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张璁、桂萼二人刚到京师，“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而后言官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又连章上奏道：“（张璁、桂萼）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已因议“大礼”与建庙事和嘉靖争执太过而去职，嘉靖令张璁派的席书接任此位，而席书尚未到任，给事中张汉卿就已开始弹劾席书赈荒不法。然后张翀将这些廷臣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章疏，交于刑部尚书赵鉴，令其上奏，赵鉴一面貌似公正地请嘉靖将此事交由大理寺来勘察，一面私下与人道：“得谕旨，便捶杀之”，打算一旦骗过嘉靖获得了同意调查的旨意，那么只要张、桂、席等人踏进大理寺，就直接毙杀他们。

谁知道这阴谋却被张璁等人侦知，遂即刻以此语上奏嘉靖。嘉靖“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于是嘉靖大怒，严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比为党陷害正人，张翀等人构陷不忠，干脆进张璁、桂萼为学士，顿时朝廷骇然，内阁势力一时为之夺气。

为了最后一搏，内阁又集合诸曹各具一疏，力陈继嗣之道，这次署名者达到了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七月，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准备去掉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力争不可，结果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会朝罢，在出宫途中，杨廷和之子杨慎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号鼓动群臣，张翀等人又以“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威胁，裹二百三十余大臣跪伏左顺门外号啕大哭，更有人大声呼号“高皇帝、孝宗皇帝”。

嘉靖下旨要众人退去，众人不从，一直对峙到中午，终于爆发了左顺门廷杖大臣的“哭门”事件，酿成了嘉靖登基以来的首起大案。

在此案中先后共有一百八十余名大臣被杖责，御史王时柯、员外郎马理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三十四人下狱。

九月，礼部尚书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奉嘉靖诏，于阙右门与群臣开始论辨议大礼，最终结果以张璁派大胜而告终。《明史》《席书传》载有席书对此事的报告曰：

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

九月十五日，嘉靖诏告天下，称伯父孝宗为“皇伯考”，父亲兴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终于议成，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大礼议”（7）。

对这场纷争，后世者即使赞杨廷和一派之强项，也多不赞成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如清人就很不赞成他们哭门之类的过激行为，说“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并于《明史》中坚持继嗣一派的诸臣传记中评道：

“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虽然，杨廷和、杨慎父子以及其余几位内阁大臣在正史中获得的评价都很高，如“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等等，但在个人品格上，其实未必个个都是私德无亏的，同时在“大礼议”中，动机也并不都那么纯粹。

杨廷和、杨慎父子就是一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江西庐陵人。父杨廷和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入阁，后累迁至内阁首辅。杨慎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举进士，在参加殿试前，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将考题预先给杨慎看了，所以在殿试时杨慎“所对独详”，列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8）。这件作弊案件，到日后才渐渐泄露出来，和他同时代的李贽所写的《续藏书》和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均道，京师百姓对杨慎有“面皮状元”、“关节状元”之称。

只是杨慎的才华还是相当好的，倒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纯粹靠关节作弊拿功名的纨绔子弟，他在诗文、考据、学术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可惜学风不大好，和他作弊拿状元一样，往往喜欢作假，颇为后人所诟病，尤其是像《石鼓文音释》这样的伪作，若非宗师们辨之，对学界的贻害是严重的。至于像《汉杂事秘辛》这一类伪作，当文学作品看看就是，倒也无甚大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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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在“大礼议”中，是完全站在其父一边的。不过父子一起上阵，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其父掀起的“大礼议”，实质上却不纯粹是礼仪和伦理道德问题，而是有不少政治利益在内的，这就有问题了。且杨家父子在纷争中使用的一些手段，也不那么光明正大，包括继嗣派一些素有清名的主力大臣在内，几次要以正义道德之名陷害、私杀张璁、桂萼两人，更是十分令人齿冷。

再反观张璁、桂萼，在此过程中却一直堂堂正正没什么私欲在内，大鸣大放无所畏惧，乃是真正的士人楷模。

不过此案中除杨廷和不多的几位内阁势力代表人物外，大多数士人是没什么政治和现实利益动机的，他们纯属因学术观点和理念不同，为了对士节的秉持而坚持自己观点的，为此他们与皇帝分庭抗礼不为之屈，乃至死也要抗争到底，他们观点的对错先不去管它，只这种气节和勇气，确实很令人赞叹也值得去尊敬。

他们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正是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偏执”，使得相当部分士人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甘犯天颜仗义直言，甚至悍不畏死以身殉道，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是以明前期至中叶的正德、嘉靖、隆庆及万历朝前期，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治日渐不堪，皇帝们也一蟹不如一蟹，可士风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体上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如明前期和中叶与奸宦王振、刘瑾的斗争，正德时期的“谏南游”，明季初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等，包括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在内，无论面对的是奸佞还是皇帝，士大夫集体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和各种可贵的信念，这多多少少地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