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老县城的商家店铺

所谓商家，是指以经商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家庭。所谓店铺，是指用来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房屋，这些房屋一般都在街道两侧。商家不一定开店铺，开店铺的一定是商家。规模大的店铺，是资本家出资经营的，雇用经理（俗称掌柜的）和店员从事具体业务。中等的店铺是小业主经营的，一般雇用一两个或两三个店员（俗称小伙计），或者招收学徒（学徒只管吃住，不发工资），帮着业主干些具体业务。小店铺只是业主自己家里人经营，不用雇人帮忙。

蓟县老县城里的商家很多，有在街面上开店铺的，也有挑担推车沿街叫卖的摊贩，还有走街串户同的小贩。这些商家有的完全靠经商为生，也有的家里有些土地，与人家种分收（注1），像这种亦商亦农的人家还是比较多的。

老县城里的店铺分四种类型：一是只卖不买（不包括进货）的销售型店铺，如布铺、丝绸铺、杂货铺、中药铺、西药铺、综合药店、缸店、碗店、茶叶店、烧酒店、粮食店、五金店、文具店、书店等；二是又卖又买的转销型店铺，如“龙德号”等大商号，既收购蓟县当地的土特产品，转销外地或本地，也批发和零售其他各类商品；三是前店后场的手工作坊型店铺，如木匠铺、铁匠铺、米面铺、罗圈铺、皮匠铺、编织铺、等；四是服务型的店铺，如饭馆、茶馆、理发馆、裁缝铺、大车店、小客店、邮局、银号、当铺等；另外还有窑子馆。

过去，老县城的商家店铺经销的商品，也有洋货与土货之别。如粮店里卖的是大城市机器加工的大米和白面，俗称“大米”和“洋白面”，而本地米面铺里用牲畜拉石磨“磨”出来的面俗称“白面”，用石碾子“碾”出来的米俗称“稻米”（水田长的水稻米）或“粳米”（旱地长的粳稻米）。再如五金店卖的大城市机器制作的铁钉子俗称“洋钉子”，铁匠铺打造的四棱形无钉帽的钉子俗称“枣核钉”，有大钉帽的俗称“蘑菇钉”。杂货铺卖的大城市制造的硫磺火柴俗称“洋火”，传统的火源俗称“火石”，本地铁匠打造的敲打“火石”用的取火器俗称“火镰”，用来包裹“火石”的引火物俗称“火绒”。大机器织成的宽幅细纹带花棉布俗称“花洋布”，农家自己织的窄幅粗布俗称“小土布”等等。那时正是新旧产品交替时期，新的产品物美但价高，老产品虽“土气”却便宜。

老县城里的店铺，都分布在东、西、南三条大街上，而且大部分集中在鼓楼附近。

南大街从鼓楼往南到中街口（鼓楼广场南口），街道两侧没有庙宇和普通民宅，全部是店铺。再往南店铺就少了，在南城门附近路西有两家药铺，一个叫“永春堂”，一个叫“天元堂”。下街口北侧路东有一个杂货铺。

东大街从鼓楼往东到“新鼓楼”十字路口（现在的邮局东路口），街道两侧也全部是店铺。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后，鼓楼东大街的路南，也有了官办的银号和邮政局。那时的邮政局里有电报房，用蓄电池和人力发电机（手摇或脚踏）发报。日伪时期也有了有线电话，从城里到一些大据点之间都架设了电线杆。新鼓楼路口东面的路南是“同文书局”，路北是沈家大车店。再往东就是庙宇和大户人家的宅院了。到东城门附近有一个杂货铺和一个火烧店。

西大街的路北的石门坎胡同以东民宅少店铺多，在西面有两三处民宅，最西边就是独乐寺了。路南在塔东胡同以东也是民宅少店铺多（除去老爷庙对面的空场和戏台），当时城里最大的收购、批发、销售一体化的大商号“龙德号”就在这里（“龙德号”的宅院比较大，后被县供销社接收，位于现在的商业职工医院处），塔东胡同路口西面除了何家店，其他房屋就是民宅了。

北大街两侧过去没有做买卖的店铺，只有机关和学校和部分民宅，但是在侯宅子北面有两家窑子馆，被人们俗称“土窑子”。那年代开窑子是合法的，大城市里的窑子档次高，窑姐们不仅有文化，识文断字，还要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在行。除了夜间在窑子里陪宿嫖客外，白天和晚上还可以外出陪伴客人们的酒席宴会，与客人们作诗答对，为客人们弹唱歌舞。她们面对的客人都是达官显贵，公子王孙，收入也是表较高的。像戏曲《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主人公杜十娘就是那种高级窑子里的高级窑姐。小县城里的“土窑子”里的窑姐就和普通农妇一样，每个窑姐一个房间，白天打茶围，晚上宿嫖客。每夜只接待一个嫖客，不像现在的暗娼小姐，挣钱也讲“高效率”，不分日夜都接待嫖客。

打茶围就是由窑姐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茶和吸烟。收费是按照茶水的数量和时间计算的，俗称“买牌”。每次一壶茶水(一份茶叶，任意续开水)，一个钟头，收费三角（当时街上普通茶馆一壶茶水收费五分）。来窑子打茶围的客人多为两人以上五人以下，人多了屋内坐不开。客人中有“本客”与“宾客”之别，花钱买单的人是“本客”，不花钱白喝茶的是“宾客”。几个人进屋后，窑姐先问明谁是“本客”，然后和他站在一起招呼“宾客”落座。“本客”要“这是张大叔”，“那是李小弟”的先给窑姐介绍各位宾客的身份和称谓，窑姐也随着本客的介绍与宾客“见礼”， 同时以“本客”妻子的身份对各位“宾客”进行称呼。然后窑姐要按照“本客”介绍的各位“宾客”的“辈分”，本着先长辈后晚辈，先长兄后小弟的顺序给各位“宾客”倒茶水，点香烟。最后才给“本客”倒茶水点烟，完全和自家夫妻一样对待。喝茶的过程中处于小辈人或小叔子地位的“宾客”可以和窑姐开玩笑，说些荤的（低级下流话），也可以动手动脚打情骂俏。但是处于长辈人和大伯子地位的“宾客”，就必须规规矩矩，不能越轨。到时间后，如果不再续一个“牌”（指换新茶叶沏新茶水），就要离开。离开时窑姐和“本客”一起把“宾客”送出房间门外，二人再一起回屋。这时“本客”可以对窑姐搂抱亲吻一下，再做别的就不行了。那时窑子馆白天只打茶围，不接待嫖客。

嫖客要嫖宿窑姐，只有晚上在窑子里过夜。一夜三块大洋（一块大洋可以买一袋子40斤一袋的白面），只管茶水不管饭。嫖客挑选好窑姐后，进入该窑姐的房间，就取得了该女“丈夫”的身份。其他窑姐和嫖客要称他为“姐夫”或者“妹夫”，老鸨子则称他为“姑爷”（女婿的意思，窑姐都称老鸨为“妈妈”）。晚饭要求嫖客叫外卖，嫖客对窑子的男佣（俗称“茶壶”，负责烧茶炉、送开水等后勤工作，也是老鸨子的丈夫）说好要什么饭菜，他就到附近的饭馆去订饭。饭馆的跑堂的会用大食盒把热腾腾的饭菜酒肉送到窑姐的房间，由嫖客支付饭费。吃喝完毕后，嫖客和窑姐像夫妻一样过夜休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嫖客走人。早饭后，窑姐在房间里又开始“打茶围”。

这两家窑子馆，在共产党接管蓟县城后都给取缔了。

那时老县城里的药铺最多，一共有八个，三条街上都有；饭馆有五六个，鼓楼前南大街上连着就有三家饭馆，东大街两家，西大街一家；杂货铺也比较多；当铺有两个，南大街上一个南当铺，西大街上一个北当铺。大车店有三家，南大街刘家店，东大街沈家店，西大街何家店。最少的是茶馆，只在鼓楼前边有一家，因为休闲喝茶的人不多，茶馆还兼卖开水。这里的水是钱局子大井的水，供“皇差”喝的甜水，比自己家用大锅烧的其他井的水味道要好，有的人就用暖壶来买开水（俗称“打一壶开水”）回家沏茶喝。

老县城里的店铺虽多，但是多数规模都不大，没有现在这种商城、超市式的售货大厅。即使“龙德号”这样的大商号，零售的店面也一般，只是院内收购场地大，库房、账房经理室（有号称“大掌柜”和“二掌柜”两个当家人，据说只是北京的老板聘任的正副经理）、职工宿舍、伙房等房子多，院里可以进大马车，门口有警卫室。那时的店铺不论大小，门市部（俗称“门脸”）的房屋都是和普通民宅一样的砖瓦房，只是房檐下挂着木匾式的招牌而已。而且店铺的内院就是店铺主人的家庭住宅，还是商品的库房或者是手工作坊的生产车间。整个院子有两层或三层乃至四层房。临街的一层房是门市部，里面的几层房是车间、库房、厨房、餐厅、卧室、厕所等。也有的房主自己不开店，把临街的门市房租给别人开店，院里多余的房屋租给别人居住。

临街的那层门市部房，也是普通房屋，只是中间没有界段墙。多数的是三间相通的一个大屋，也有五间相通的大屋，由柜台后面的后门去后边的院子。还有的是专留一间门道，另两间或四间相通的屋子开店。总的看，还是三间房以下的小店铺多，大店铺少，尤其是那种收购、批发和零售兼备的大商号（既有门市部又有进车马的大院子）更少。

店铺的窗户和普通房屋的窗户相同，都是“纸窗户”，但是店门与普通住房门不同。普通住房的外屋门就是两扇对开的“死扇木板门”，店铺的门多为四扇或者六扇木板门，白天把中间的门板摘下来（向上端开），放在墙角处。晚上关门时把门板安在门框上，里边用门闩插好。这种活动门既便于白天进货进人，也便于夜间防盗。而那种“纸窗户”只透光不防盗，所以关门后还要在窗户外边要遮挡上较厚的木板，俗称“挡窗板”。“挡窗板”的上边挂在窗户上面的大框上，下边锁在窗户下面的大框上。1956年公私合营后，公家新修建的店铺门市房都改成新式的大玻璃窗和宽大的“悠达门”（门轴带弹簧，推开后自动关门），但在下班后，为了防盗，还是要用“挡窗板”把大玻璃窗户和“悠达门”上部的玻璃窗部位都遮挡起来。但这时的“挡窗板”也有了发展，小门市部的窗户小，还用过去那种可拿开的“挡窗板”。大门市部的窗户也大，就在两侧窗户上安装了固定在窗框上的，可折叠的“挡窗板”（中间用折叶相连的竖条木板），白天折叠起来推到两侧墙角，晚上打开挡住窗户，中间上锁。由于那年代商家店铺一下班就安装上店门板和挂上“挡窗板”，所以人们习惯的称商店下班为“上板了”。直到1980年改革开放后，才出现新式的“卷帘门”，各家店铺才结束了下班就“上板”的历史。

过去的店铺小而多，互相竞争激烈，服务态度相应就好。因为过去人们是以步行为主的，尤其是从乡下到城里来购物的人，一路风尘难免疲惫。所以，许多店铺都是柜台在里面和两侧，在前面店门两侧的窗台下面，摆放桌子和椅子（柜台都在里面），供顾客进店后坐下休息，桌子上有茶水，免费喝水。店门口有小伙计负责掀门帘招呼客人，进门先问好，出门说“走好，欢迎再来”等礼貌话。冬天小伙计要为客人掀开棉门帘，下雪天还帮客人拍打身上的雪花。同时规定每天早饭午饭都不能吃葱吃蒜，免得和顾客对面说话时，呼出异味使人反感。这些礼节与现在的一些民营商店差不多，不同的是，过去的店员都是男的，不像现在用好多年轻漂亮的美女当店员，过去没有让妇女抛头露面的。

老县城里除去在街面上开店的“铺家”，还有不少在大街上摆地摊的小商小贩。如卖熏鸡、熏肠、熏肉的，卖煮熟的牛肉、狗肉、猪头肉的，卖馅包子、水饺、面条的，卖馄饨、豆腐脑、大饼羊汤的，炸丸子的、炸油条（俗称“大果子”）的、炸油饼（俗称“炉箅子”，是一种很大很厚的油饼，因与炉灶中的箅子相似，故称“炉箅子”）的、卖烧饼的、卖火烧夹肉的等等。各种小吃应有尽有，但那时没有麻辣烫、麻辣串、油炸臭豆腐和朝鲜面。还有卖青菜的、卖水果的、卖副食调料、腐乳臭豆腐、虾皮虾酱的，卖小百货的等等。这些摊贩大多居住在城里大街后面的胡同里，多数住的是茅草房，少数摊贩是外乡人，在城里租房住，平日就在大街两侧出摊叫卖。这些摊贩根据自己家庭劳动人员的多少，决定从事何种生意，如卖馄饨、豆腐脑就需要外面有人看摊，家里有人干活。卖青菜、水果一个人就可以。

那些卖熏鸡熏肠的、烧饼火烧的，都是在家里的烤炉上制作，出摊时用具简单，有的挎个多层保温的大食盒，有的担两个食盒。带个马扎子坐在街边，打开上层的盒盖，露出所卖熟食，大声叫卖就行了。因为顾客都是买完就离开，拿到家里或别的饭摊上去吃，所以摊主不需准备客人用的饭桌和凳子。

而那些卖馄饨、饺子、面条和大饼羊汤的就复杂了。他们都需要担着两个大约80厘米高90厘米宽的方形柜子。其中一个柜子中间有一个直径30厘米的小铁锅及炉灶，炉灶的周围还可以放置小水桶和劈柴、木炭等燃料，另一个柜子带几层抽屉，里面装着事先做好的馄饨、饺子、面条、或者烙熟的大饼和煮熟的羊杂碎，及小盆、碗、筷、勺、调料、佐料等物。柜子之外还要带着小饭桌、小板凳或马扎子。而卖豆腐脑、老豆腐的则是直径70——80厘米的大铁锅，也有把锅灶包围起来的圆形的木套，（不是柜子）比较矮（约半米高）。都是在家中就已点好了（用卤水点豆腐）的一大锅老豆腐或豆腐脑（为了保温，锅下的灶里也要填加木炭）。当然也要有一个半米高，80——90厘米宽的方形的柜子，用来放置刷碗盆、碗、盘、勺、调料、水桶等，还要带上小饭桌、小凳子等供食客们使用。

过去的老豆腐和豆腐脑有区别，据说因“点”的“卤水”（一种有毒的物质，可以使豆浆凝结，据说人直接喝下去会使血液凝结，很快死亡。解放后国家不准用卤水点豆腐，改用石膏）数量不同而有区别。豆浆“点”的“老”一些就是豆腐脑，“点”的“嫩”一些就是老豆腐。老豆腐是质地均匀的浆糊状，盛进碗里，用麻酱、酱油、醋蒜、辣椒油等调料；豆腐脑是一块块凹凸不平的脑子形状，所以才称“豆腐脑”。豆腐脑盛进碗里，用面筋、木耳、黄花、蘑菇、鸡蛋熬煮成“卤”做调料。两者味道不同，价格不一。1955年前，老豆腐五分钱一碗，豆腐脑一毛钱一碗。因为“点”好的一大锅豆腐很重，一般都是两个人抬到街上去，再由一个人看摊，卖完后一个人挑着空锅灶和调料碗、勺等物的柜子回家。但是，一般一个摊贩只有一个锅，两者不能同时都卖，难以满足食客需要，而且豆腐脑的老嫩程度不容易掌握，点的“过老”了就成了疙瘩汤，没人爱吃。所以，有些摊贩就本着“宁嫩勿老”的原则，做成一锅老豆腐或是豆腐脑，同时预备两种调料。客人吃老豆腐或吃豆腐脑，使用不同的调料，收不同的价钱。再后来，就把老豆腐的调料取消了。现在街上卖的所谓豆腐脑，其实是过去的老豆腐，加上豆腐脑用的“卤子”，合二而一了。我不懂“点豆腐”的技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工艺“点”不出“脑子状”来。

炸油条的和炸油饼的也是挑着两个柜子，一个柜子上有锅灶，另一个柜子带着在家和好的面团、油、盘子、（不用碗筷勺）秤、及饭桌凳子等物。在卖馄饨和卖豆腐脑、老豆腐的摊旁边边炸边卖。过去炸油条用的面团和油饼用的面团成分是不同的，炸油条的面里讲究加入“盐碱矾”，油饼的面里不加“白矾”。同时，炸油条与炸油饼的“火候”也不同，油条的“火候”要比油饼大一些。由于油条油饼的原料（面内添加剂）和烧炸过程（火候）不同，炸出后来口感味道也不一样。油条的口感讲究脆而挺，比较油腻。油饼的口感不是脆，是韧而暄，比较清淡。过去的油条和现在的油条形状差不多，也是按“根”计价卖。过去蓟县人对油饼俗称“炉箅子”，因与炉灶内的通风篦子形状相似而得名。大个的油饼的直径有40厘米，厚度约2——3厘米, 可以掰开卖，是按斤、两称重计算的。两者的价格也不一样，油条要比油饼价格高一些。所以卖油条的不炸油饼，卖油饼的不炸油条。（现在则是油条油饼同样的面，根据顾客的要求，随便改变形状，味道没有区别。）

因为过去小户人家一人挑一副担子出摊，只能卖一种小吃，为方便食客，就需要卖馄饨、豆腐脑的与卖烧饼、“果子”（油条）、“炉箅子”（油饼）的互相结伴摆摊，使顾客在吃饭时有稀有干。只有卖大饼羊汤的或卖包子、饺子的不必结伴，可以单独摆摊。比较简单的小吃摊是沏“茶汤”的，所谓“沏茶汤”其实与茶叶无关，只是用“沏茶”的方法而已。先把一羹匙小米和糜子面、半羹匙红糖，放入一个大碗中，再加入少量温水（碗的四分之一），用小木铲（和羹匙大小的木制小铲，用来抹“茶汤”吃）搅匀，再用滚开的水冲成一大碗面糊糊。这种“甜浆糊”，许多小孩子都爱吃。卖“茶汤”的摊主，只须带一个龙嘴大茶壶（底下用木炭生火），一小袋小米面和糜子面，一小袋红糖，碗、木铲；刷碗用的盆子和水，再带一两个高桌、几条板凳就行了。既可以挑着走，也可以用“挎车子”（注2）推着走。

卖蔬菜、卖水果的摊贩，有的用挑筐，有的用“挎车子”。挑筐也有两种，一是半米多高的箩筐，用来装圆形的蔬菜（茄子、土豆、西葫芦、角瓜等），二是用浅底带两根1米多高的“筐梁”的“挑筐”，来装白菜、菠菜、芹菜等成捆可垛着放的蔬菜。“挎车子”上面，既可以一面挎一个长圆形的筐子，里面装载瓜菜或水果，也可以把成捆的蔬菜垛在车架上。把车停在街边上叫卖。

这些摊贩在街边摆摊的摊位，都是避开店铺或住宅的门口，紧靠着排水沟，顾客吃饭的桌子有的也放置在排水沟外的辅路上。卖豆腐脑和老豆腐的一般是早晨卖一锅，中午再卖一锅，下午一两点钟收摊回家。卖馄饨、饺子、油条、油饼等摊贩也是过了晌午就收摊回家。卖豆腐脑、老豆腐以及卖豆腐块、豆片、豆丝的摊贩，家里就是作坊，家中都有水磨。起大早熬好第一锅豆腐脑，早晨去买。上午熬好第二锅豆腐脑，中午卖。为磨豆浆，有的家自养一头驴，有的几家伙养一头驴，用来拉磨。卖馄饨、饺子等人家，也是在家里由女人孩子们用手工和面擀皮、切菜、“和馅”（那年代没有机器可用）、捏馄饨、包饺子。一般都是头天晚上包好第二天早晨卖的馄饨饺子，当天上午包好中午卖的馄饨饺子。卖包子的是在家里“和面”、“和馅”，在摊位上边做边蒸变卖，卖油条油饼的也是边做边炸变卖，也是提前在家里“和面”、“行面”（放一段时间）。而那些卖水果和蔬菜的，则出摊的时间较晚，多是早饭后才摆摊，下午收摊也晚，要到天黑才走。（不像现在有早市和夜市。）

平常日子，街上那些出摊的都是职业商家，但大多是卖小吃食物、水果蔬菜和小百货等常用消费品的。每逢农历一、六“大集”地日子，许多当地农民又要把自家种植的蔬菜、水果、粮食及自家织的小土布，从山上割来的柴草、劈柴、树枝等农副产品，运到集市上进行交易。同时还有一些卖棉布、丝绸、刀铲斧锯等小五金、盆碗壶盘杯等餐具的“追集”（注3）摊贩，也到城里来“出摊”（三、八“小集”的时候，也有追集的摊贩，但比大集要少些）。除了集贸市场布满摊位之外，大街两侧也布满摊位。尤其到腊月，南大街上不仅街道两边摆满摊位，在大街中间也摆开了一遛摊位，进城的大车都要绕道走。

过去，乡下的农民们养成了在“集日”赶集交易的习惯，卖出自家多余的产品，购买自己所需物资，所以集贸市场上的商品种类也很多，平日里城内店铺和摊点都没有的东西——如卖狗皮膏药的、卖大力丸的、卖故衣（旧衣服）的、卖布头的等等，大集上也都有了。同时还有些农民是“赶闲集”的，他们既不想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是把“集日”当成农村的“公休日”，到集市“看热闹”的，碰见外村的熟人聊一聊，在小吃摊上吃顿新鲜饭。还有些乡下农村的小孩子，把跟随大人去赶集，当成增长见识和吃点新鲜东西的机会，也跟着大人来集市上凑热闹。这些都是老县城在平日里所没有的现象，可见，集贸市场也是对店铺市场的补充。

过去，老县城有两处集贸市场，一处是城里东南隅的“猪市”，在东大街新鼓楼路口南侧、南大街中街口东侧的地方（位于现在邮局后部和影剧院后部）。1955年以前，这里是猪羊鸡鸭等家禽家畜和粮食市场。同时，来追集者还有拔牙的、点痦子的、剃头的（注4）、修脚的、打把势卖艺的，变戏法的、拉洋片（注5）的、说大鼓书的等服务和娱乐项目。看拉洋片要先给钱（五分钱看一遍）后看，打把势练气功的、变戏法和唱大鼓的是大家围着看，到演出高潮时用铜盘朝大家收钱，观众自愿往盘子里扔零钱，多少不限。小孩子站在观众圈里边看，卖艺人知道小孩没钱，把铜盘伸到小孩圈头顶上边，向后边的大人圈收钱。表演一会儿就要一次，一个小时得要两三次。另一处集贸市场是西城门外路南的大广场（过去处决死刑犯人的法场，现在东风宾馆一带），那里主要是柴草、盖房用的木料、新旧车辆、大牲畜、青菜、粉条、小五金、蘑菇木耳、干鲜水果、土产品等交易场所（合作化以后，大牲畜禁止上市交易）。另外，这两个集贸市场上也都有“追集”卖饭及各种小吃食品的摊位。所以，在集贸市场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拥挤不堪，热闹非常。这一点，是日常各家店铺所没有的。

1947年6月，国民党收缩兵力，全部西撤北京，同时协裹蓟县城里的六十一户商铺掌柜携家带口西逃北京。一下子老县城大街上的店铺几乎全部关门了，只剩下那些不怕“共产”的穷摊贩。虽然后来，有些小店铺老板又返回蓟县，重新开业，但是那些大店铺主人始终不敢回来，城里的店铺就减少了许多。好在共产党组建了供销社，保证了商品正常流通，再加上集贸市场的集市贸易照常进行，群众的生活未受多大影响。

1956年公私合营后，那些家庭式的小店铺、小作坊、小摊贩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原来那些店铺老板和出摊的小贩，有的成为商店、饭店、工厂的职工，有的成为农业社的社员。新组建的大商店、大饭店代替了小店铺，大工厂代替了小作坊。由于街面上那些主人西逃的大店铺变成了“官宅”“官地”，就改建为新式的商店门市部，原来那些“前店后家”式小店铺的宅院，就变成了普通民宅。原来各家小店铺门前的燃油“路灯杆”和房檐下的“雨搭子”（遮雨走廊）也都拆除了，路边的个体摊位也都取消了。但集贸市场还是继续使用，每逢集日，进城赶大集的人还不少，尤其到腊月，生产队歇冬（注5）放假，“赶闲集”的人更多，城里还是很热闹。1958年冬至1961年吃食堂期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物资紧缺，集市贸易处于瘫痪状态。1962年以后，城内各村生产队搞集体副业，又出现了卖豆腐脑、炸油饼等临时饭摊。同时允许农民将多余的粮食在集市上高价卖出（不准倒买倒卖），“猪市”和西关这两处集贸市场，又重新热闹起来。

公私合营后店面的规模大了，可是数量少了。最初只有东大街邮局对面的东大楼（新鼓楼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处）和西大街东口路北的西大楼（鼓楼前面西侧）两个棉百副食综合门市部。南大街下街口北侧路东一个小百货商店，东大街靠近城门处一个小百货副食店。饭店有两个，一个大众饭店（后改称工农兵饭店），一个回民饭店。鼓楼前东南角一个土产日杂门市部，南大街中街口北侧路西一个药店。西大街路南一个新华书店。鼓楼后面北大街露西新建一个大众浴池，东大街路北有一家大众旅馆（原来银行只在路南，对面是旅馆）。六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国营的商店、商场越建越多，越建越大，越建越高。改革开放以后，不但重新放开禁令，允许在街道两侧摆摊设点，还批准居住在街面上的私人住宅改建成商贸楼房，使现在老城里大街小巷，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商家店铺，使老城区的街道变成了纯粹的商贸街。

注1：种分收：劳力多有牲畜的农户为别人耕种土地，将收获的粮食和秸秆与土地主人对半分，种植何种庄稼及种子、肥料由耕种土地的农家负责,但缴纳公粮和摊派义务工由土地的主人家负责。

注2：挎车子：老式的木架木轮独轮车，车架是1米半长、1米宽的长方形的木框。外侧的两根大框向后延伸1米做车把（柄），木框架在车轴上。木框后部有两根立在地面的车腿，与前方中间的车轮成三角形，保持车架与地面平行。车轮也是木制的，上半部露在车架的上方，用小木框罩住，车轮罩的左右两侧放置货物，如同挎在车上，故俗称“挎车子”。

注3：追集：农村的集市贸易，在同一场所（村镇），每隔五天进行一次。贸易时间，分别是农历月每旬的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五和十。县城的“集日”和相邻的村镇之间的“集日”互相错开，使一个县内每天都有集市贸易市场。有些卖耐用消费品的摊贩，每天都到有“集日”的地方去出摊，俗称“追集”。

注4：“追集”剃头的也是为满足乡下赶集人的需要而来的，城镇里的理发馆难以满足众多赶集人的需求。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源于这类“追集”的“剃头匠”所挑的“担子”，一头是带活动靠背的座椅等工具，一头是带有炭火炉和洗头铜盆的柜子.。

注:5：拉洋片：就是用放大镜观看放置在暗箱里的景象画面。暗箱是一米高、一米半宽、两米长的木箱，下面有腿。箱子里面有小电灯照明，箱子正面有三个“观看孔”，可供三个人同时观看。孔里有放大镜，还有“遮挡板”，“遮挡板”也用线绳操控。观看人坐在板凳上用一只眼从小孔往里看，先交钱才拉开孔内遮挡板，否则看不见孔里的景象。箱子里的后半部大约有七八幅照片画面，每幅画面都贴在镜框上。看完前面的一幅，就用线绳把镜框拉到暗箱上部（上部是正面装有玻璃的明箱）再看后面的一幅。这些画面有自然风景，也有城市高楼大厦人物等，用放大镜观看犹如身临其境一般。观众在观看的同时，拉洋片人便给讲解画面的内容。因为这项技术是从国外传来的，所以，人们就把这个逐幅观看景象画面的过程，俗称“拉洋片”。

注5：歇冬：北方冬季土地上冻以后，地里没有农活了，生产队给社员放假，不再组织集体劳动。社员可以自行从事一些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