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叙述里，朱可夫所告诉斯大林的，无非就是那些马拉申科所做过的事。

包括马拉申科如何想出了绕开全国轻武器设计大赛、私下造枪直接战场检测的点子，然后又是如何将这个点子付诸实践，找到有能力、手中掌握有军工大权的科京，在坦克工厂里造轻武器的奇葩过程。

主要是马拉申科还真的把科京给成功说服来帮自己，这是叙述的重点。

朱可夫甚至注意到斯大林在听这一段叙述的时候，明显认真了不少，两只眼睛里甚至还流露出些许期待的神色，这着实是有些让人意想不到。

再往后的叙述就没什么太大的亮点了，基本就是各种各样的武器实战情况和战士们的反馈评价。

但总而言之却可以将之归结为一点：这是一把几乎所有用过它的战士，都绝口称赞不已的超级好枪。正如马拉申科早先所言的那样，能够改变人类轻武器发展的历史，这是真正意义上能带来轻武器变革的里程碑式武器。

被斯大林要求叙述整个详细过程的朱可夫，是嘴巴都不带停地连说了四五分钟才勉强把全流程讲完。同期还向斯大林附上了自己手写的战场实际调查报告、用以更加具体地说明情况，聚精会神的斯大林面对这一切、听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

“嗯，如你所说，这确实是一把非常规方式诞生的步枪。它的名字是叫突击步枪？对吗？”

就目前的状态来看，就算是朱可夫也无从判断斯大林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到底如何，是喜是怒完全无从得知。揣摩圣意这件事自古以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真有这么容易准确做到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因此而掉了脑袋了。

在这一方面做的甚至还不如科京的朱可夫，只能是就实而论、一点点观察斯大林的表情神态变化，除此以外就再无他法。

“是的，斯大林同志。这个名字是马拉申科和卡拉什尼科夫一起为它起的，寓意是它能像暴风骤雨一样对敌人展开猛烈的突击，结合了步枪、冲锋枪、还有机枪三者的优点于一身，轻而易举地就能夺走敌人的性命、摧垮他们的战斗意志、一路向前突击，直到赢得最终的胜利。”

朱可夫把当初马拉申科告诉自己的话，又完整叙述了一遍，去讲给斯大林听。

而听到如此这般回答的慈父斯大林同志也是再次点了点头，隐匿于大胡子之下的嘴巴似乎是笑了笑、但又是一闪而逝不太明显，这重要的细节可是被朱可夫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上。

“目前有多少人知道这种新式步枪的存在？”

朱可夫略微思考，很快向斯大林给出了答复。

“据我所知并不多，您还有我、再加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剩下的就是前线上用过它的战士，还有始作俑者马拉申科和卡拉什尼科夫、以及帮他完成这件事的科京同志。”

“唔...那么敌人对这种新式步枪了解多少？它有被缴获过吗？”

“.......”

问题的刁钻程度开始愈发升高，朱可夫需要好好考虑清楚才能给出最稳的回答。

“很大概率来说，敌人是不清楚我们这种新式步枪的，几乎可以确定这点。”

“在与德国佬的交手中，这种新式步枪只在切尔卡瑟参加了两场激烈而短促的战斗。与之交手过的敌人没有成建制逃脱的情况发生，战斗的结果都是以红军的胜利为终点，所有敌人不是被消灭就是被俘。”

“也许会有少部分逃兵溜走，但是据马拉申科的报告，所有投入战斗的763支新式突击步枪无一丢失，每一支枪都记录在案、进行了单独的编号。所以即使有敌人的逃兵脱逃，也不可能带走我们的新式突击步枪，至多是口头描述的情报、没有任何实物证明。”

“以此来推断，敌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对我们的新式步枪一知半解，大概了解到有一种情况不明的新枪投入战斗。更多的情况，我认为敌人不可能掌握的清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撑或是证明这一点，这是我所确信的，斯大林同志。”

出身红军总参部、曾任职红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有着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并且能够将之转化成语言完整表述出来、不留贻误。

这样的一番回答，显然令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慈父斯大林同志十分地满意。

“任何一种新式武器都必须要有成建制投入战斗时的突然性，这种突然性来得越强、越猛烈，所能取得的战术优势也就会更大，对敌人造成的实质性冲击越强，这就是新式武器所能发挥的特有最大价值。”

作为苏维埃最高掌权者，并且还曾经带过兵、上过战场指挥过战斗的一名指挥员。

斯大林对于新式武器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见解，就算是一种新式突击步枪也会发挥其应有的特殊价值，越是不起眼的基本武器变革往往越能发挥出巨大的效果。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朱可夫。你专程为了这件事来找我，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怎样的答案？”

再一次地，斯大林将话语权转交到了朱可夫的手中。

诚然这是个不好回答的烫手山芋，但咬咬牙之后还是坚定了自己想法的朱可夫，照旧如往常那样硬着头皮顶了上去、不假丝毫退缩。

“我的想法和前线将士们一样，斯大林同志。我希望这种新式突击步枪能够审批通过，并以最快的速度实现量产、大规模列装一线部队，强化我们的战力。”

“虽然这不是以常规途经诞生的武器，但是实战已经证明了它的高效与威力。现在是战时背景，战时情况下我们有必要遵循战争的实际要求，去处理对待一些特殊的事。制度是人来制定的，不应该是制度制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必须要去如何做，这和制度框架下的约束与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先说明了自己所寄希望于发生的最终结果，而后又补充了为何报以如此希望的理由。

朱可夫自认为自己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把该说的都说了。

至于剩下的，那也就只能是等待斯大林同志一锤定音的最终时刻了。

足称幸运的是，这一刻的到来并未让朱可夫等待太久，依旧手握着步枪在仔细端详的斯大林没过多时就给出了答案。

“我一直都坚信，有一点是我们在战争中所必须要坚定和认清的，不论什么时候、又或者是什么情况下。”

“只要是能让敌人感到恐惧，能让我们更快赢得这场战争、通向胜利、迎来和平的武器，我们就一定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