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最后道：“好吧，诸位，非常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还喊你们过来，分析这么一份无用的情报。开来我真得考虑把约翰这个家伙给撤换掉了.......”

美国政体从大的方面说，没有君主，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美国共和制的特点是实行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中，又以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统为核心。因此美国政体是“总统共和制”。

所以说总统掌握着军事和行政大权，但是同时又受到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制约，三权分立。

作为总统的罗斯福就不得不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幕僚团队，来为自己分析一些事件，自己好做出决断，避免犯错。

对于幕僚团队，罗斯福是完全可以无条件信任的。

本身就是一个党派的，大选的时候也是站在自己这边的，绝对是可以无条件相信。

其实对这份情报持怀疑态度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美国立国之后相当长久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美国外交政策所奉行的是由国父华盛顿所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

华盛顿所提出的是坚持不与任何国家（主要为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列强纷争，完全独立地处理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其精髓为：“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而行动的。“然而，恰恰就是华盛顿所提出的孤立主义原则对日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实践，即推行不受他国和国际机构影响，不建立和依靠联盟，完全独立地依靠自己的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后上任的美国总统们就严格恪守着这个原则，奉行孤立主义，直到一战和二战爆发。

正是由于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的这种紧密关系，因此在自华盛顿确立了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之后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外交实践始终由单边主义为主导，即始终坚持不与任何国家（主要为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列强纷争，完全独立地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

二战之前，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高涨，由上到下，王亮的情报自然而然地就受到了忽视，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蓄意挑破美日之间的关系，企图让美国军队插手到战争当中去。

谙熟历史的王亮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实力的同时拉拢他们，建立良性关系。

几天后，时任中央调查统计局总务组机密二股的特别通讯专家池步洲也获得了与王亮同样的情报。

或者说，王亮的情报实际上是从这个老兄那里抄袭来的。

池步洲立刻上报，当这个消息呈递给蒋光头以后，蒋十分震惊，立刻向美国方面通报。

不过结果，可想而知，还是无情地忽略。

这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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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召开地十分顺利，整整三天的时间的讨论，中间虽然有些争议，但是随着深入地探讨，在众多方面达成了谅解和共识。

王亮像是看戏一样看着这场国民参政会。

打个比方吧，某江卫视的跑男看过吧？

这个会议跟那个跑男一样，一切都是按照剧本来演的，事先老蒋早就安排地妥妥当当的了，目的不过就是做做表面的样子，给一众媒体一些可报道的材料。

至于现在达成的一系列文件，都是不作数滴。

什么？签字了？

娘希匹，老子可不管这么多。

......

第四天，会议正式结束，就在王亮准备坐着小汽车回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老师，您慢走。”

“老师，您多注意身体。”

“老师，再见。”

王亮实在是没有想到来重庆碰上了自己过去的那么多的学生（南京讲训班时期），这些人或是晋升为了师级军级的高级军官，或者是脱下军装从政，都是大有一番作为的。

对于王亮，他们可是无比地敬佩和尊重。

王亮当年在课堂上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周易算卦，那可是样样超神。

当时这些人或许还对王亮的那些预测嗤之以鼻、不以为然。

但时至今日，他们惊人的发现当初但凡是王亮做出过预测的事情，都惊人的实现了，而且还是高度地吻合。

尤其是老张，张治中将军，见到王亮之后特别激动。

当初王亮对他说如果将来到湖南省，一定要注意“新墙河”和“新河”这两个次，还有切忌用火，否则必有大的灾祸。

当时老张还没有多么在意，当有一天他真的被调任为湖南省最高军事指挥官的时候，他才想起王亮的话来，开始格外注意。

民国28年（1939年）张治中作为湖南省军事最高指挥者发动“焦土政策”，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

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被认为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张治中作为当时湘省军政魁首亦难辞其咎。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

正是王亮的提醒，让老张直接避免陷入到了这场漩涡当中。

时至今日，他已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多项重要的职务，深得老蒋信任。

王亮之所以对老张这么好，是因为这也是一个抗日名将，而且从未和中国交过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