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真是一点不错。

对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马士英这几人来说，祸福变幻真的只在旦夕之间；而对残明政局来说，则当真也是天有不测风云。

福王朱由崧原是理所当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一夕之间变成了什么都捞不着，反是八秆子打不着的潞王朱常淓，却得了个兵马大元帅的位置，而桂王朱常瀛这位崇祯的叔叔辈，更是平白就要拿张皇位来坐坐。

福王朱由崧当然不会甘心，同时也自然会有人看不过眼。

一个老福王朱常洵曾经的仆人，这个时候就看不过眼了。

千万不要小看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虽然大多时候他们再怎么折腾都无济于事不能影响任何大局，但有的时候他们一动却能震动天下，会很要命的。

问题只在于他们在什么时候动，怎么动而已。

很多年前，有位叫唐雎的匹夫，就因为觉得那位强秦的国王太过骄横，实在看不过眼于是发了发布衣之怒，结果差一点就三尺之内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天下缟素。

可见有时候血溅五步的匹夫，不但可以叫能让天下流血千里的国王低头，甚至还可以让天下都缟素。我们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而现在这位看不过眼的老福王朱常洵曾经的仆人，他还不是个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仆人，此人无论从身体上还是身份上来看，都十分特殊。

因为他是个太监。

老福王朱常洵在北京的时候，身边有位绰号“胎里红”的小太监叫卢九德的，很是得他欢心。在朱常洵离京就藩后，他大约凭籍福王的照顾亦或者是靠自己的能力，也可能是两者都有，总之是一路高升，到了崇祯朝，已经屡屡监军，手下节制过左良玉、曹文诏、黄得功、刘良佐、陈永福等名将、悍将，也与农民军连番大战过，曾任总督京营太监，现在正好是守备凤阳的监军太监。

作为宫中旧人，他当然知道多年前那朝中宫里的一系列故事，譬如“争国本”；他也很清楚眼前这位故主之子，现任的福王朱由崧是当前最有资格的皇帝候选人。而征战沙场多年的经历，更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硬道理。

所以他在得到福王朱由崧的求助手书后，马上就去找来了世界上最硬的道理——枪秆子。

后来弘光朝四大镇中的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虽然此刻隶属总督马士英麾下，但也多曾是卢九德的监下将领，大家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出生入死过的亲密战友。因此当卢九德对高杰等人一摊牌，亮出福王朱由崧的手书，说明要拥立福王做定策功臣的计划后，这些在明朝历来被文臣们压制的武将马上知道，他们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而且这场富贵之大，是他们做梦都没想过的。至于另外一镇山东总兵刘泽清，在开始时虽然曾一度附和东林势力的意见，支持拥立潞王，但这时一看自己兵力远远不敌拥福王的三镇，遂马上见风使舵也表示效忠福王了。

而此刻的马士英，却正好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凤阳。

要说马士英刚和南京首席重臣史可法两人密谋定下了“拥桂”大计，堪称此计划中的二号人物，何以又会灰头土脸呢？

因为他的官，还是太小了。

马士英此刻其实是相当倾向于史可法和东林党势力的，所以唯史可法马首是瞻，在“拥桂”计划中表现得很积极，后来他得势时也曾对东林骨干姜曰广承认道：“立桂，史意也。予曰：亦佳，但须速耳。”

然而，对那些在南京的朝臣和东林魁首们来说，他马士英却依然不过是个地方官员，其身份还不够与自己坐在一起讨论问题，尽管他是封疆大吏，掌控着福、潞两藩，手握重兵，而且还是南京一带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却也一样没人把他放在眼里。

写到此处，我实在忍不住，必得叹上一叹方才甘心，曰：腐儒不足与计耳。

因此当马士英在浦口向南京的朝臣和东林魁首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前来浦口与会，共商“拥桂”大计时，他们十分高傲地认为，马士英根本没资格和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如此重大的问题，所以只派了两名小人物去应付一下，并带回了“凤督定迎桂矣”的消息。

第二天，史可法确认“拥桂”计划的书信抵达南京。

马士英就这样碰了南京朝臣们一个软钉子，于是他灰溜溜、悻悻然地回到了凤阳。

谁知道他一进城，却骇然发现自己手下的大将和部队云集城内外，且已经清一色地倒向了福王朱由崧，“士英度势之成也，敢无支吾，遂隐其前说，且乞附盟”（3），马士英和其麾下三镇总兵及山东总兵“拥嫡”遂成定局。

马士英是个官场老手，他很清楚形势至此，自己已经没有其他路好走，只能顺势倒向福王朱由崧，不然的话，别说什么仕途，只怕连性命都难以保全。因此他马上附盟，与卢九德及诸镇总兵一起在凤阳皇陵前盟誓拥立福王，顺水推舟地做了文臣中的头号定策功臣，也成了唯一一名参与“定策”的高阶文臣。

至此，弘光朝一套完整的内监、文臣、武将嫡系班底，就全部凑齐了。

不过这会可千万别急于去指责马士英贪生怕死或趋炎附势。

因为首先这人并不怕死，他身上的骨气还是不缺的，后文我们会详细谈到这一点。

其次呢，史可法和南京的朝臣及东林诸君子们，在知道凤督、四镇拥立福王后，也和马士英一样，马上表态同意立福王。犹有过之的是，他们马上又为马、卢、四镇定策之举邀功请赏，而原本叫嚣拥立潞王的那位吕大器，在福王监国后更是提议朱由崧不用做什么监国，后日直接就登基做皇帝算了，连一贯需要的遮羞布都不用了（4）；钱谦益也同样干脆，一转身就跑去逢迎起东林的死对头“阉党”分子阮大铖来。

因此在“拥潞”、“拥嫡”态度变换这点上，还真是谁都说不了马士英什么，盖因史可法和那些东林党人亦无外如此而已。

只是这个时候在浦口的史可法，还不知道凤阳的不测风云，尚自在写信给马士英商议“拥桂”事宜，信中说到不立福王的原因时曰：“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5）”老实说，这些话说得比较狠，也比较不实事求是，譬如不孝云云，基本上就是个指着鼻子骂人的套路，把福王朱由崧从私生活到道德品质以及个人素质、从政能力等通体骂了个遍。

马士英老于官场，一得此书，顿时知道自己已然稳稳坐上了定策首功之位。

后来史可法在知道拥立福王已成定局之后，也自然知道这条把柄的厉害，所以曾向马士英求还此书，并表示若是马士英将此书还他，他将“终不相忘”（6）。据姜曰广《过江七事》中说，最后史可法甚至对马士英说到如若你不还我此书，便是“汝杀我耶！”于是马士英到底还是将此书还了与他。

不过，马士英还是留了份抄本在手里。

其实无论马士英有没有将此书还给史可法，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在这场“定策”斗争中出局都已是必然之数，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正是他自己和钱谦益、吕大器等一批东林党人不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私心杂念。

福王朱由崧是个无能庸人自然无须多说，违错章灼比比皆是。而且他自父亲被李自成所杀后，生活也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在被拥立监国、继位前，其处境是十分艰难的，甚至一度要靠亲戚们的接济来度日。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军击破洛阳，把老福王朱常洵一刀杀了，将其血、肉与鹿肉一起煮成一锅“福禄酒”，赏赐给部下吃了。朱由崧和嫡母福王妃邹氏（邹氏本人已无子，朱由崧是侧室所生的庶长子）、舅邹存义，福王府的部分官吏及仆佣合计二百余人侥幸逃脱，避难于孟县。当时的河南巡抚高名衡向崇祯帝汇报说，朱由崧尚无子女，母子俩相依为命，形状十分可怜。崇祯帝听说后，马上专门派了四名官员、太监去收敛自己亲叔叔老福王的尸体，给他料理后事；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三人，携带银两前往河南接济、慰问朱由崧母子（7）。

同年九月，朱由崧母子返回洛阳。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朱由崧在洛阳袭封福王位。

等洛阳再次被李自成军攻陷后，朱由崧这次一路逃到了河南卫辉府的潞王朱常淓处，据弘光朝苏松巡按祁彪佳的日记中言，潞王朱常淓的手下曾告诉他，在此期间朱由崧生活无着，只能靠潞王朱常淓的接济度日，即所谓“今上遇难，潞藩周旋诸事。（8）”之后，随后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又一起逃到了淮安西湖咀。

在朱由崧生活艰难处境如此狼狈，又理所当然伦序当立的情况下，如果史可法和东林党人拥立他，不怕他不感恩戴德。而看他日后的作为，也可知道他压根就不想建功立业，是以大可把他供起来享福，自己则放手去做为所欲为的，绝无可能让区区一个马士英以及几镇小小的总兵官一夕坐大，更别说阮大铖这样背负恶名的在野人士了。

对这几点，史可法当时心里都是很清楚的，他在与姜曰广私下商议拥立人选时，先曾对“拥潞”一事表态道：“此兵端也！”借此否定拥立潞王朱常淓，接着又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9）”此言即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倾向，同时也表明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哪怕就是拥立福王继位，亦无足为患。

可惜的是，这位握有拥立大权的残明第一重臣史可法史大人，在关系到社稷安危如此重大的政治问题上，表现极度让人失望。

在他以上言论泄露之后，“拥潞”诸人气势汹汹，舆论大哗，史可法顿时缩了回去。他既不敢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据理力争，坦言福王伦序当立、“拥潞”或将开肇兵端，也不敢坚持自己的观点，站出来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以打消众人对“拥嫡”的疑惧之心，而是畏首畏尾至于“引避不言矣”（10），最后竟搞出了一个试图两不得罪，不伦不类的“拥桂”方案。

这个“拥桂”方案，一不合伦序纲常，放着崇祯帝的亲堂兄弟不立，却去立崇祯帝的叔叔，虽然大家都是万历皇帝所出，但这样做置天启、崇祯二帝于何地？置福王于何地？驱之亦或杀之焉？因此其本质和“拥潞”并无太大的区别。

二是极度缺乏操作性，比之“拥潞”都不如。潞王朱常淓好歹和福王一样，都近在淮安，几天就可以到南京。而桂王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广西，且目前是个什么情况都还不是很清楚，再加这迎驾的全套仪仗摆出去，一个来回几个月总是要的，到时候只怕这位桂王还没到南京，大顺军或清军早已兵临城下了。

是以“拥桂”一策，最大的好处就是东林党人没意见，也多少给了讲伦序纲常一派大臣们一些理由，惟独没一丝为国家社稷的考虑，也无一丝顾念故主崇祯帝的意思在内，纯粹是史可法为了安抚东林势力而想出来的一着大昏招。

在此一事中，史可法自见识和政治手段上看，虽然有所认识，但优柔寡断顾虑重重，毫无一点政治家的决断和魄力，不敢快刀斩乱麻安定局势，以至后来不得不出京避祸，空自丧失重整朝廷的大好时机；从气节和品格上看，他也没能做到一心为国或对崇祯帝死而后已，一遇阻力和反对，连仗义直言的勇气都没有，只求不得罪各方势力。这比之他老师左光斗，直如陈元龙与许汜之上下床之别（11），相去何止千里。

在凤阳“拥嫡”成为定局后，马士英率军五万，拥着福王朱由崧浩浩荡荡直奔仪真，福王在那里捎上史可法后往南京而去，马士英则率大军驻扎不动（12）。

四月二十九日，福王朱由崧、史可法同船抵达南京城外，南京各部官员赴城外觐见朱由崧。

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率众拜谒明孝陵，然后自西门入城。

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就任监国。同日，高杰、刘泽清等上书请史可法过江督师。

五月初九日，马士英自请入朝，拜表即行。

五月十五日，监国朱由崧登基，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五月十六日，弘光帝以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加马士英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又以原户部尚书高弘图为礼部尚书，原詹事府詹事姜曰广为礼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王铎诸人俱为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随即史可法陛辞，离京督师，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马士英入直。

史可法在弘光朝政局的第一轮较量中，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