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贪官奸臣，每个朝代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代表人物，汉有梁冀，唐有杨国忠，宋有秦桧，清有和珅，那明朝有谁能与他们比肩？显然就是严嵩了。

严嵩，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严嵩登仕之初正值刘瑾擅权，不过他本人却因为得了一场大病而回家休养。病休期间，严嵩在家乡的钤山读书，十年间发表了大量著作，颇受好评，这些作品后来大多收入了他的《钤山堂集》。刘瑾覆灭后，严嵩才结束病假，回朝任职。他既躲过了刘瑾擅权的黑暗冲击，又不忘通过大量著述积累了清誉，非常精明。

复职后严嵩先后在袁州府（今江西宜春）、两京翰林院供职，和夏言一样，严嵩也没有积极参与“大礼议”厮杀，而是潜心著书，一边累积文名一边等待机会。夏言和严嵩还是江西老乡，这样自然就更容易引为知己。夏言平步青云，也一直不忘提携严嵩。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任礼部右侍郎，不久迁吏部左侍郎，又迁南京礼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朝廷动议重修《宋史》，内阁建议由严嵩加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管此事。不久，实任礼部尚书的夏言入阁，力荐严嵩接任，严嵩正式接管礼部事。明世宗对别的政事兴趣不大，就喜欢折腾礼制，而且他跟大臣们不亲近，连阁臣都难见面，唯独礼部官员经常传召左右。严嵩也非常勤勉，当时他在北京还没有来得及营造府邸，暂住在城西四里，有时皇帝一天要召见他两三次，他来不及备车，就单骑驰入大内，深夜方归。这样严嵩就成了明世宗的外朝第一宠臣，不过他也被明世宗教训了一次。

嘉靖十七年（1538年），明世宗意图将兴献帝（即明世宗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灵位奉入宗庙，称明睿宗。此事算是“大礼议”的最后一波小**，大量朝臣反对。严嵩作为礼部尚书，当然也表示反对这样明显违礼的做法。明世宗很不高兴，发表了一篇《明堂或问》，指责朝臣们背伦妄上。严嵩大惊，连忙改弦更张，站到明世宗一边，尽心操办，将明睿宗神主奉入宗庙。礼成后，明世宗赐予金币，专门褒奖了严嵩。严嵩的价值观开始发生严重的嬗变，按照他原本接受的教育，有些东西是需要他坚守的，尤其是皇帝要违背时更需要他们这些文官挺身而出，捍卫正义，现在却发现原来帮着皇帝干这些事儿才能名利双收，从此下定决心走上佞幸之路。明世宗又搞些道教的册封仪式，给自己和一些道士加封帝君、高士、真人等尊号，严嵩一律照办，还尽心策划，发表一些文章呼应。明世宗非常高兴，为严嵩加太子太保，在某些场合赐严嵩与宰相同列。

严嵩也变得越发骄纵，大肆收受贿赂敛财，甚至藩王到京师来领取俸禄，严嵩都要他们必须先贿赂自己才能领到钱。御史言官交相弹劾严嵩，将其称为当朝头号巨贪。严嵩不慌不忙，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皇帝，说这些事情都是皇帝要干，不是自己收了贿赂才干的。皇帝躲在西苑修仙，成天见不着人，大家到哪儿去证实？于是严嵩的罪行都畅行无阻。

严嵩在礼部尚书位置上干得这么好，下一步当然就是要考虑入阁的大业了。不过当时明世宗基本不与文官们见面，要那么多阁臣也没用，大多数时候只有两三员阁臣（按编制应该有七员），而且都年富力强，看样子短期内都不会退休，严嵩只能考虑让其中一位落马，自己才好顶上。他的选择是一路引领了自己仕途的夏言。严嵩选择做掉夏言也是有理由的，夏言虽以青词得宠，但做人还是很有底线，有时候表现得很硬气，搞得明世宗且喜且怒，一生被三次革职又三次起复，就是这样起起复复的人才满身都是机会。

首先，严嵩要在青词这项业务上盖过夏言。其实严嵩的青词手艺是不如夏言的，但他偏偏生了一个儿子严世蕃，堪称当世第一高手。严世蕃没有参加科举，把别人读正经书的时间都拿来苦练青词，后来就当了他爹的枪手，助严嵩深得明世宗喜爱。

其次，严嵩要在侍奉皇帝方面盖过夏言，这正是夏言的弱项。有一次明世宗亲手做了五个沉水香叶冠，赐给五位近臣。夏言很硬气地说自己是朝廷命官，不能戴这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明世宗大怒。严嵩却不但恭谨地收下，还做了一层轻纱将其笼罩起来以示珍爱，每次到西苑觐见时都戴上，明世宗见了喜不自胜。当然，这件小事只是两人侍奉明世宗的一个注脚，他们在日常琐碎中常常都是如此表现，一点一滴地触碰着明世宗心中的天枰。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正直文官和贪官奸臣斗争时经常遇到的情况，贪官奸臣非常注重这些细节，以此邀宠，正直的清官却往往疏于此节，最终攻守易势。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夏言第一次被革职，严嵩则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同时仍兼掌礼部事。明朝官制，内阁大学士一般都以尚书或都御史作为本官入阁，但实际在文渊阁当值，不掌管部事，但偶尔可以特别诏明“仍掌部事”，便可兼任。不过在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中，不同层级的领导是不能兼任的，因为公共权力体系将行政事务划分成高、中、低层，本意就是权力制衡，比如要进行一项礼制方面的工作，应该走：礼部报送方案→内阁审核→皇帝批红→内阁下发→礼部执行这个行政权力链条，每个环节都有制约权衡。比如礼部拟定了一个方案，但内阁不同意，自然就不能这样办。但反过来内阁有什么想法，但礼部不这样上报方案，内阁也只能干瞪眼。这就是中国传统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思想。如果分管礼部的内阁大学士和礼部尚书是同一人，这个设计就被攻破了，这位大学士兼尚书可以自己拟定一个方案，报给自己批准，再发给自己执行。所以这种情况是极不符合政治传统的，不用说，这当然又是明世宗搞的小动作，目的是方便严嵩帮助自己折腾礼制。之后，大学士兼某部尚书的情况也屡屡出现，优良的政治传统正是遭到明世宗这类人的严重破坏。

这样一来，严嵩的工作量也很大，但他毫不叫苦，62岁的严嵩“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明世宗更加欣赏，加太子太傅。夏言虽被挤走，但还有一位阁员翟銮排在严嵩前面，严嵩如芒在背，抓住翟銮的过失猛攻，将其逼走，自己成为首辅。连续挤走夏言、翟銮后，还需要再找两个人来帮衬一下，毕竟严嵩还是不好意思独相。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递补入阁。结果明世宗的真正朝廷在西苑，不在文渊阁，许赞、张璧来了才知道自己成为架空宰相。许赞哀叹道：“为何要夺掉我吏部尚书这么好的位置，让我在这儿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做事？”严嵩听到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请明世宗让成国公朱希忠（靖难功臣朱能后裔）、京山侯崔元（永康大长公主驸马）、许赞、张璧一起入西苑当值，也给他们分点事做。结果明世宗不同意，但觉得严嵩不揽权，是个大忠臣，更加喜欢，擢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夏言虽被逐，但又多次起复，回来的夏言肯定要把严嵩当做敌人来看待了。严嵩贪赃无度，其子严世蕃更是罪恶滔天，夏言很容易找到足以置他们父子于死地的证据，准备发起弹劾。严嵩父子大惧，跑到夏言面前长跪痛哭。和面对陆炳的跪泣一样，夏言又心软了。结果两位跪友就结成同盟，再加上被曾铣弹劾过的甘肃总兵仇鸾，三人团一击致命，取了夏言、曾铣的性命。由于夏言以斗倒大奸臣张璁著称，所以在历史上被定性为良臣，那严嵩弄死了这么大的良臣，他当然就是大大的奸臣。曾铣收复国土，又是史上伟大的军事学家，严嵩为了政治斗争冤杀曾铣，跟秦桧杀岳飞的情节相比不遑多让，这也成为他一个不可抹杀的大罪状。就凭这些，已经基本能够确保严嵩可以望秦桧之项背，不过还得再加上他拜相之后的极度贪腐行径，才方便更愉快地跟和珅称兄道弟。

严嵩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年已62岁，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82岁罢免，前后20年，其中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起为首相，共14年。严嵩毕竟年事已高，精力不逮，他的贪腐体系主要是靠儿子严世蕃和赵文华、鄢懋卿这两位哼哈二将支撑。

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阔，声如洪钟，严世蕃却长得又矮又胖，还瞎了一只眼睛。其实很多人认为严嵩到后来就是老糊涂了，也没干啥坏事，坏事都是严世蕃扯起他的虎皮做大旗，运营严氏集团时干的。根据明制，严嵩这样的大臣如果子女不能通过科考，每家有一定名额可以入读国子监、太学，取得低级别学历以便出任低级文员，相当于是给高级官员的一种福利。严世蕃从小定位明确，就没打算过要去参加科举，所以直接以父荫入读国子监，主要精力不攻教材，而是勤练青词，达到了比夏言还高的水平，助其父邀宠。

按理说严世蕃不是进士，只是国子生，这种出身不能获得清流高官，只能在尚宝司、中书科之类的地方当当低级文员，上百年的传统皆是如此。但明世宗就是一个破坏传统的人，严世蕃由国子生登仕，初在尚宝司（负责收捡皇帝符玺的部门），后进太常卿，继而进工部左侍郎。客观地说，严世蕃智商颇高，尤其晓畅时政，比书呆子们精明得多。严世蕃曾论天下才子，唯有陆炳、杨博和自己三人。杨博好歹是个进士，陆炳和严世蕃则完全是凭借家庭背景窃据高位，有几分小聪明，但无法在公正客观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所以也无法在清流体系中有太高的成就。可见，正规的考试体系才是手底下见真章，孰高孰低有客观标准，再能吹考不上也只是吹。但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任由严世蕃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贵公子互相吹捧，他们真的会成为最有才华的最高层。

严嵩年老头昏，而且整天都在西苑陪着明世宗修仙，很难有机会去文渊阁理政，政事一应委任给儿子，严世蕃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很多时候严嵩在西苑不能处理的事情也拿回家给严世蕃处理。有时明世宗对内阁的奏疏不满意，严嵩、徐阶、吕夲等一应宰相高才都无法明知圣意，结果拿回家给严世蕃一改就通过了，确实是个非常善于揣摩上意的精明人。当然，严世蕃区区一个侍郎，也不至于公开在文渊阁办公，而是让官员们把文件拿到家来处理，一时间满朝文武都奔走在严世蕃的私宅，这其中也不乏许多权力掮客。严世蕃深谙古今中外的官场险恶之道，他处理政事完全不依宰相们的传统风格。之前虽也出过一些焦芳、张璁这样所谓的奸相，但好歹是进士出身，还是有底线，现在大权落入一个不读圣贤诗书，专攻官场厚黑学的富家公子手中，场面可想而知。裕王朱载垕（即后来的明穆宗）连续三年没有领到俸禄，最后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给严世蕃，严世蕃才通知严嵩传令户部补发岁禄。严世蕃得意地说：“连皇帝的儿子都要给我送钱，你们谁还想不送钱就办成事？”

严世蕃在京师营造了一座宏大的府第，内有数十亩湖面，罗列了大量珍禽异兽、奇花贵树，每天簇拥大量宾客在其中纵情欢饮，有点商纣王酒池肉林的感觉。来办事的人都要先进献奇珍异宝，然后喝酒，喝高兴了严公子才给你办。严世蕃信奉的为官之道就是“酒品见人品”，因为喝酒伤身，如果愿意为严公子伤身，伤得越厉害就越有诚意，严公子才给你办事。即便是朝廷重臣或是严嵩派来的近僚，喝酒这一关都是必须要过的，因为这代表着你对严公子的诚意。越是重臣或是亲近的人，严公子越要“虐之酒，不困不已。（暴虐地灌酒，不灌倒不罢休。）”中国传统的酒文化其实非常儒雅，劝酒被视为不礼貌的粗鲁行为，高层交际尤忌醉后出现劝酒行为，而官场灌酒的恶习正始于严世蕃。

由于办理日常事务都需要献宝，严嵩父子的品味又很高，大臣们不得不卯足了劲搜刮。搜刮的方式无外乎向富人索取，再在商业上向他们输送利益。有时急迫起来，也会有人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构罪抄没富人的家产，直接将珍宝夺来献给严府。有时严府也会透露消息，说看上哪款宝贝，谁去搞来就巴结上了我们严府。比如有一次严府的门客汤臣打听到武宗朝宰相王鏊收藏了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堪称传世丹青第一名画，汤臣非常想搞到手让主子高兴高兴。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忬与汤臣交好，汤臣让他想办法搞来，王忬只好凑了很多钱去向王鏊的家人求购，但王府不肯出让，王忬也不敢强夺于宰相之家（也有一些资料称《清明上河图》本在王忬家，他舍不得让，便托辞在王鏊家），最后只好找了个临摹高手黄彪临摹了一幅赝品送到严府。严府得到《清明上河图》，当然视为至宝，经常在重要场合当做镇宅之宝拿出来炫耀，不料最终还是被汤臣鉴定出来是赝品。颜氏父子大怒，以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入侵，攻破了王忬的防区为由（其实只是游牧民族常见的掠过），冤杀了已升任右都御史的王忬。王忬的儿子是明中后期著名文学家王世贞，有一些研究认为王世贞实为《金瓶梅》作者。严世蕃字东楼，小名庆儿，东楼的反义词是西门，所以王世贞写西门庆这个大淫贼正是暗讽严世蕃，以报杀父之仇。尽管这个考证论据很纤弱，但严世蕃的荒淫程度较之小说中的西门庆倒真是不遑多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