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要经常去辅导学员，甚至补课，很得学员欢迎，但也有逆反心理的。

有个女教员，叫小杨，原是南诏省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南诏省我边区纵队，搞宣传工作，调来任语文教员。她上课很认真，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就是不太联系学员，高高在上，即使平时与学员接触也“保持”一小段距离，学员有疑问，她总是“你多动点脑子嘛。”冷冰冰的一句把学员给挡了回去。

有个学员就说她是“冷血动物”。就这么一句话，不晓得怎么让校领导知道了，找到那学员严厉批评了一顿，还要他向杨老师作检讨。校领导也找小杨进行了谈话，指出她存在着不关心、不热爱学员和高高在上的缺点。这样，坏事变成了好事，杨老师从此一改冷冰冰的态度，积极深入学员中，特别帮助后进学员费了心血，使学员很感动。

另一件事，也发生在一位女教员身上，她叫王刚，军大毕业，特别爱打扮，脸上搽脂抹粉，香气熏人，一件军服改装得齐腰肢儿，非常得体，从后面看，很有女性的曲线之美。她个儿矮，所以爱穿高跟皮鞋，脸儿微黑，所以不论晴天阴天，总爱撑一把遮阳小花伞，走起路来扭动着腰肢儿，小花伞还溜溜儿转，颇有超凡脱俗的傲气。

她下班去辅导学员，总是用一块普罗帕蒙着嘴儿说话。也许香气太浓，也许是学员看不惯，学员总是离她一尺多远，渐渐地学员“感冒”了，有人就编了顺口溜：“听到皮鞋响，以为是首长（那时只有团以上干部才穿皮鞋），回头望一望，只见遮阳伞。”顺口溜虽然编得蹩足，但讽刺性却很强。

小王听到后气得哭了，还耍点“性子儿”----不吃不喝，勉强才去上课。此事不知怎地被校领导知道了，在一个晚上点名的时候，当着众多学员批评了这位“创作者”。杜副校长批评道：“接二连三出现学员不尊重教员的现象，还编顺口溜讽刺人家。谁受得了哇！同志之间应相互尊重，是学员的要多作自我批评嘛，是教员的更应以身作则，做大家的表率，以后严禁出现这种现象。”杜副校长态度极为严肃而带点愠怒。

这虽是对学员的严肃批评，老师也应反省自问。在那个一切强调改造世界观的年代，那种孤芳自赏，超越时俗，那种看不起工农兵的思想或表情，是要会受到大家吐弃的，领导不批评你，学员也会评你的。那时什么都强调一个模式做事，一个脑袋思考问题。

事后杜副校长找过她谈话，这是立场观点问题，不是个人感情问题，因为这些学员都是打天下的最可的人！领导还要我多同小王谈谈，要她放下包袱，改了就好。杜副校长知道我与小黄都是洪都军大来的同学，同学之间互相交谈是最好沟通的。

她的家世、个人经历和思想嬗变，真可写一本书。我不敢以教训别人自居，只谈自己的思想改造，也不当面指责她什么不对，用“己物引他物”，抛砖引玉。事后，我向校长汇报了几次与她谈话情况，校长说，能暴露思想是个进步，但不能用温情脉脉的情怀，错误之处要向她指出，所谓“猛击一掌，促其自省”，就是这个道理。于是我采取了“迂回战术”，先尾尾道来，再直指症结，她慢慢地接受了批评。

后来小王也真的知过则改，进步很快，不久就调到军区干校去教书了。1954年，她结婚时请我去吃喜糖，当着她的白马王子说：“是这位学长给我极大的帮助，我永远感激他。”我也祝福她俩永远幸福。

吴桂兰是广省花县人，分在数学组，傅之模是天府人，分在语文组，我在理化组兼实验室负责人。平常教学工作都忙，除了同在一个食堂吃饭时闲扯几句外，只有星期天才会一起去飞机场关上村玩玩。由于我们三人很聊得来，所以后来成为好朋友。

关上村有几家饮食店，口味不错，每次来必去光顾。过节有时乘车去呈贡，哪儿贡梨出名，松脆香甜，饱尝之后，各拎一袋子回来，给大家分享。有时去军区干校访友，王刚就在这儿任教，承蒙她夫妇美意，每次必打牙祭。那时还是供给制年代，吃大锅饭，每人仅几个零用钱，去多了，朋友就不堪负担了。

我、吴桂兰、傅之模三人身上有钱时，就“共产主义”，没有钱了就坐在机场草坪上胡调侃，谈工作、谈学习、商讨问题，天文地理，无所不谈，有时还争论不休。吴桂兰讲广省普通话，傅之模讲天府家乡话，我这老俵当然是地道的豫章省话了。

大家聊现在，谈未来，表达着自己的梦想。有时各自介绍家乡风土习俗或互相取笑。三个单身汉，成了异姓三姐弟（吴桂兰为姐，傅之模为大弟，我居其末），大家出入成“三”，形影不离。

由于我们三男女“形影相随”，这引起了同志们的非议——“他（她）们搞三角恋爱”。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谈恋爱都是禁区，更何况你们搞“三角”恋，真是“弥天大罪”，但我们心中无“鬼”，一笑置之。

世上的事就是那么怪，你越是沉默，不声明、不争辩，就越证明你心虚。日子一长，流言蜚语就流到领导耳朵里，先是教研组长王毅找我谈话，我极力向他解释。我说：“因为我们原来同过事，相处的日子久，比较谈得来，保证无越轨行为。”

后来杜副校长找我谈话，我实打实地摊牌了：“吴桂兰已在炮四师有了对象，是个团参谋长（也是她的学生），傅之模的对象在天府古令县供销社，都在等待转业地方，结百年之好。只有我老张不是团级干部，没有人看得上，至今光杆一个。茕茕兀立，形影相吊……。”我还没述说完，杜副校长就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转而又说：“回去吧，没事了，注意影响就是了。”我大为惊奇，向他敬了个礼，向后转，大步回到办公室。

星期天，三条单身在机场草坪上相聚，我把杜副校长问我的事向她们一说，几个人笑得屁股朝天。当然为减少麻烦，行动上不能来往过密，慢慢淡出也是应该的。

由于我们三人工作上努力，教学上突出，干什么事都吃得苦，吴桂兰（我们常叫她“木头儿”）虽是女性，但没女儿娇气，性格倒有点男人气，她的教学成绩裴然，别人也找不到什岔儿。后来“木头儿”当了数学组组长，我当了理化组组长，傅之模派去天府省进修，申请转业去地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