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过后，我们已经被抛到了大西洋的东边。所有在纽约或圣劳伦斯海岸逃走的希望都破灭了。可怜的尼德万分沮丧，变得像尼摩船长一样孤僻。我和康塞尔从此形影不离。

我说了，“鹦鹉螺号”已经掉头向东。我应该更准确地说，是偏离到了东北边。一连几天，在这片令航海家们进退两难的大雾中，“鹦鹉螺号”时而在海面上转悠，时而潜行在海底。大雾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冰雪融化会导致大气中的湿度很大。而这片浓雾，曾经制造了多少海难！曾经有过多少船只在寻找海岸上模糊的航灯时，沉没在这片海区里！在这里，又曾经有过多少船只撞在了那暗礁上。尽管航标灯是亮着的，轮船之间互相汽笛鸣叫，敲响了警报，但仍有多少船只在这里相撞！

因此，这一带海底展现着战场的一幕，那里还静静地横躺着所有的海洋失败者。有些年代久远，已经陈旧腐烂；有些还历时不长，它们的铁船具和铜铸的船底反射着我们的探照灯的光线。在这些船只中，有多少是和它们的船员旅客和财物一起葬身大海。在这些统计资料里，标出来的危险地点，如拉丝角、圣保罗岛、贝尔岛海峡和圣劳伦斯河口等处，近几年来，葬身大海的，被列进这本海难失事年谱的船只就有皇家邮轮公司、伊玛纳公司、蒙特利尔公司的班轮，“索尔威号”、“彩虹号”、“帕拉马塔号”、“匈牙利号”、“加拿大号”、“盎格鲁—撒克逊号”、“洪堡号”、“美利坚合众国号”全部是因为触礁沉没的；而“亚尔蒂号”、“里昂号”，是由于碰撞而沉没的；“总统号”、“太平洋号”、“格拉斯哥城号”则失踪的原因不明，“鹦鹉螺号”航行在这些阴深深的沉船残骸中，犹如在阅览一本死亡画册。

5月15日，我们到达了纽芬兰岛浅滩的最南端。这块暗礁是海水冲积而成的，堆积着一大堆有机体的残骸，这些残骸有的是由大西洋暖流从赤道带来的，有的则是沿着美洲海岸北上的逆流从北极带来的，在这里，还堆积着一些由于顺流而下的冰川解冻带来的岩石。那里变成了一处亿万只死亡鱼类、软体动物或植形动物的巨大无比的尸骸堆。

纽芬兰岛浅滩附近的海水并不深，至多几百米。不过，往南部突然深陷进一个深3000米的大坑洞。海湾暖流就在这里变得宽阔，它的水流失去了原有的速度和温度，四处扩展，形成了一片汪洋。

“鹦鹉螺号”驶过那些被惊扰的鱼群中时，我记录下了一种1米长的硬鳍海兔，它们的背部呈浅黑色，橘红色的腹部，它们是同类中对配偶忠实的模范，但它们树立的这个榜样并不太被同类效仿；还有大个子于内纳克鱼，一种翡翠色的海鳝，味道好极了；以及一条眼睛圆大，脑袋有几分像狗头的卡拉克鱼；像蛇一样卵生的鳚鱼；长2分米的黑色虾虎鱼或称鱼；长尾巴，闪着银光的长尾鱼，这是一种游动速度很快的鱼，它们敢游到很北的海域里冒险。

“鹦鹉螺号”的渔网也拖上来了一种大胆、冒失、强壮、多肉的鱼，这种鱼头上有针，鳍上长刺，活像2至3米长的海中蝎子，是鳚鱼、鳕鱼和鲑鱼的天敌，它就是北方海域中特有的杜父鱼，身上长满疙瘩，呈褐色，鳍红。“鹦鹉螺号”的船员费了很大的劲才抓到这条杜父鱼。这种鱼的鳃盖骨构造特殊，接触干燥的空气后还能保持呼吸，因此离开水后还能存活很长一段的时间。

为了备忘，我现在还要列举出一些鱼：丛鱼，一种北极海中喜欢伴随船只左右的小鱼；北大西洋特有的用鼻子来呼吸的欧鲌；还有伊豆鲉；最后，我还注意到一种原则上属于鳕类的鳕科鱼，在茫茫的纽芬兰岛连绵的浅滩附近和在这一带它们偏爱的水域里，我都能偶然地见到它们。

鳕鱼可以说是山里的鱼，因为纽芬兰浅滩其实就是一座海底山峰。当“鹦鹉螺号”在鳕鱼群密集的地方开辟出一条路向前航行时，康塞尔禁不住评论说：

“哦，这些才是鳕鱼！我还以为鳕鱼像黄盖蝶和箬鳎鱼一样扁平呢。”

“你真天真！”我喊道，“只有在食品杂货店里的鳕鱼才是扁平的。那是因为人们把它们开膛破肚摊开了。但在水里，这种鱼像鲻鱼一样身体是梭形的，很适合在水中穿行。”

“我相信先生的话，”康塞尔回答说，“一块多密集的云啊，鳕鱼真多啊，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

“哎！我的朋友，如果它们没有天敌——伊豆鲉和人类，那还会有更多的鳕鱼呢！你知道一只雌鳕鱼能产多少卵吗？”

“我尽量往多了说吧，”康塞尔回答说，“50万颗。”

“1100万颗，我的朋友。”

“1100万颗？这我可没办法相信，除非我自己数过。”

“那你就数好了，康塞尔。不过你很快就会相信我。再说，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丹麦人、挪威人，他们都在捕捉鳕鱼。人们消费鳕鱼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如果鳕鱼没有惊人的繁殖能力，海里的鳕鱼恐怕早就绝迹了。仅仅是在英国和美洲，就有5000艘船只、75000名水手，被派遣专门捕捉鳕鱼。每只船平均约捕捉4万条，这总共就有2500万条鳕鱼。而挪威一带的海域也是一样的情形。”

“好，”康塞尔回答，“我就相信先生的话，不数了。”

“不数什么？”

“1100万颗鱼卵。但我要指出一点。”

“哪一点？”

“就是，假如所有的鱼卵都能孵化，那4万条雌鳕鱼的鱼卵就能满足英国、美国和挪威的需求量了。”

当我们贴着纽芬兰浅滩航行时，我清楚地看到了一些长长的钓鱼线，每条线上都拴有200个鱼钩，而每艘船上都垂下10来根这样的线。每根钓鱼线的下端拴着一个四爪小锚沉入水中，浮在水面上的一端固定在软木浮标上。在这张海底渔网中行走，“鹦鹉螺号”不得不小心翼翼而灵活地穿行。

此外，“鹦鹉螺号”在这片船只来往频繁的海域并没有作很长时间的停留。它向上开到北纬42度。而且和纽芬兰岛的圣约翰港和赫尔斯康顿港所在的同一纬度，就埋着横贯大西洋海底的电报电缆的终端。

这时，“鹦鹉螺号”不再继续向北走，而是取道向东，它似乎想沿着这片铺设有电缆，经过多次探测，地形情况极为精确的电线高原走。

那天是5月17日，在离赫尔斯康顿港500海里的2800米海底深处，我看到了铺设在地上的电缆。因为我事先没跟康塞尔说过电缆的事情，所以康塞尔一开始以为那是一条巨大的海蛇，还准备按他的老一套对它进行分类呢。我提醒了这个老实的小伙子，为了安抚他的沮丧情绪，我告诉了他铺设电缆的各种特殊性。

第一条海底电缆是在1857年和1858年铺设的。但传送了大约400次电报后，它就出故障了。在1863年，工程师们又制造了一条长3400公里、重4500吨的新电缆，由“大东方号”轮船装载。但这次试验还是失败了。

而5月25日，“鹦鹉螺号”潜入了3836米的深水层，正好是在电缆断裂而导致工程失败的地点。这里距爱尔兰海岸有638海里。那时有人发现，下午2点钟时，和欧洲的通信突然就中断了。于是船上负责修理电缆的电工决定，把电缆打捞出来之前，先把电缆切断。晚上11点，他们就把损坏的部分打捞上来。人们又重新做了一个联轴和接口，然后再把电缆沉入海中。但没过几天，它又断了，而且再也无法从深海中打捞上来。

但美国人并不泄气。勇敢的塞路斯·菲尔德，这项工程的倡导人，冒险投入自己所有的财富，发起了又一次新的募捐行动。他很快就筹足了款项。这样，另一条海底电缆在更好的条件下制造出来了。它的绝缘导线束裹在马来树胶皮中，由一条套在金属套管的纤维带包起来。1866年7月13日，“大东方号”船只又一次扬帆起航。

铺设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然而，这时小意外发生了。好几次，铺设电缆的时候，电工发现电缆上多处被钉进几颗钉子：有人蓄意破坏电缆的线芯。“大东方号”的安德森艇长、船上人员和工程师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了这件事，最后决定贴出布告，宣布如果在船上抓到了作案者，那他就会被不经审判丢进海中喂鲨鱼。自此以后，这样的犯罪行为再也没发生过。

7月23日，“大东方号”距离纽芬兰岛只有800公里。这时，有人从爱尔兰向船上发去电报，萨多瓦战役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签署了停战协议。27日，“大东方号”出现在赫尔斯康顿港的大雾中。铺设电缆的工程顺利地完成了，年轻的美洲通过这条电缆用第一份电报向古老的欧洲致去了几句富含哲理但令人费解的贺词：“荣誉属于天上的上帝，和平属于地上善良的人们。”

现在我并不指望还能看到那条电缆刚被拿出制造车间时崭新如初的样子。这条长蛇，覆盖着贝壳碎片，布满了孔虫动物，外层被包上一层石质黏糊，这层黏糊保护着它，避免受到善于钻孔的软体动物的破坏。电缆静静地躺着，不受海水流动的骚扰，处在一种很有利于以032秒从美洲向欧洲传送信息的电压下。电缆的寿命也许是无限期的，因为人们观察到，马来树胶皮在海水中随着浸泡时间增长而变得越来越坚韧。

此外，在这片选址很得当的高原上，电缆绝对不会因为沉入更深的水层里以致拉断。“鹦鹉螺号”沿着电缆航行到了电缆沉入海洋的最底层，即位于4431米的深海。在那里，电缆还是没有承受任何压力而产生收缩现象。然后，我们向1863年发生事故的地点接近。

此时，大西洋海底出现了一座宽120公里的山谷。如果把勃朗峰移到这里，它的峰顶也不会露出水面。这座海底山谷东面被一堵高2000米的峭壁封住。5月28日，我们到达那里时，“鹦鹉螺号”和爱尔兰岛仅有150公里的距离。

尼摩船长会继续北上在大不列颠群岛登陆吗？不，这个推测是错误的，令我深感意外的是，“鹦鹉螺号”掉头向南朝欧洲海开去。绕过祖母绿岛时，我曾一度望见了克里尔角和法斯耐特岛上的灯塔，它照亮了从格拉斯哥或利物浦出来的上千万只轮船的航道。

这时，我考虑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鹦鹉螺号”是否敢在英吉利海峡航行呢？自从我们接近陆地后，尼德·兰又露面了，他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他呢？尼摩船长还是一直不露面。让加拿大人遥望了美洲海岸后，难道尼摩船长也想让我望一望法国海岸吗？

然而，“鹦鹉螺号”一直向南航行。5月30日，在船右舷，我们望见了英格兰岛端角和锡利群岛之间的终极岛。如果“鹦鹉螺号”想进入英吉利海峡，这时它就该直接向东行驶。可它并没有这么做。

5月31日一整个白天，“鹦鹉螺号”一直在海上兜圈子，这使我深感纳闷。它好像在寻找一个不太容易找到的地方。中午，尼摩船长亲自出来测定我们所在的方位。他没跟我说话，我觉得他变得比以前更阴郁。让他这么忧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因为接近了欧洲海岸吗？难道他对那被他抛弃了的祖国产生了几丝思念吗？那么他有何感想呢？是内疚还是后悔呢？这种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盘桓了良久，而且我有一种预感：用不了多久，偶然的机会会把尼摩船长的秘密泄露出来的。

第二天，6月1日，“鹦鹉螺号”还是老样子，在没有目的地绕圈。显然，它想竭力找到大西洋上某个确定的地点，尼摩船长就像昨天那样出来测定太阳的位置。当时海面很美，晴空万里。在东面大约8海里处，一艘大汽轮出现在天际。船帆上没有悬挂任何旗帜，我无法辨认出它的国籍。

在太阳经过子午线的前几分钟，尼摩船长拿着六分仪，开始十分仔细地观测起来。海上风平浪静，十分有利于他进行观察。“鹦鹉螺号”纹丝不动，既不摇晃也不颠簸。

这时，我也在平台上。当观测完成时，尼摩船长只吐出一句话：“就是这里！”

他走回舱里。难道他看到那艘汽轮改变了方向，好像正朝我们开过来吗？这我可不好说。

我回到客厅。舱盖被关上了，接着我听到往储水舱里灌水发出的咝咝声。“鹦鹉螺号”开始垂直潜进海里，这时没有运转的螺旋桨并不能为它提供任何动力。

几分钟后，“鹦鹉螺号”停在830米深的海底的地面上。

这时，客厅天花板上的灯都熄灭了，舷窗的防护板打开着。透过舷窗的玻璃，我看见了方圆半海里内的海水都被探照灯的灯光照得通明。

我从左舷窗往外看了看，除了宁静的海水，什么也没有。

右舷窗外面呢，有一大堆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像是一堆覆盖在灰白色贝壳下的废墟，像裹在雪白外衣下一样。我认真地观察了这堆东西后，觉得那是一艘船沉重的船壳，桅杆是齐根折断的，船应该是从前部沉没的。这起海难肯定是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因为船骸上落满了如此厚的海中的尘埃，说明船在海底已经度过了好些年。

这是一艘什么样的船呢？为什么“鹦鹉螺号”要来凭吊它的坟墓呢？难道不是海难才导致这艘船沉入海底的吗？

我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时，尼摩船长走到我的身旁，我听到他缓缓地说：

“以前，这艘战舰的名字叫‘马赛号’。它装配有74门加农炮，1762年下水服役。1778年8月13日，在朴瓦普·维尔特法里的指挥下，‘马赛号’勇敢地与‘普雷斯顿号’战舰进行了战斗。1779年7月4日，它协助德斯坦海军中将率领的舰队攻下了格林纳达港。1781年9月5日，它在切萨皮克湾参加了格拉斯伯爵指挥的战斗。1794年，法兰西共和国给它改了名字。同年4月16日，它在布勒伊特与维拉雷—茹瓦耶兹舰队会合，负责为冯·斯塔贝尔海军中将指挥的从美国发出的一支小麦运输船队护航。共和国历年元月11日和12日，这支运输船队碰上了英国的舰队。先生，今天是1868年6月1日，即共和纪年元月13日。就在74年前的这一天，在这同一个地点上，北纬47度24分，西经17度28分，这艘战舰经过英勇的战斗后，折断了3支桅杆，海水涌进了船舱，三分之一的水兵丧失了战斗力，但全舰356名海员宁愿和战舰一起沉入海底也不愿意投降，于是它的船员把国旗钉在了船尾，船在‘法兰西万岁’的喊声中沉入了大海。”

“‘复仇号’！”我大喊道。

“正是！先生。‘复仇号’！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尼摩船长环抱双臂，喃喃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