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唐朝和尚玄奘奉唐太宗之命，万里跋涉，西行取经，历时一十七年，方才抵达YD，方才取得真经，传播中原。”

斯坦因一脸虔诚，说一句，蒋师爷就翻译一句，“而我如今，便是循着玄奘和尚回返中原之路，从YD一路走来，寻找玄奘和尚的遗典真经。”

王道士坐在一旁，看着这个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洋人，沉默不语。

“啊，对了，王道长，我这里还有YD国王签发的令状。”

斯坦因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从随身携带的包裹里拿出了一份《第二次中亚考察》的申请回函，上面全是英文，用来骗一骗这个老农民似的道士，完全没有问题，他说道，

“其实，我和唐朝大和尚玄奘一样，也是奉旨寻经。”

王道士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的文字，以及右下角上的签名和大红印章，也忍不住有些动容了。

这世上，居然还会有这么虔诚的人？

见王道士神色有些缓和，斯坦因不动声色地朝身旁的蒋师爷使了个眼色。

“斯坦因大人不远万里，从YD一路行来，历尽了艰险，只为了寻找玄奘和尚的遗典，着实令人感动啊，道长你又怎么忍心看着他空手而归？”

蒋师爷会意，连忙开始劝说起来，“再者说了，斯坦因大人并非贪图你这藏经洞内的经卷，他只是想看一看，这些是不是玄奘和尚的遗典，如果不是，他自然不会将它们带走的。”

“那，你晚上来，我拿几卷写本给你先看看。”

王道士心里面，实际上已经有八成信了，再经蒋师爷这么一劝，总算是松了口。

玄奘的经书，本就是从YD取来的，现在YD人来找玄奘的遗典真经，他一个道士，有什么理由来阻止他呢？

王道士想都没有想过，斯坦因的这个故事，原本就是杜撰出来骗他的。

当天夜里，王道士偷偷摸摸抱出一捆写本交给了蒋师爷。

蒋师爷一刻也不耽搁，又交给斯坦因，斯坦因则让蒋师爷连夜辨查写本的内容。

“大人，好消息，好消息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为了辨查写本内容而一夜没睡的蒋师爷红着双眼，兴冲冲地跑到斯坦因的帐篷前，大声说道，“我发现一件写本的题记说明，这套经卷就是玄奘从YD得来，并译成汉文的。”

“好好好！”

斯坦因大喜，这蒋师爷，果然是他的福星啊！

找到“证据”后，斯坦因和蒋师爷立刻将这消息告诉给了王道士，将信将疑的王道士只好同意让他们看藏经洞的所有藏品。

于是斯坦因在蒋师爷的帮助下，在藏经洞外的甬道中，一件件检查王道士抱出的写本和绢画织物，他将自己认为好的经卷和绘画挑选出来，然后以相当于500卢比的40块马蹄银买下。

一个月后，斯坦因携带着12大箱写本、绘画、织物等各种文物，离开了莫高窟，将这些珍贵的文物运回了Y国。

……

和斯坦因不通汉语不同，F国探险家伯希和是个汉学家，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京城话的学者。

1906年，伯希和带队开始中亚考察，并在柱州图木舒克发掘了大量的雕塑、壁画、陶器和杂物、雕刻品或版画，之后又于次年抵达库车，发现了库车绿洲西缘惟一的一处佛教大遗址群，又大肆发掘了八个月，发现了用婆罗米文书写的久已失传语言的文件。

1907年10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乌市，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了敦煌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并且获得了一卷藏经洞写本。

在看到这卷写本之后，伯希和当即意识到，这是八世纪的珍贵文物。他立刻取消了从乌市向西北方向前进的原订计划，立即赶赴敦煌。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大半年之后，1908年2月，伯希和的队伍抵达了敦煌莫高窟。

来到莫高窟后，伯希和一边开始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一边和王道士进行交涉，他一口流利的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

“道长，我是个汉学家，需要对藏经洞的经卷和文献进行一下梳理。”

伯希和面对着王道士侃侃而谈，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脸诚恳地说道，“这样的石窟，是保护不了这些经卷、文献的，要么重建，要么换一个地方，让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去保管它们。”

王道士自从无意间发现了藏经洞之后，心里面一直都希望官府能够出面来保管藏经洞里面的这些经卷、写本，然而除了一个汪县令曾经来到藏经洞和自己一起检点、封存了里面的经卷、写本之外，再没有引起任何官员的重视，这让他感到很失望。

可藏经洞是他发现的，他又做不到撒手不管，如今听到这洋人说，石窟破败，无法好好保存这些经卷、写本之后，心里面就起了要重建莫高窟的想法。

可重建莫高窟，需要大笔的资金，这些钱从哪里来？

由于对伯希和有了好感，王道士在半推半就之下，让伯希和等人进入了藏经洞。

用了三周的时间，伯希和详细整理了藏经洞的经卷、写本和绘画，并从中选出了最有价值的经卷、绘画等文物。

计划重建莫高窟的王道人，最后同意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的价钱把这些文物卖给了伯希和。伯希和从而获得了6600卷精品，其中古藏文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被打包装车。

因为斯坦因不懂中文，他带走的经卷、写本和绘画中有很多没有价值的东西，与之相反，通晓包括汉语在内的13国语言的伯希和选出的文物全都是绝品，其中也包括了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着的《往五天竺国传》。

1909年，伯希和让手下携带大量敦煌遗书运回巴里斯，自己仅带了一小部分辗转来到了京城，并认识了数位京城学者。

这些京城学者看到伯希和手中的这些敦煌遗书，都忍不住啧啧称奇。

当时有一人上前说：“伯君，如此精品，世所罕见。这些宝卷随你回国，再也见不到了，可否将这些经卷拍成照片，赠送给我们一份？”

本就做贼心虚的伯希和连忙答应，他劝京城学术界的这些人，敦煌石室中还有8000余卷遗书，应早日派人前往保护，以免被别人夺走。

得知敦煌文物大量流失，京城学术界大惊失色，立刻上书，要求清廷保护好这些敦煌文物。

宣统二年（1910），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驻金城的陇右总督，让敦煌县县令调查清点藏经洞文献，不许卖给外人，并让陇右布政使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那时候，已经一心想要重修莫高窟的王道士，在官府来人之前，又私藏了若干经卷、写本和绘画。

同年前后，王道士将数十洞窟凿通，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他还修建“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塔”，有廷学政撰文并雕刻《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以记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