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妨，只要能挫败那周可成的阴谋，这点损失都是值得的！”津田宗达叹了一口气：“不过一定要保密，切不可露出一点风声来！”

“这个请您放心，我是透过了几层关系的！”那奉行笑道：“兰芳社毕竟是外来的，对于堺内部的事情还是不如我们的！”

“嗯，你退下吧！”

“是，主家！”

待到那奉行拉上纸门，津田宗达方才长出了一口气，整个人几乎要瘫软下来。相比起这个奉行，他自然更能对兰芳社眼下的实力做出正确的评估。如果说在发行公债之前，兰芳社还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海商，但开始在堺发行了公债之后，其实力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按照日本当时通常的衡量标准，一万石领地通常可以动员两百兵力，像大和国这样的大国的兵力大概在八千左右，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都是临时征发的农兵，在农忙的季节是无法出战的。像兰芳社所组建的完全依靠薪饷生活，受过长时间训练的职业兵，大和国的总数不会超过两千人，其他的大名的情况也差不多，究其原因其实只有三个字——没有钱。

那么兰芳社为何能拥有如此雄厚的财力呢？尽管津田宗达是出色的商人，但十六世纪中古社会的局限性还是让他无法找出背后真正的答案。任何一个生活在“战国”时代的古代统治者面前都有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要如何才能从人民身上榨取到尽可能多的资源，从而在这场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赢得胜利。在古代中国发展出了法家社会和古典军国主义——即由代表国家的王权从贵族手中夺取资源，然后将其集中到战争与农业之上，通过建立一个扁平化的社会，用残酷而又严格的法令激励和管理人民，使其成为一个巨大战争机器上的零件。凭借这些，秦国经过六代国王，一百多年的努力，征服了整个华夏世界，实现了“六国毕，四海一”的伟大目标。继承和改良了这一极其的汉帝国更是将疆域扩大到了当时技术所能管理的极限，实现了辉煌的华夏第一帝国（秦汉帝国）。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疆域的扩大，帝国各部分之间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复杂度也越来越高。原本严密的法律和军公爵制度变得越来越僵硬和不合时宜，加之大一统帝国的出现使得残酷的“战国时代”得以终结。华夏世界不得不采用更加松散、冗余度更高，动员效率也更低的管理方式。而周边的文明也不约而同的踏上了华夏帝国的足迹，在文明的初期，他们都或多或少的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即用残酷的军法来管理整个社会，将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军事组织中去，以求在残酷的生存竞争脱颖而出，比如完颜阿骨打所创立的孟安谋克，成吉思汗所创立的札撒等等。日本也不例外，战国大名无不通过建立严格的法令，以求控制领国的各种资源，并将其集中在军事斗争之中。其表现就是对农民的高额年贡，北条的四公六民就传为美谈；五公五民就是常态，六公四民，七公三民也不是没有。但不管这些统治者穷尽一切手段，但始终无法解决一个矛盾——残酷的压榨必然会破坏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降低获得资源数量的上限。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只能获得自己劳动成果中很少的一部分，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他是不会有太大兴趣来想办法改进技术，提高产量的。而且他还会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收获，消极怠工，以反抗上位者的掠夺。因此从长远来看，过高的税率反而是对上位者的损害。因此这些战国时代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在“现在死”和“将来死”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通常来说，他们都会选择“将来死”。

而在地球的对面，同样处于战国时代的欧洲人却发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借债打仗。既然高税率会有如上的损害，那借贷就好了，既可以获得大笔资金击败对手，又可以避免因为高税率引起对生产的破坏。而且能收多少税是有上限的，但借债却是没有上限的——税收是对现有的财富，借债却是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相比起正在发生的现在，根本没有发生的未来当然的上限自然更高了。通过这种奇妙的炼金术，最早一批资本家伴随着一声声炮响茁壮成长起来，巴尔迪、佩鲁济、美第奇、富格尔、斯皮诺拉、多利亚这些金融史上显赫的名字与国王相伴，他们拿出巨额资金借给国王、公爵、皇帝乃至教皇这些大人物，以换取关税、矿山、贸易特许权以及丰厚的利息回报，欧洲近代的军事复兴与资本市场的兴盛可谓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限于时代的限制，津田宗达虽然无法看出公债市场的本质是对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但凭借出色商人的本能，他还是能看出这与兰芳社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密切关系。正是通过公债市场，周可成才能够迅速的筹集到巨额的资金来支持其军事行动，要阻止周可成的最好战场不在大和，而是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那栋四层楼的红色砖楼。

“主家，主家！”

“你怎么回来了，有什么事情吗？”

正当津田宗达在整理自己的思绪，方才那奉行又神色匆匆的回来了，只见其小心的带上房门，低声道：“纳屋正在到处筹集头寸！”

“筹集头寸？今井宗久要做什么大生意吗？”

“具体不清楚！纳屋的人嘴巴都很严！他们说只借十天，愿意给百分之二的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