认为红军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才会得到当地农民的拥护；他同时提出了一种类似的限田制度，就是采用政府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再把这些土地分给贫苦的农民，实现国父孙中山提出来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当陈诚把这个方案提出来并且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的时候，却被当时任省主席的熊式辉所拒绝。陈诚的方案，直到近二十年后，才由他自己在台湾得以实现。

张贤也在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陈长官痛心悲伤，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国防部军法司的传票，要求他接受军法司的质询。当张贤莫名其妙地来到军法司的时候，才知道原因：军情局还是查出了陈飞原来是共党漏网团政委的事实，如今陈飞已然被逮捕了起来，之所以要质询他，是因为他曾为陈飞作过保！

当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张贤不由得呆住了，他真得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心里头只能暗骂着，这个陈飞真得是在找死呀，为什么会这么不小心，把自己的底给露了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