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母亲的煮鸡蛋

翻译了小林多喜二的《为党生活者》（党生活者），正在对照原文看译文。可能有人有违和感：作为“小资”情调典型范本村上小说的译者，怎么忽然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人物小林多喜二发生兴趣了呢？不过我本人并没有多少的违和感。较之违和感，有的地方让我涌起的更是同感，感同身受。例如煮鸡蛋，母亲的煮鸡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京，作为日**员的主人公“我”在白色恐怖中投入反战反**斗争。为躲避警察追捕，“我”不得不离开年老的母亲，甚至见面都不可能。于是母亲煮了鸡蛋托人捎给“我”。最后在战友一再劝说下，“我”终于决定去一家小餐馆同母亲见面。

母亲坐在桌子对面，离开桌边一点儿孤单单地坐着，神情悒郁。一看，母亲穿着出门时穿的最好的衣服。这让我心里有些难过。

我们没怎么说话。母亲从桌下拿起包袱，取出香蕉、枇杷，还有“煮鸡蛋”……

过了一会儿，母亲一点点讲了起来。“脸好像比在家时多少胖了，我就放心了。”母亲说她近来差不多每天都梦见我又瘦又老，被警察逮住打骂（母亲把拷打说成打骂），睡不好觉。

母亲。“煮鸡蛋”。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放下笔，抬起头，叹一口气。偌大的研究室——因和学生谈论文来了研究室——孤单单只我一人。学生走后，长方桌旁的八把椅子空在那里。窗外正在下雪。越下越大，很快变成了鹅毛大雪——这在青岛是极少见的——沸沸扬扬，蒸蒸腾腾，翻江倒海，弥天盈地。时而北风呼啸，把雪花一片片、一团团、一波波吹到窗玻璃上。除了风声，别无所闻。除了雪，别无所见。除了我，别无他人。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风、雪和我。不，还有煮鸡蛋。译文里的煮鸡蛋，记忆中的煮鸡蛋，风雪中的煮鸡蛋。

四十年了，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四十年。一九七五年冬天，我从吉林大学毕业，要去数千里外的广东广州一个单位报到。记得是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也是一个刮风下雪的日子。尽管风没这么紧，雪没这么大，但毕竟东北的数九隆冬，气温低得多，哈气成霜，滴水成冰。母亲和弟妹们把我送去一两里外的小火车站。雪掩埋了西山坡下的羊肠小道，时间还早，没人走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正一脚歪一脚踩着雪往前走。风雪不时打着旋儿掠过山间白茫茫的沟壑和平地，扑向对面东山坡的枯草尖和柞树梢。我离家的小站叫“上家站”，没有铁栅栏，没有检票口。绿皮车由远而近，“哞”一声从东山脚滑进车站。母亲早哭了。在车厢门前，她把一路搂在怀中的一袋二十个煮鸡蛋塞给我。望着刚过四十岁的母亲那花白的头发、脸上的皱纹、哭红的眼睛、细瘦的脖颈和薄薄的棉袄下支起的瘦削的肩，我一直强忍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妈，我走了，你回去吧！明年夏天、明年夏天回来看你……”

我赶紧上车，哈气擦开车厢玻璃上的霜往外看。车轮开始转动。母亲和弟妹们没有回去，仍往车上看着、张望着、寻找着……

我就那样带着二十个煮鸡蛋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半小时后到了省城长春，由长春坐十七个小时“硬座车”到北京，转车再坐三十一个小时赶往终点广州。我想起来了，从长春开始，我是和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同学同行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同学。她父亲是市公安局局长，住在有对开的大门、有院落的双层小楼里。广州有她在市府外事部门当处长的舅舅。因此，同行只意味同坐一列火车——她在卧铺车厢是卧是坐我不清楚，我反正是在硬座车厢硬挺挺地坐着。到底是同学，入夜后她找到我，让我先去她的卧铺睡一会儿，我谢绝了。早上到了吃饭时间，她又过来找我一起去餐车，我又谢绝了。那时的我不是现在的我。我是从穷山沟里侥幸爬出来的，人家是省城高干的千金。我到了广州举目无亲，人家在广州有处长舅舅一家的笑脸。但我所以一再谢绝，主要并非出于自卑。毕竟我学习明显比她好，毕业典礼我是上台发言的学生代表。我只是比较清醒，清醒地认识到那种距离。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孤独。我有母亲的煮鸡蛋，有带着母亲体温的煮鸡蛋一路陪伴着我，温暖着我。我没去餐车，没买盒饭，没买零食。见别人吃什么了，我就小心摸出两个煮鸡蛋，轻轻一磕，悄悄剥壳，放进嘴里咬开稍小的一端。一种香透肺腑的香！蛋黄金灿灿的，像一轮小太阳。蛋白嫩嫩的白白的颤颤的，让人不忍下咽。七十年代，艰苦岁月。鸡蛋是乡下家里仅有的奢侈品。院子里跑的就那么五六只鸡，鸡喂的是谷糠，生不出多少蛋。记忆中，除了“坐月子”，母亲自己平时舍不得吃鸡蛋，从没见过母亲把煮鸡蛋放进自己嘴里。

我就这样沉浸在煮鸡蛋回忆中。二十个煮鸡蛋陪伴我坐着度过了火车上的四十八个小时。没想到四十年后又在这里陪伴了我。恍惚间，研究室变成了硬座车厢，我正搂着母亲的煮鸡蛋眼望窗外。窗外的雪仍在下。不知何时，雪变小了，越下越小……

我知道，对于我，世界上再也没有那样的煮鸡蛋了，没有了。

2015年1月26日

08

二○一七年：挂历哪儿去了

二○一七年一月一日，元旦。一个星期来我始终在悄悄等一样东西：挂历。没有等到。不可能到了。而二○一七年的挂历没到，感觉似乎二○一七年本身没到。因为没有证据。太阳是昨天的太阳，天空是昨天的天空，甚至窗外槐树梢的喜鹊都像是昨天的那只。昨天是去年最后一天——去年最后一天和今年最初一天的区别在哪里呢？今年去年有何不同呢？倘有挂历，立见分晓。淡淡的失望如傍晚时分淡淡的雾霭笼上心头。

从八十年代开始，三四十年间每年都有，每年都有挂历从哪里如期而至。近几年虽说少了，但两三本总还是有的。一般是出版社的，本地的，京沪的。我喜欢出版社的挂历。毕竟不像银行挂历诉求直截了当：恭喜发财。发财谁都喜欢，我也喜欢。但把手托金元宝或“孔方兄”的财神老爷请来书房，就好像酒桌上突然和某位大款坐在了一起，不知是靠近些好，还是离开些好。书房还是出版社挂历合适。书是出版社出的，没有出版社就没有书，就没有书房，甚至没有我这个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但出版社的挂历从不刻意强调这点。含蓄、低调，文雅，心照不宣。

书房挂历我总是挂在书橱旁。一般挂日期数字大些的，以便一抬头就看得“1清2楚”。老了，不比当年在乡下当五好民兵连长，那时再小的准星都能瞄准百米开外的靶心圆点。此刻我又习惯性抬头看了看，因没有新的，旧的还姑且挂在那里。我忽然心想，今年和去年的日期没准碰在一起！果真如此，照用就是。差一天不好办，差一年没关系，二○一六权当二○一七可也。于是拿日记本上前比照：去年元旦星期五，今年元旦星期日，差了两天！得得！

或许你说——实际也有人说——看手机不就行了！何苦非看挂历不可？手机上的挂历我自然看过，但手机上的挂历和书桌前的挂历不是一回事。手机上的挂历仅仅是日期，而书桌前的挂历不仅仅是日期，还有别的什么，比如仅我一个人明白的秘密暗号，以及明确标注的“温馨提示”，以及某种幽思……

是的，某种幽思……

无需说，挂历多是月历。以前是没有挂历的，至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的生活中是没有的。那年头用的是日历，中学生巴掌大小，三百六十五页厚墩墩订在一起，周日、节日为红色，平日为黑色，固定在彩色硬纸板做的日历牌上。乡下人叫阳历牌。一月一日叫阳历年。不叫新年，元旦就更不叫了。阳历年在乡下是没人当年过的，一如平时。因此挂阳历牌是唯一的新年“庆典”。我们家住的草房冷得瑟瑟发抖似的蜷缩在山旮旯里。父亲在离家几十里外的公社（乡）工作，新年也很少回家。阳历牌就由母亲挂在门房或紧挨炕沿的地柜上端。这么着，糊着旧报纸烟熏火燎的土屋里，只有阳历牌是新的，颇有蓬荜生辉之感，我们贫苦的日子因此有了小小的亮点，有了小小的欢欣。日历自然每天撕一页。那也是日夜操劳的母亲一天当中唯一的“文化”活动。有时一边撕一边小声念叨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或者打春别欢喜，还有四十冷天气……我和弟妹们都还小，最愿意听的就是还有几天过小年、过大年。有时候母亲还端起煤油灯举到阳历牌前细看，神情似乎分外凄苦，时而发出低微的叹息……

后来长大些了，我猜想那可能是母亲确认父亲回家的时间。没有电话，也没见父亲给母亲写过信。父亲大体每月回家一次，但日期不固定。“**”期间有时两三个月都不回来一次。父亲不回来，钱就不回来，家中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有时买油钱都没有。加上正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父亲随时可能遇上什么，母亲难免牵肠挂肚。日子，日历，日历的一天就是一个日子。而对于母亲，则可能是两个日子，这边家里的日子，那边父亲的日子。日历撕下一张容易，但日子熬过一个绝非易事，何况两个！

若干年后我离家进省城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又离省城远走高飞去了广州。父亲来信说，家里的母亲总是想我，总是计算我探亲的日子，时常边撕日历边念叨我的小名，甚至险些哭坏了眼睛。而我那时每隔三年才回去探亲一次。可以想见，母亲要翻一千多次日历、要撕一千多张日历才能等来母子相见的日子。多么漫长的等待啊！对母亲来说，日历、阳历牌是她和儿子之间唯一可以确认、可以触摸的媒介！套用余光中的诗句，亲情像一张日历，母亲在这头，我在那头……

由于这个缘故，多年来我的书房总有一本当年那种老式日历挂在门旁书橱的一端。现在这本是二○一四年的，也是因为未能及时买到新的，就一直挂在那里——我不是用来看日期，同日期无关。

挂历固然不同于一天撕一页的日历，一个月才撕一张。但撕这一行为和感觉同日历没大区别。此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我选择的书房挂历风格大多同过去的阳历牌两相仿佛。因了那缕幽思……

而这，是手机上的挂历功能所无法替代的。世界上总有无法被替代的什么。对于我，就是挂历的感觉、挂历所附带的幽思。那是之于我一个人的挂历。

2017年元旦

09

我的叔叔，以及我的“亲戚观”

祖父祖母有两个儿子。长子是我的父亲。次子即我的叔叔，我一般叫老叔。

回想起来，我和叔叔的实质性关系应该是从我一九七二年上大学后开始的。我极少对人谈起自己的大学时代，自己写的几百篇文章也极少提及。一个很大原因，是我的大学生活过得并不快乐。成功的欢欣并非没有，但时间都太短了。更多的是苦闷、担忧、困惑、惊悸，以及夜半的叹息和泪水。

上大学前父亲给我订了亲。女方是我的亲戚，大我一岁，舅舅的女儿，即我的表姐。我心里不同意，但面对一向严肃的父亲，未能明确表示反对。强烈反对的是母亲，她不愿意亲上加亲，担心一旦发生什么，原来的亲也不亲了。后来果然如此。我上大学不出一年，父亲突然向我宣布那门亲事已一笔勾销。母亲为此大哭一场。我从未听过母亲哭得那般失态，那般痛楚。哭声彻底冲走了我宽释的心情。加之父母间后来又发生别的事，再后来我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加上外祖母去世、祖母去世……总之那三年零八个月大学生活，全然快乐不起来，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不快乐埋伏在世界所有路口等我走来给我一击。那真是一大段奇妙的岁月。在别人眼里，我肯定幸运得不得了，幸福得不得了。那时不比现在，大学生金贵得很，十里八村甚至整个县城都难得碰上一个。世上谁都不会料想我的心始终在夜幕下的泥沼中苦苦挣扎。

整个大学期间，家族中有两个人去看过我：父亲和叔叔。父亲是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因肝炎住进传染病院时去看我的。叔叔去看我，应该是在那之前我没住院的时候，和婶婶一起去的。叔叔当兵，空军地勤，一身军装，英姿飒爽。叔侄两人在我住的学生宿舍、在校园路上聊了好一阵子。叔叔关切地问我的学习情况，问我生活有什么困难，说了很多安慰和鼓励我的话。许多年后，叔叔一次回忆说我那时瘦得只剩一颗大脑袋，脑袋只一对大眼珠子。“你太用功了，学习太累人了！”叔叔感叹。

虽然叔叔去看我仅此一次，但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叔叔是“陪”我最多的——刚上大学时叔叔就从部队驻地南京给我寄来一本厚厚的《日汉辞典》，我几乎天天抱着翻来翻去。此外天天听的昆仑牌收音机也是叔叔买的——本来是买给奶奶听戏解闷儿的，没听几天就被我拿来学校听日语了——放在枕边或被窝里听中央台的日语广播，听偶尔收得的日本原声广播，用来锻炼日语听力。正值“**”艰苦岁月，我自己是买不起收音机的，学校每个月发的六元钱助学金是我的全部“收入”——考虑到家里生活困难，我从不向父母要钱，给也不要——吃饭买书零花全靠这六元钱。商店门始终是我避而远之的门口，收音机纯属奢侈品。

一九七五年冬天毕业，只身南下广州之前，我去叔叔家告别，顺便把收音机还给了叔叔。叔叔婶婶留我吃饭，送我一双皮鞋、一条军裤和一件空军地勤穿的蓝布夹克。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皮鞋，直接穿去了广州，在广州一连穿了好几年。

我再次深切感受叔叔对我的关爱，是在二○○七年冬天母亲去世和翌年夏天父亲去世的时候。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叔叔一连好几天在现场操劳，安排好每一个细节，我这个书呆长子肯定应付不了局面。记得母亲走的那个滴水成冰的寒冷夜晚，叔叔特意派人注意由于过度悲伤而走去外面的我，生怕我出什么事……那分明是一种爱，一种父辈特有的爱。

不妨说，父母的去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甚至世界观。我开始用不同以往的新的眼睛注视自己、注视自己周围的人，也因此看到了过去不曾觉察的各种心理情感表现和相互关系。我自觉不自觉地据此把亲戚们排了个顺序，或者莫如说这一顺序自动在自己脑海中浮现出来，而在这里边，叔叔的表现是最让我感动、感激和感谢的。我庆幸自己有这样一位叔叔，有这样一位在我格外需要帮助的艰难时刻一再给我以真心实意帮助的、关心我的长辈亲人。

顺带说一下我的“亲戚观”。亲戚当然来自血缘，但较之血缘关系，我对待亲戚看重的更是这样两种因素：一是对方在过去艰苦岁月、在自己处境艰难时刻给过自己帮助，哪怕一点一滴我都铭记在心。在自己有条件的时候，力争做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二是对方曾对家族、对家庭有过特殊贡献而后来生活遇到困难。对他们，即使自己经济并不很宽裕，也尽可能提供帮助。相反，对于缺少真情和比较自私的人，哪怕血缘关系近也懒得理会——血缘不是一切，重要的是有没有什么打动我。出于这样的“亲戚观”，加上几十年来一直走南闯北远离亲戚圈，所以我不会按照现实中的“往来”规则以“随礼”形式处理亲戚关系。说实话，也不大懂。

与此相关，我最不喜欢的情形是亲戚间相互攀比、猜忌、算计，甚至相互或者单方说三道四惹是生非。遗憾的是，耳闻目睹，这种现象似乎并不罕见。这样下去，小而言之，家族振兴无望，大而言之，国家振兴无望。良可叹矣！

2016年1月25日

10

我和我的弟妹们

我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50后”。加上“60后”，我这代人有可能是历史上兄弟姐妹最多的一代。多则六七个，少则四五个，仅仅十五六年，全国人口就从四点五亿蹿升到六亿，差不多一年出生一千万。理所当然，计划生育的重任、一对夫妇一个孩儿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我这代人头上。转眼二三十年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螺丝会开始松动：去年实施“单独二胎”，即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今年又进了一步，普遍二胎也将成为可能。当然，几胎都和我这代人没什么关系了，老了。若问对此有何感想，老实说，一下子还真有些讲不出来。拍手称快？惊诧莫名？抑或忧心忡忡？

我是父母的长子，下面依次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即父母有六个孩子。国家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母亲不止一次对我感叹：“要是只生你一个该有多好！生一大帮子，吃没吃，穿没穿……”是啊，生我那年母亲自己才二十岁。如今的二十岁女孩，正欢天喜地上大二兴高采烈逛超市，而母亲却在东北一间四面泥巴墙的农舍里生下了我——初冬时节在大灶前的柴草堆上拿剪刀蘸一下大铁锅里烧开的水，亲手剪断婴儿的脐带。母亲的人生也从此进入不断生儿育女日夜操劳的苦难岁月。日子过得最紧的时候母亲甚至冬天没有棉裤穿——做完我们几个小孩儿的，棉花没有了，布没有了。要知道，那可是真正滴水成冰的东北！不仅如此，今年暑假回乡时听大弟说，因为没有吃的，母亲曾就着盐水喝高粱米汤，直喝得反胃，又大口大口吐了出来，而母亲当时正怀着最小的妹妹。时值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显然也同子女过多有关。六个子女给母亲带来了什么呢？吃不完的苦，操不尽的心，白天种地喂猪，夜晚补衣缝被，有肉舍不得吃一口，有蛋舍不得吃一个，有衣舍不得穿一件……用母亲的话说，“吃没吃，穿没穿”。

那么作为长兄的我对弟妹们的感觉如何呢？我们之间各差三岁，我上大学离家前三个妹妹都还小，几乎没什么接触，连话都好像没说过几句。真正打交道的只有两个弟弟，尤其大弟。和他一起在山坡灌木丛中捉蝈蝈，一起步行三四十里去看外婆，一起早早爬起摸黑去生产队牵毛驴拉碾子，一起在雪中拖着爬犁（雪橇）上山砍柴，下山时他在爬犁前“掌舵”，我在爬犁后拖着柴枝梢以免爬犁速度失控……但更多时候是我一个人躲在一边看书。我喜欢这样。若问没有弟妹们我会不会感到孤独，我想基本不至于。而若没有书，我肯定会孤独，这点毫无疑问。

若问我对弟妹们或兄弟、兄妹间有没有感情，那还是有的。至今难忘的是那一瞬间，发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下旬。我是“**”期间作为由乡亲们（时称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学制也不正常，十二月份匆匆毕业。毕业后在家没待几天就要匆匆赶去远在广州的单位报到。记得离家那天格外寒冷，西北风卷着雪花从西山头“飕飕”扑向东山头。父母和弟妹们沿着西山脚下的羊肠小道送我去一两里外的火车站。登上绿皮火车，手扶车门一回头，看见二妹眼睛闪着泪花。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明显感觉出兄妹间的感情。准确说来，感觉出了妹妹对我这个哥哥的感情。那一瞬间的泪花，连同母亲那单薄的棉衣下突起的瘦削的双肩，永远留在了我眼底、心底。几年后我当大学老师后看着班上港澳女生花花绿绿说说笑笑的身影，眼前时而浮现出二妹的泪花；十几年后留学日本期间看着日本女孩子手拿雪糕或易拉罐饮料的身影，眼前又倏然闪出那晶莹的泪花，闪出乡下三个妹妹一身寒碜的衣衫，每次我都十分不忍和心酸。同为女孩子，同样的年龄，相差为什么天上地下？太不公平！这么着，在日本时不知多少次我都宁愿渴着，也不去自动贩卖机前投一枚百元硬币买一罐饮料。八十年代，一百日元可换十元人民币，而十元人民币在国内差不多够给妹妹买一件衫……

在这点上，弟妹们，尤其妹妹们的存在或多或少影响了我的感情生活，进而影响了我的经济生活。即使在每月工资几十元钱的年代，回乡探亲前我也一定要给三个妹妹每人买一件衫。想到她们接过衫时的笑脸和穿上后漂亮的姿影，身在异乡街头的我不由得浮起笑容，胸口泛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欣慰和幸福感。

后来她们、他们大了，结婚了，日子好了，兄弟、兄妹间似乎反倒缺了什么，缺了过去那种宝贵的什么。记得去年五一前后我趁去北京讲学之机回乡住了几天。弟妹们跑来看我，话没说几句就凑到另一房间打牌去了，打得热火朝天。剩下我一个人冷清清躲在房间角落里看书。像几十年前的我？像又不像。那时的我躺在一边看书是因为弟妹们还小，大多看不懂书。现在都看得懂了，却仍我一个人看书。那时看书的我全然不觉得孤独；此刻看书的我却油然涌起了孤独感。若说孤独感是弟妹们带给我的，那不公平；而另一方面，如果打牌的不是弟妹们，我同样会感到孤独吗？假如母亲健在，她还会说“要是只生你一个该有多好”吗？我不知道。

说回开头说的二胎话题。前不久去南昌，那里一位大学同事看着南昌街头熙来攘往的人流，忽然对我说：不知为什么要放开二胎？你看这街上，没等放开都这么多人！是啊，人是够多的，而南昌又不是多么吸引人的城市。整个江西省人口也才四千万上下，在各省里边算是人口少的。说到人口，河南一位熟悉历史的教授告诉我，三国时期三国加起来总人口才七百八十万！而七百八十万却有那么多人才：文有卧龙凤雏周公瑾，武有孙策吕布关云长，以及神医华佗、建安七子、貂蝉二乔。更不用说曹孟德横槊赋诗、孙仲谋坐断东南、刘皇叔三让徐州……正可谓群雄并起，星月交辉，成就一个彪炳青史声播海外的非凡时代。

七百八十万，多乎哉，不多也！

十三亿六千七百八十万，多乎哉，不多也！

2015年11月24日

11

羊年与羊圈及村上的“寻羊冒险”

羊年春节过去一个多月了。却不知何故，一个想为羊写点什么的念头总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引用某位外国大作家的最新说法，“就好像失去归宿的魂灵始终贴在天花板一角监视自己”。

莫非我跟羊有什么特殊关系不成？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养过鸡、养过猪，还养过狗，但没养过羊。也就是说，自己并没有日常性接触过作为具象的、实体的羊。既不曾施惠于羊，又不曾受惠于羊，和羊没什么往来。虽说我也想当官，但羊倌这个官从未让我心驰神往。然而羊总好像在这羊年让我记起它并为它写点什么，仿佛来自遥远宇宙的一个神秘指令。

直觉告诉我，我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一个多月来我断断续续检索我的过往岁月。在清晨山麓的小径，在傍晚校园的树丛，在静夜书房的窗前。蓦地，关于羊的什么从记忆底层隐约浮现出来。准确地说，那不是羊，而是羊圈，没有了羊的羊圈——土砌的圈墙，如一座座带院落的小房子，一排一二十座，七八排，在山坡间由下而上整齐排开。远看如棋盘，近看——以现在的眼光看——颇像秦兵马俑坑阵。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直居无定所的我们祖孙三代一大家子在羊圈下面一座房子暂且定居下来。羊圈是公社（如今叫镇了）饲养场的，不知什么原因，羊不养了，饲养场不办了，公社领导就照顾在公社当一般干部的父亲，让我们用那里准备用来扩建饲养场的木料石料盖自己的房子。爷爷是半个木匠，几乎自己一个人盖起了草房。四间，东边一间爸爸妈妈带我们三个小孩住，西边两间爷爷奶奶叔叔姑姑住。一间堂屋共用。房子虽小，但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再租人家的北炕住了。感谢谁呢？自然要感谢公社领导的照顾。但现在想来，好像还应该感谢羊。没有羊，就没有羊圈，就没有饲养场，就没有准备用来扩建饲养场的木料和石料，也就没有我们的房子。换句话说，我们的房子是因为羊才有的。羊不仅让我们有了房子，小时候的乐趣也因此增加了好多。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刚要上学，正是淘气的年龄。这么着，没有了羊的羊圈就成了我们淘气的地方。夏天秋天，羊圈里长满茂盛的蒿草，我们和邻院后院几个同龄伙伴进去捉迷藏、捉蝈蝈。冬天，模仿小人书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场景，在白雪皑皑的羊圈里耍枪弄棍，上蹿下跳，打打杀杀。有时打到半夜才回家睡觉。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我们渐渐离开了羊圈。虽然没有羊了，但羊圈终究是羊圈，谁也不能总在羊圈里闹腾下去。

星移斗转。许多许多年后我又和羊有了关系。而且同是没有具象、没有实体的羊——在我翻译的村上春树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里遇见了羊。而且不是当年羊圈里的羊，而是全世界哪儿都不可能有的一只背部带有星状斑纹的羊。更离奇的是，这只羊在一九三六年进入日本一个右翼分子体内，使得他一跃成为呼风唤雨走火入魔的右翼首领。二战期间在中国东北“同关东军参谋们打得火热，创建了谍报方面的机构。……在中国大陆兴风作浪之后，赶在苏军出兵前两周乘驱逐舰返回本土，连同多得搬不过来的金银财宝”。回国后构筑了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牢牢控制着政界、财界、舆论界、文化界、广告界。“一个人控制着国家这一巨大轮船的船底。他一拔塞，船就沉没。乘客们肯定在不明所以的时间里葬身鱼腹。”不料到了一九七八年，这个右翼首领脑袋长了一个极大的血瘤，人事不省，奄奄一息。于是其秘书要主人公“我”去北海道，在两个月内“从广袤无边的大地上找出那一只羊”。因为，一旦首领亡故，“背上有星纹的羊的秘密也就永远埋葬在黑暗中”。而秘书的真正用心在于：找到那只神通广大的羊，以便自己成为那只羊的下一任宿主继续控制日本。于是围绕羊的冒险开始了，是为《寻羊冒险记》。

那么那只神通广大的羊找到了吗？或者说那只羊找到下一任右翼宿主抑或当代日本是否有人因找到那只羊而成为羊的右翼意志的传承者了吗？这点我就不再说了——与其我说，莫如请读者去读那本书并深入思考为好。

说起来，“羊”字通“祥”，旧日瓷瓶上的“吉羊”即“吉祥”之意。所谓“三羊开泰”，意味祥和年月的开始。或许正因如此，几十年前我们一家因了羊而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至于从那座房子走向省城上大学的我在几十年后遇上村上春树和他的《寻羊冒险记》是不是因为羊，这我说不清楚。但作为感觉，我在写完这篇关于羊的文章的此刻，确实产生了一种释然感、通透感。说得玄乎些，没准是羊叫我写的，写在这乙未羊年……

2015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