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的一天，我持介绍信到教育局向刘局长报到，那时我的工作还没安排，局长说你先休息一个月再说。

后来分管教育的黄副县长找我谈话，说让我去葛水中学当校长。我笑着说：“我在边疆基层二十多年，又要我去基层呀？”“先下去管管事，那里缺个领导，等以后再调整行不行。”我无话可说，走马上任来到葛水中学任校长。老伴邹招生分在文水小学教书，我们的家就安在文水小学。大儿子小云也在葛水中学教书。

葛水经济不发达，学校建设比较落后，学校校舍破旧，教风不振，财务帐上只有十几元钱。两层高的办公楼兼教师寝室是用石块砌成的，楼上人一走动，灰尘就唰唰往下掉。学校厕所，男女“跑光”。教室由于窗子太小，白天上课光线昏暗，学生寝室阴暗潮湿，床铺、窗子破破烂烂，食堂蒸饭用的蒸笼也烂了，老师、学生经常吃生饭，目睹现状，我的心凉了半截。

老师精神状态不振作，不安心，都想调往县城，工作也马虎应付，升学率较低。教师的思想工作比较薄弱。

困难是暂时，战胜困难是一种快乐，我有信心办好这所学校。针对学校存在的困难，我与学校唯一的党员商量，首先要依靠组织加强教师的思想工作，振奋教师工作的热情。其次，急需解决食堂吃生饭问题、厕所问题。再次，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实行班级评比，开展教学竞赛，奖优罚劣，推动教风学风走向正规。

我去教育局要了点钱，罗主任去找乡上级解决木料做饭蒸和修理厕所。不几天钱到了，但木料没有着落。于是我派人到乡下买了几根杉木，立马请人做起几付新蒸笼，彻底解决经常吃生饭问题，同时突击修好了厕所“跑光”问题，结束了师生到处“打游击”、拉野屎的状况。

儿子小云，他82年3月份分到这所学校，比我先到一个学期，他对我说：学校有水田旱土20多亩，老师学生每周要劳动二次，尤其是春播秋收，耽误时间太多，影响教育质量，学生家长意见较大。虽然全县都是这样，以农养校，改善教师福利，但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我听了觉得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我向刘局长提出把学校大部分水田和旱土承包给村民，自己仅留一二亩种蔬菜，这样可以把教师和学生从较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搞教学。刘局长说：现在全县还没听说哪个学校把农田包出去，老师、学生还是搞点劳动好。

我说：葛水中学不是农业中学，是全日制学校，劳动过多难以保证教育质量，每年优生往城里跑，主要原因就是劳动太多。道理没少讲，但刘局长还是不答应。

1983年秋收一过，我就擅自拍板，将水田改成鱼塘，把旱地和多余的水田承包给村民，这样减少了许多劳动时间。84年春投放鱼苗，承包到班级，定责定任务，平时利用课外时间割点草，倒一些大粪到塘里加快微生物繁殖，管理简单，教师积极性也调动起来。年底一干塘，教师们分了不少鱼，皆大欢喜。

承包的油菜收割后榨了不少油，可以保证教师食堂全年不用买油吃，油饼做成饲料喂猪，年终杀几头猪，大家回去好过年。我这样做在当时是违背局里意见的，因为全市还没有哪所学校将田、土承包给村民。我想：大不了我不当这个校长。

1985年下半年，局里决定到葛水中学开“教育改革研讨会”，我拿出了我们的土特产：大草鱼、鳙鱼、鲤鱼招待各位领导。刘局长品尝着鲜鱼，肯定地说：“你老张这步棋是走对了，走得好。”我嗡声嗡气地说：“我还担心受处分呢？”

“有功，有功”，局领导都笑了。从此，局里不再统一要求水田种水稻，允许学校多种经营，允许把田、土都承包出去，学校只管“坐收渔利”。

在教学上我强调：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必须把抓教育质量放在突出位置，以教学为中心，一切为教学服务。通过加强教师的思想教育，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重奖重罚，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师生活，使教师安心，工作热心，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学校大门外有一块大平地，过去成为民兵训练和老百姓放牛的场所，对教学造成影响。我就在大草坪中间种植果树，迫使乡里民兵训练迁到别处。这也许是无上级主义吧。

后来，我在果树的四周建一个三百米的环形跑道，为学校开展体育运动提供了场地。我还筹集资金，新建了一幢教室和一幢厨房，改善了学校条件。

1986年秋，教育局调我去县职称改革办公室工作。学校调来了一位年青的校长孙某某接替我的工作。孙校长不舍得我走，感到有一位老同志在更踏实，还许愿：你不用上课，只当参谋。我当然乐意，因为我知道去“职改办”要负责办理全县教师的职称工作，事情多而繁重，且事必躬亲，我已58岁了，也该休息了。

我在葛水中学四年间，工作有点成绩，心情也很愉快。我常对老师们说：“要求大家做到的，我先做到，不搞任何特殊，与大家同甘共苦，办好这所学校。”

我以实际行动取得了大家的信任，并树立了威信。每天出早操，学生、老师还未起床，我已经离开了暖窝；学生跑一二公里，我也陪同跑到底；生活上不搞特殊化，食堂吃什么，我同样是一份菜。

我当时工资是行政18级，工资不低，但很少另开小灶。我与儿子小云、小春（读初三）同大家一样过清苦的生活。我还担任一个班的语文、政治，老师还有什么说的呢？现在局里几次来电话催，刘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你一定在服从分配呀……”，我只有服从命令离开了葛水中学。

……

1982年，我们从南诏省回到阔别24年的故乡，一家5口人，住房是个大问题。

文水小学领导照顾招生分了一间百年老屋，由于我家孩子多不够住，于是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在公家堆杂物的楼上用木板、纸板隔了一间房子，让儿子居住，虽然简陋，权且栖身。

大儿小云，过年时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门口贴了一幅对联，右联是：“斯是陋室 ”， 左联是：“唯吾得馨 ”， 横幅是：“何陋之有 ”，大家看后都乐呵呵地笑了。

全家“大部队”是回来了，但还有小英、小腊两个尾巴没回，让我和招生焦虑不安。因为他俩都是工人编制，所以企业单位都不愿接收。我们到处托人，找关系，于1985年4月第三批将小英调回文山县明胶厂工作。

接着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于1986年1月第四批把小腊调到芦岭林场工作，谁知小腊又找了对象，设法再求人帮忙，于1987年第五批把他的对象调到林场工作。自此，牵肠挂肚，求爹爹告奶奶，为迁移操心劳神的事终于告一段落。这是我一生中焦躁不安、求人最多、与招生争吵最多的几年，要做成一件大事真不容易啊！

常言道：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千辛万苦把全家都调回来了，又面临着孩子结婚、住房不够的问题。孩子都超过了结婚年龄，可是孩子结婚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又急得要命，遂于一九八四年花4500元买了一套（一厅二室）六十四平方米的商品房，暂且缓解了住房危机。

又托人为孩子找对象、购木头、打家具，忙不清楚。一九八六年冬，长女结婚，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长子小云结婚，一九八九年次子结婚，真是好戏连台，忙坏了招生。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住房难问题，早在一九八四年，我们就在县城黎洞新村买了一块四分八厘七的宅基地，准备建一幢私房，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啊。但按当时的造价，建一幢二层200平方米的房子要二万多元，我们只有三四千元积蓄，只能望“房”兴叹。

1983年后，随着形势的好转，许多台胞、老兵纷纷踏上了大陆的土地，回到了阔别40多年魂牵梦绕的故乡，撒下了游子最辛酸、最热烈的泪水。

1984年的一天，我们从一个台胞那里得到了三哥张学熙的联系地址，于是赶快给他写了信，不久三哥从岛省岛北回信了，一别四十多年终于有了佳音，令我们兴奋不已。从此，我们与三哥、大哥都联系上了，大家书信不断，诉说着四十年来的相思之情。

1987年，三哥告诉我们，他托友人带了1000美元给我们，我们听了高兴得要命，专程跑到穗城找到了三哥的委托人，兑换成人民币9800多元，当天坐上了返回的火车，一路上小心翼翼才把钱带回文山，这下解决了做房子的大问题。于是我们1987年春开始请人做了一幢210平方米的二层普通居民房，1987年底全家喜气洋洋乔迁新居，虽然还欠了不少债，但全家有了一个宽敞、充裕的栖身之处。

1987年后，岛省同胞回大陆探亲，关系开始缓和，进入90年代，有“海外关系”的人，成了“香饽饽”，上级也非常关心有海外关系的人，我被推荐为文山县政协委员、选为市台胞台属联谊会理事、文山县台胞台属联谊会会长。

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