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振开始，贪腐病魔似乎已经寻到了一个新的病灶——太监。盖因太监往往没什么文化，未受诗书圣训，思想境界就要低得多，更因身体残缺，没有后代传承，所以往往只能将追求寄托在金钱上。而宪宗朝又出了万贵妃这么一个奇葩，后宫权力急剧膨胀，隐隐有压过外廷之势，一大帮太监趁机大索钱财，欢享贪腐盛世。

开席的两位是万贵妃座下哼哈二将——梁芳、韦兴。这两位勾搭万贵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贿赂。当然，贿赂也不能光是送钱，不然收钱的人也会腻。这两人便掏空心思，换着法子地采办美珠珍宝，进献给万贵妃。万贵妃天天收到各种奇珍异宝，当然非常高兴，越来越宠幸这两个贴心奴才。梁芳、韦兴趁机提出要求，推荐自己的党羽出任各地镇守太监，以利采办。镇守太监本是内宫派驻在各都指挥司的“监军”，后来职权又扩散到布政司、按察司。都布按三司掌握地方军事、财政、司法大权，所以派出太监监督他们本是正理。但其实心怀贪念的那些人早就对这个职权垂涎三尺了，因为在他们眼中所谓财政大权那不就是肥缺吗？越贪的人越想去占这个肥缺啊！但真的要太监们秉公执法，认真监督地方官员们不贪腐？恰恰相反，明代各地分设都布按三司的本意是让军事、财政、司法权力互不隶属、相互制衡，现在派一个统管的镇守太监，这反而是要让这个太监取代文官，成为贪腐的主力呀！

梁芳、韦兴守在万贵妃身边，再以给万贵妃采办为名，将党羽钱能、韦眷、王敬、郑忠、韦朗等派往富饶地区出任镇守太监，实际构造了一套由内而外的贪腐体系。明宪宗其实很清楚他们这一套做法，但因为太宠爱万贵妃，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梁芳、韦兴还很善于通过组织大型工程从中渔利，但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背景下，大型工程很容易成为耗费国家财政的窟窿。有一次明宪宗视察内帑（皇帝私人金库），竟然发现历朝历代积累的七窖金银都被用完了，实在有点生气，对二人说：“糜费帑藏，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韦兴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梁芳却大言不惭地狡辩：“我们建显灵宫等诸多祠庙，还不是为了给陛下祈万年福。”明宪宗说不过他，只是很不高兴地甩了一句：“我不动你们，后来的人会慢慢跟你们算账！”

梁芳一听这话就有点害怕了，因为他们知道太子朱祐樘是个很正直的人，最关键是宫女、太监这类人受的是私宠，现在的皇帝、贵妃一去，在新皇帝眼里他们屁都不是。普通的太监、宫女最多就是打入冷宫，顶天了被解雇，他们这种不干不净的恐怕真的要被清算。于是梁芳竟然怂恿万贵妃去说服明宪宗，废了太子，改立年龄更小的兴王朱祐杬。可能他觉得兴王现在还小，以后就算当了皇帝，也不记得他梁芳今日的贪腐行径，他蒙混过关的几率大一点。不过废立太子岂是梁芳这种阉货所能决定，他这种行为只能为他的主子万贵妃在历史上又添一笔议立储君的恶账，名声更臭而已。

在梁芳、韦兴的众多党羽中，以钱能最为贪狠。钱能出任云南镇守太监，从北京到云南路途遥远，钱能便一路索贿，弄得来沿途官员都要躲避他。到了云南，钱能发现这地方虽然气候不错，但实在算不上富裕，油水太少了。但贪官都是具有极强主观能动性的，在挖掘贪腐资源方面他们的智慧是无穷的。钱能很快盯上了安南（位于今越南北部的一个朝贡国）入贡这块肥肉，如果安南能够从他的地界上入贡，他吃拿卡要就有来源了，云南就成了稍微肥点的肉。不过从地理位置上讲，安南既然要入贡，自然是走广西，怎么可能翻山越岭走云南呢？别急，贪官想贪钱，自然要想出办法。

贪官首先能想到的办法当然是贿赂，他们一辈子大事小事都是凭贿赂办成的，这自然会成为他们的首选思维方式，所以钱能准备重金贿赂安南国王，让他改从云南入贡。但重金可不是一封密信，偷偷送给国王就行，必须派重兵押送才行，那以什么名目派重兵带着这么多金银财宝去另外一个国家？钱能想到的办法是向朝廷谎称安南的捕盗兵入了云南地境，这可不得了，很容易引发外交危机，甚至导致两国开战呐！所以，必须立即安抚，派云南指挥使郭景率兵携带大量玉带、彩缯、犬马去送给安南国王，请他改道云南入贡。

其实稍微动动脑筋也知道，安南哪有这么大的胆子，敢派兵进入宗主国的境内。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发生这种事，那朝廷也应该怒斥安南国王才对，为什么还要送钱给他？再说了，就算要安抚，那也应该是礼部来负责，为什么会让云南指挥使带兵去做？但这事儿朝廷居然就同意了，很显然，万贵妃、梁芳等上线在朝中帮他打理好了，连这种要求都同意。所以说，贪官想出来的办法往往并不是真聪明，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只不过在一个贪腐的环境下，上上下下的贪官抱成团，愣是把这些侮辱人智商的“办法”执行下去了而已。安南国王或许也明白这个道理，知道钱能上面有人，也同意了改由云南入贡。然而似乎钱能在云南耕耘不深，势力还没完全渗透，云南边防不允许安南贡使团从云南入境，钱能白忙乎了一大场。

既然捞外水失败，那就只有考虑内部挖潜了。云南的土著部落还很多，钱能指示郭景和指挥卢安等将领去向干崖、孟密、木邦等土司部落索贿，声称可以奏请朝廷将他们从宣慰司升级为宣抚司。郭景这些人在索贿过程中肯定也要夹点私货，太监只爱钱，他们还好色。郭景偶然发现木邦宣慰使曩罕弄的孙女很漂亮，居然逼淫了她。此事三年后才被揭露，不过事体严重，朝廷以左副都御史王恕巡抚云南，彻查此事，郭景只好投井自杀。后刑部查实一应事体，钱能的党羽共九人皆伏法。但奇怪的是，钱能本人却毫发无损，甚至他的党羽指挥姜和、李祥在调查中出现了拒捕行为，钱能为他们求情，朝廷也没有重罚。有些官员觉得此刻是扳倒钱能的大好时机，纷纷揭露钱能的劣迹。其中，巡按御史甄希贤弹劾钱能打死了守矿千户一人。打死这么高级的朝廷将官，这是原则性的重罪，但钱能依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最终，明宪宗对钱能的处理仅仅是将其调往南京闲住。

不过钱能这种人岂能闲得住，他甫一到南京，就结交了一位颇有品味的大贪官——南京守备太监王赐。南京守备太监堪称全天下镇守太监中最肥的一块肥缺，负责镇守陪都南京。和北京周边被划为北直隶一样，南京周边很大一块区域被划为南直隶，管辖范围相当于清初的江南省，之后的江苏、安徽两省，在明代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占全国赋税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南京的官僚机构也比其它地区庞大复杂得多，不是一般地区的都布按三司，而是和朝廷一样的六部、察院、九寺架构，所以南京的油水当然也就多得多。王赐在这里搜刮了不少金银，甚至连品味都炼出来了，已经不仅限于贪现金，更重视搜集文物尤其是古代名家字画。

不要小看了钱能，其实他也深谙此道。王赐问他在云南这些年都搜刮了些什么财宝啊？钱能当然不能说我赚够了××万两银子，都藏在窖底呢！他说我在云南时，陆陆续续以七千两的价格向云南沐王府收购了价值四万两的文物。沐王府是指开国元勋、太祖养子、黔宁王朱英（原名沐英）建在云南的王府，太祖特命其子孙世镇云南，算是明朝唯一的一个异姓藩王。钱能居然敢找沐王府强买强卖，还当成一件能事来吹嘘。不过他的吹嘘显然是极富成效的，王赐当即对他刮目相看，作为地主他也不能输给远方的来客，不然折了南京守备太监的颜面。于是两人相约在南京举办一场文物展，展出他们多年来搜刮的文物名品，斗一斗到底谁贪得更有品味。

明代中叶史学家陈洪谟在其《治世馀闻》中概述了一下他们当时斗富所展出的部分展品：

“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滉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臣、周昉对镜仕女，韩滉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壸道文会，黄筌聚禽图，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卷，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多。”

王羲之（王右军）、王维、韩滉、惠崇、韩干、黄筌、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京、蔡襄（苏黄米蔡）……文中列举的名家真品，任意拿一个出来都是无价之宝，这两位可以用两柜“循环而来”“不可胜计”，这架势足以让故宫博物馆汗颜。

这既是二人斗富，也是一场公开展出，在当时的南京上流社会引起了轰动，几乎江南所有名流士绅都到场观看。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这两位贪墨到了什么程度呢？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有数的，但大家都只是默默地欣赏文物，没有任何人质疑他们买这些文物的钱从哪儿来，更没有人检举揭发，甚至连一封有影响的奏疏都没有。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久之后，钱能居然出任了——南京守备太监！

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斗富的结果吗？谁更富更有品位，谁就当这个南京守备太监？钱能在云南捅了那么多篓子，却不降反升，来到了最肥的这块肥田，看来是根子上的人觉得他捞钱的本领不错，给他换个更好的平台加油捞？

当然，同时朝廷对钱能还是略有制约，他最忌恨的清官王恕也紧随来到南京，以左副都御史兼南京兵部尚书、应天巡抚，想对钱能形成一定制约。钱能果然很忌讳王恕，在南京居然再没搞出太大动静。后来王恕告老还乡，吴公诚接替他。钱能派指挥胡亮宴请吴公诚，回来问吴公诚这人如何。胡亮说：“非常好，知道敬重公公，跟王某不一样。”钱能微微一笑：“王某只是不该和我作对，人品才华还是很高的，吴公诚这种人，其实只配给王某提草鞋而已。”后来，钱能便终老南京，史书并未再记载他有什么出格的贪腐行径。但事实上，更有可能是他赶走王恕之后，成功整合了南京官场，他的贪腐行为变得更为自然顺畅，所以不为人知罢了。这个超级大贪官，享尽了一生富贵，最后还得善终，更是为无数存有贪念的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极为不良的榜样。

有了这样的榜样，各色人等纷纷猛钻幸进之道，太监们也急需人手，拓展他们的贪腐体系。宫女、太监的文化程度很低，跟进士出身的文官往往搞不到一起，甚至容易形成敌对，他们更容易跟和尚道士搅到一起，宪宗朝几位著名的“佞幸”都是僧道。众所周知，中国人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明宪宗也是一位“开明博爱”的君主，在他这里，所有教派都能得到极大宠幸。最初梁芳等人介绍了李孜省、孙道玉、继晓等几位道士、佛僧，继而发现道教、佛教都有很多支派，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体系极为宏大。明宪宗毫不吝啬，都不亏待，一律大取国库供养。僧继晓建大昌寺，强拆了数百户民居，耗费国库数十万两，遭到严重弹劾。不过僧继晓还只是宪宗朝大办法事的一个小小缩影。明宪宗大封真人、法王、佛、国师不计其数，孝宗朝清理宪宗朝滥封的真人、法王，计有佛教的法王437名、藏传活佛789人，汉传禅师120人；道教的真人123人。这些神仙无不需要像僧继晓一样强占民居、耗费国帑来修建宏伟的寺观，还好当时基督教、***教在中国影响不大，不然我相信“开明”的成化菩萨一定也不会亏待他们，而他们那种高耸入云的大教堂、清真寺在北京修起来，所需的石材恐怕就只能拆长城了。

如果这些佞幸真的只是贪钱恐怕都是其次，真正最可怕的还是一个名叫李孜省的道士。其实李孜省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道士，最初是布政司的小吏（吏是官府的低级文员，不是官），后又被推荐去京师当差，结果考察期间却被发现有贪赃枉法的行迹，反而出事了。不过李孜省打听到明宪宗喜欢方术，于是恶补五雷法，并向宠阉梁芳、钱义贿赂重金，推荐给了宪宗。结果宪宗一见他大为喜欢，于是绕开人事系统，直接下特旨授予太常丞。御史杨守随、给事中李俊仍坚持弹劾，说此人有贪赃的劣迹，不宜在太常寺掌管祭祀，于是改为上林苑监丞，掌管皇家园林。这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既然有贪赃劣迹就应该法办，至少不能再升迁，岂能换个“不那么重要”的职务继续升迁？可见当时对贪赃的接受程度已经大为改观。李孜省继续钻研各种法术献给皇帝，又与梁芳等人结为紧密同盟，干预政事，不久又连续升为右通政使、左通政使，成为行政系统中梁芳等太监一颗坚实的钉子。

李孜省总结自己的仕途，觉得多亏了明宪宗特旨授官这一关键步骤，若非如此，他没有科举功名，绝对当不了通政使这样的朝官。梁芳等也觉得，有科举这个门槛，非常有碍于他们提拔自己人，拓展团队，导致他们的贪腐体系只能限于后宫，无法染指被科举进士牢牢守卫的文官队伍。于是李孜省与梁芳等商议良久，力劝明宪宗设立了“传奉官”这一制度，即绕开科举，由皇帝直接下特旨，授予某些人官职。

这不但违背明朝祖制，更是违背宋明以来中华帝国最最根本的一项政治传统，但梁芳、李孜省等人早已有了一套完善的策划，快速提拔了数千名传奉官，占据各个要害部门。而对提出反对意见的文官，就指使亲信御史弹劾打击，很多正直的文官都被弹劾降级甚至罢官。不过文官也很快认识到了严重的危机，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内阁、九卿（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九个部门的长官）、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联名上疏，极论传奉官之弊。明宪宗也有所省悟，将李孜省又贬为上林监丞，并裁汰了五百余名传奉文职，只留下67人，但八百余名传奉武职却未更动。李孜省也因此深恨这些朝臣，更加拼命地钻研法术，重新获取皇帝的信任，终于又复为左通政使。当了还乡团的李孜省大肆报复朝臣，并在政治斗争中充分运用法术这个武器。他经常通过占卦算命的方式，算出哪些朝臣有什么问题，就报告给皇帝。明宪宗非常信任他，往往依其言调动或贬黜这些朝官。后来文官们也明白过来李孜省和梁芳联盟的巨大能量，一些文官也开始依附这个联盟，从此开启了一个内外勾结的模式，一些品质较差的文官选择与后宫贪官联合，帮他们在外朝办事。尽管可怕的传奉官制度很快被废止，但其对文官系统的冲击却是根本性的，影响再难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