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们不能妄下论断，但到此却也不得不提。

明神宗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身后还有三位明帝、二十四年国祚，但《明史 神宗本纪》却以一句“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来作总评。后世也有不少人赞同，称“明非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崇祯”系明朝末帝朱由检年号）。

时至神宗，大明王朝已经走过252年，较之212年西汉、196年东汉、320年宋朝、289年唐朝（平均254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中国古代王朝的期望寿命，似乎确已气数将尽。但神宗朝漫长的48年也确实暴露出不少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神宗朝最大的问题首先是太监政治的回归，这种病症消失又复发的情形总是令李时珍都无比揪心。开启这个问题的人正是张居正，他为了和高拱争权，借助了李太后和冯保的力量，力推后宫人员再度走上前台。张居正是明朝甚至唐宋以来集权度最高的大独裁者，有些人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这种集权优势才能厉行改革。但事实上，正如一个人只有在抵抗力强时才能下猛药，虚弱时只能先调理再狠治。一个国家或许在盛世阶段可以有一个相对集权的伟人带领大家勇攀高峰，但在这个虚弱的晚明，任何集权都只能转化成腐败的权力寻租，张居正不是圣人，也不能例外——事实上他不但不是圣人，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贪官。

张居正有一些在当时看来颇具成效的改革措施，快速增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但这些措施似乎更像是吃兴奋剂，绝非长效机制。且不说考成法、清丈土地这些做法既无创新也无可持续性，就说姑且算在他名下最著名的“一条鞭法”，此法倒是一下子搞来了白花花的银子，但弊病丛生，注定不可能长久。注意，这不是张居正人亡政息，而是这个做法本身就没有可持续性。

首先，当时已经腐朽的财税体系在使用一条鞭法的时候就拓展了不少寻租空间，更多的税收征管权集中于地方**，对于薪俸微薄的州县官员无疑会产生巨大的诱惑，这不得不被怀疑为张居正以此收买大量地方官员，构筑自己的集权体系。地方官从中渔利的手段最著名的莫过于“火耗”。所谓火耗，是指**收税全部改为白银后，农户交来的银两是很零碎的，**要把他们熔炼成锭，但在熔炼的过程中会损耗一些银两，这部分钱要纳税人补齐。朝廷规定了火耗的额度，地方官就想方设法地在当地加大火耗，以便将差额私吞。这样一来，实际火耗额度很快就飙升至了百分之二三十！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张居正放纵火耗，调动了地方官员积极性，所以新法得以实施，他死后朝廷收紧了火耗额度，地方官积极性下降，所以新法逐渐废弛。其实就这么简单，不是什么大改革家人亡政息。到了清朝，火耗旧病复发，泛滥一发不可收拾，额度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几百！到清中期，甚至采取了火耗归公的做法，将火耗制度化，要求官员不能截留，全部上缴国库，国库再以“养廉银”的方式返还给官员。当然，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养廉银”真的能养廉，这实际上是**为贪官背书，让他们合法捞取更多火耗。一条鞭法的衍生品火耗，可以说是一个遗害后世数百年的玩意儿。

其次，一条鞭法堪称是明朝**向市场经济投降的标志。明朝的财税管理体制非常拙劣，尤其是和它之前的宋朝比起来，简直惨不忍睹。宋朝以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著称，明朝其实也发行过纸币——宝钞，甚至在户部下设了一个专管纸币工作的部门——提举宝钞司。但明朝的纸币发行完全失败，民间至始至终没有承认过这套官方发行的货币。一个连货币体系都不能激活的国家，其财政能力之弱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明朝还遇到了大航海时代，海量白银涌入，高峰期每年仅国际贸易流入境内的白银就有上亿两，如果考虑乘数效应，其撬动国内市场的白银流通量更是可以把区区数百万两的国库收入砸得找不着北——话说张居正号称把国库收入从两百万提高到四百万——从经济总量的0.3%提高到0.6%，您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吗？

这更昭示着明代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产业主体已经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条鞭法收起来不少银子却主要来自农户，对商户影响不大。也就是说真正享受了经济增长的人并未增加纳税，农民却帮商人承担了新增的税额。又由于爆发式的商业繁荣带来急剧的通货膨胀，农民使用白银购买商品，还要承受**和商人的双重剥削，非常窘迫。当然，农民也有办法。明朝规定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名下田产不纳田税，这本意是鼓励读书，是个好政策。但随着社会对农户的压榨加重，自耕农会把自己的田产挂靠在士绅名下避税，这也是晚明土地兼并数值畸高的一个原因。这造成国家税源进一步流失，正是明神宗无奈大开矿税太监的源动力。有人做过粗略统计，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1597~1606年）十年间，各地税监向内帑进奉569万两，同时太监贪墨约1500万两。但这五百多万两白银却实实在在地支撑了万历三大征，支撑了大明王朝继续走下去。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的黑色幽默。

可能有人已经忍不住要问，既然工商业大发展，为何不向他们征税，而是死咬着可怜的农民伯伯不放？宋朝可以做到工商税占国库收入的70%，农税退居次席，明朝为何做不到？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真正最严重的问题：国家对工商业掌控力度太弱，收不起来税，只能从农民那里反复搜刮。那到底为什么收不起来税呢？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我好像说反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蕴藏在晚明的政治腐败中，官员队伍太腐败，容易接受商人的贿赂，为他们谋求利益。一旦**要向商人加征赋税，商人们总能找到官员为之运作减免。那西方国家为何可以平稳通过这个历史阶段的呢？原因不复杂——他们的国家太小了——君主可以直接面向一线税源，偷税漏税无法运作君主本人。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官员的寻租收益率太高，商人向官员行贿一百两，可以豁免一千两的税，这种行为很快就能风靡。其实这些才是改革家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遗憾的是张居正所做的似乎正好相反，他的制度都是更有利于官员减免商税——同时搜刮更多农税来弥补。站在明神宗的角度，他的感观就是明明社会经济大发展，但他就是收不到税，所以才会大兴矿税太监，企图绕开官吏到一线去直接收税。对此，商人们也极力拉拢地方官僚，反抗这种来自最高权力层的收取，“乡党”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盛行，浙党﹑齐党﹑楚党粉墨登场。客观地说，矿税太监与地方官员的激烈斗争中，太监们自然很坏，地方官和他们激斗有很多出于维护正义，但肯定也不是全部。有很多地方官也只是代表当地豪商大贾和代表皇帝的太监争夺利益罢了，频繁的民变很多也是出于地方官的煽动。他们为了一方商贾的私利，造成中央和地方的对抗，这堪称是整个统治阶层和全民的对立撕裂，对于一个超级大国而言相当危险。

那么，科举这道防火墙难道就没有遏制这种结党营私？非常遗憾，科举制度在此时也开了大口子，张居正、张四维三位公子同科进士的故事您还记得吧？不如再翻回唐伯虎那一节，看看那张比股灾还要惨烈的图您就什么都明白了。当然，要造成A类进士比例如此严重的下跌，光靠作弊还不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来自于张居正另一重大举措——废除基层学校。

宋明以来，中华帝国建立了非常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科举必由学校”，地方**建立大量公立学校，供有资质的学生攻读，以参加上一级考试。比如一个人只要通过很简单的考试就能入读县学，成为童生。县学根据成绩提供奖学金，供童生继续考秀才。考中秀才就可以入读州学、府学，既为当地**提供咨询，相当于地方上的翰林院，又可以公费继续攻读考举人。这个体系下，稍有资质的人就可以得到优质的公共教育，无须花大钱入读私立学校。所以贫富差距不能阻止中国人考取功名，宋明两朝长期保持50%左右的A类进士比例，保障社会阶层的充分流动，完全建立在这个完善的公共教育体系之上。张居正却大量裁汰府、州、县学的学生数，鼓励私教。一些私立学校用高薪吸引教师，当然学费也很高，专供富户子弟读书，府、州、县学的生源和教学质量同时下降，这就是穷人考中的比例越来越低的原因所在。即便是最崇拜张居正的人，也承认这是张居正的一大“失误”。

这也深刻地提示了我们，完善的公共教育，是中国人必须坚守的底线。在中国这个社会，无论你是谁，哪怕是张居正这样的大独裁者，也请绝对不要触碰中国人的这条底线。

当然，从心理学角度讲，张居正这个大独裁者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权力崇拜似乎是人类的动物本能，权力制衡是违背人类天性的做法，人们都喜欢“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的绝对快感，不喜欢被约束，这种天性可以从宋神宗反复改刑的例子中窥见一斑。宋神宗也是一位英武不群的帝王，有一次他因宋军在陕西与西夏作战失利，要斩一位转运使（**负责向军队提供后勤物资的文官，正五品），政事堂佥议通过。第二天上朝，宋神宗向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蔡确询问，是否已落实此事。蔡确却说他回去想了一下又觉得不妥，大宋立朝以来极少杀士人，这次不必破戒。宋神宗见自己的意见昨天明明通过了，今天就变卦，很不高兴，但蔡确反复劝诫，最终宋神宗勉强改为刺配充军，蔡确也同意。谁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惇又表示不同意，宋神宗忙问你又是为何不同意？章惇答道：“士可杀，不可辱。刺配对读书人是莫大的侮辱，不如杀了他算了。”宋神宗见两位宰相明明昨天才谈妥，今天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不由得恼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章惇却悠然答道：“要做快意事，就别来做皇帝。”宋神宗也只好默然。可见，皇帝也要受到许多权力制约，并非随心所欲，相当令人不快。唯有张居正，权倾八百年，八荒六合任我行，总算让很多人快意了一把，这其实才是很多人崇拜张居正的心理学原因。

绝对集权导致绝对腐败，张居正的问题加快了明朝覆灭的脚步。事实上，这个腐朽的时代也并非一无是处，甚至有很多值得铭刻的经典。大航海时代，是光荣与梦想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同样在这个时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成果。李时珍、方以智、徐光启、李之藻、朱载堉、徐霞客、宋应星、王征……无数科学巨匠闪耀星空，他们的研究成果传递到西方，为一个世纪后牛顿、莱布尼茨引燃现代科学理论大爆炸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徐渭、董其昌、汤显祖等文艺大师也将这璀璨星空装饰得流光溢彩。李贽、顾宪成、金圣叹纷纷提出令人叹为观止的道德新说，莫说王阳明，连孔孟程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

万历，就是这样一个五彩纷呈的大时代，甚至有人将其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但也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矿税太监横行，朝中党争不息，全社会出现巨大撕裂。这一次的撕裂不是朝中官员队伍，而是整个统治阶层和全民的严重撕裂。面对这个宏大的复杂历史局面，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火的大明，马上就要一点点地熄灭，最终被关外陡然灌进的寒气彻底冰封。这正犹如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比优秀的生命，却被病魔一点点地带走。无奈亦无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