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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回程票吗？

“一不小心就老了”——这句话若出自二十五岁文青姑娘之口，自是文青式调侃或幽默；而若出自我这样的男人嘴巴，势必被说成矫情。不过另一方面，这也是我此刻切切实实的困惑和感受。

自不待言，时间似流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小心也罢不小心也罢，都要把人冲去“老”这个车站。不管你多么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亦无论你何等千娇百媚闭月羞花，“老”都是你必须“到此一游”的站。

我现在就到了这一站。让我觉得不公平的是，以前所经各站乘坐的都是咣咣啷啷的绿皮火车，只有这一站是乘动车组，不，乘高铁，忽一下子就进站了。不知是谁替我网购的票，亦不知是将我一把推进车厢的，简直就像个阴谋。

这么着，下了车我面对分明写着老字的站牌发愣。举目四顾，有咔喳喳甩着红绸扇跳“大妈舞”的，有“抱虎归山”打太极拳的，有坐在马扎上哼着“**”小调钓鱼的，有歪在树下石凳上闭目养神的，与此前各站风景迥然有别。再一看，刚才的高铁已经不知何时不见了——我将留在这里，留在“老”的现场！

可我怎么就老了呢？昨晚吃的什么固然时常想不起来，但看书看到第几页大体不会记错。偶尔遭遇的日语生单词也休想从我眼皮底下溜走，日语那玩意儿还能算外语吗？论体力，再爬泰山快到山顶时怕是要举步维艰，但一般坡岭沟坎仍可如履平地。比我年纪大得多的钟南山院士前不久在“南国书香节”上说他现在看见漂亮女孩仍会为之心动。我也心动——为谁心动绝非院士特权——心动即活力的证明。

不过细想之下，老的证明也并非没有。例如，当年看女性，眼神如狼似虎地几乎全部扑向漂亮的形体。而今，除了漂亮，还会留意气质；吟诗，当年更喜欢“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而今，则更欣赏“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诵词，当年更中意“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而今更醉心于“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读文章，当年更对繁复华丽的排比句情有独钟，而今则对日常性语词渗出的韵味别有心会；看景，当年更为旭日东升霞光万丈的壮观激情澎湃，而今则为山坡狗尾草丛那一抹夕晖低回流连。还有，当年更对山那边未知的远方浮想联翩，而今则对山这边爬满牵牛花的竹篱农舍依依不舍……

如此对比起来，自己还是老了。一不小心老的也罢，处心积虑老的也罢。旋即突发奇想：假如有人给我一张回程票让我返回青春站，那么我会怎样呢？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却又未必。不说别的，青春期特有的种种麻烦就够折磨人的了。读一回没读过的三年高中诚然不坏，但上大学前的高考冲刺和上大学后住上下床的宿舍生活绝不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再说还要重谈恋爱。如今的女孩子据说可比过去难哄多了，什么房子车子票子啦什么高富帅啦什么宁在“宝马”里哭也不在自行车后座笑啦，自己这个从小山村蹿出来的穷小子如何应对得来？当然喽，凭乡下人的犟脾气和并不特笨的脑袋通过考博忽悠女孩子也不是全无可能，可博士学位本身是那么好忽悠的吗？光看书写论文倒也罢了，问题是还要去财务处排长队帮导师报销课题经费和当下手查资料干杂活。四五年怕是够熬的……得得，青春一次足矣，重复不得，麻烦。

但与此同时，我又是多么渴望重复一次啊！果真能倒回青春站，我想首先当一个好儿子，不再只顾忙自己这点事，而用更多的时间回乡探望父母，进而把父母接来自己身边，多陪他们说说话，多留心他们脸上增多的皱纹，多体察他们的心事，多满足他们不多的愿望。其次当一个好父亲，较之望子成龙，更关心其成长途中是否开朗、快乐和健康。再次当一个好丈夫。我要开始做家务，至少在三八妇女节那天做一手好菜端上桌犒劳终日操劳的妻子……

然而，人生如过河的卒子，回程票是没有的啊！怎么一不小心就老了呢？

2015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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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被超越的，未被超越的

我已经老了。至少，我正在变老。借用我的老伙计村上春树《旋转木马鏖战记》中的表达方式：“这是难以撼动的事实。再怎么挣扎，人也是无法抗拒衰老的。和虫牙是一回事。努力可以推迟其恶化。问题是再怎么推迟，衰老也还是要带走它应带走的部分。人的生命便是这样编排的。年龄越大，能够得到的较之付出的就越少，不久变为零。”

变为零，人生归零。再往下，OFF，咔嚓，一曲终了。老是不可以超越的。

某日转念一想，果真不可以超越不成？返老还童诚然纯属痴心妄想，但某种超越性因素或者存在亦未可知。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中的一段，开头第一段。王道乾译。实不相瞒，我得遇《情人》，要感谢已经去世多年的王小波。小波说他文学上的“师承”得自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假如没有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可学……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实际上“我已经老了”也规定了小波文体的基本走向。只是——令人痛心的是——他没能活到“我已经老了”的老龄，一九五二至一九九七，仅仅活了四十五岁。

说回老，说回《情人》。为了确认是否真有那样一个男人向女主人公走来，我一口气把书看到最后。没有向她走来，只给她打了电话，对她说他依然爱她，不能不爱她，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若稍稍推进一步，那分明就是说：“与你那时的相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言外之意，美超越了相貌，超越了老。换言之，美可以同外表、同年纪脱离干系：年轻时美，年老也美，甚至更美。

类似情形，此外至少还有两例：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炉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但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叶芝《当你老了》，袁可嘉译）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动心。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安德烈•高兹《致D情史》，袁筱一译）

不错，女人也好男人也好，年轻时很容易得到也必然得到异性的爱。难得的是老后有人爱——爱你“只有四十五公斤的体重”，爱你“脸上痛苦的皱纹”，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那是怎样的爱啊！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如果活到这个份儿上，那才真可谓不虚此生，真可谓幸福人生。

那么，作为被爱的主体、作为本人，怎样才能活到这个份儿上呢？知名女作家严歌苓认为读书是个要素。读书可以使人获得不为衣着、化妆和衰老所弱化和剥夺的美丽，“那是抽象的、象征化了的，因而是超越了具体形态的美丽”。而若不通过这种内心修为，而一味借助外部装修，“如某些反复整容的明星，就变成了滑稽的角色。随着时光推移，滑稽没有了，成了‘人定胜天’的当代美容技艺的实验残局，一个绝望地要超越自然局限的丑角。”（严歌苓《读书与美丽》）

不过凡事总有两个方面。另一方面，读书果真可以使人成为超越外表和年龄的美丽存在吗？未必。作为大学老师，我算是在读书人中生活的。温润如玉道骨仙风的长者固然有幸遇得，但相反之人亦非个别。关键取决于读什么书，读书宗旨是什么。倘若读书不是为了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始终指向世俗欲望的满足，不是为了接近“朝圣者的灵魂”，而是作为捞取种种个人好处的道具，那么，即使读到老，也无助于物质形象的超越、老的超越。说到底，那并非真正的读书人，而是假读书人、伪读书人。因此，读得再老也不可能返璞归真。老谋深算老奸巨猾倒有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正在变老的我仍中意读书，仍在读书。读书当中，仍会为一个美丽的修辞怦然心动，仍会为一个纯净的情思依依不舍，仍会为一个幽雅的意境久久流连……2016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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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家务错在哪里

恕我动不动就显摆自己：迄今为止，即使往少里说，我也翻译了七八十本书，自己写了七八本书，还为提职称写了不下十七八篇论文。于是演讲“互动”时有人好奇，问我日常生活中如何安排时间，或者索性问我这些所谓成果是怎么来的。“毕竟你的本职工作是大学老师，要上的课，要开的会，要填的表，你也怕是一样都少不得的。一年对谁都是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对谁都是二十四小时……”我如实相告：周六周日双休日对我是不存在的，寒假暑假双假期对我也形同虚设。早上起床不迟于六点半，晚上睡觉不早于十一时。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吃请，不请吃……回答到这里，堪称无懈可击。只有一次画蛇添足，道出一个“秘密”：基本不做家务！

翌日我又把这个“秘密”写成微博广而告之。结果，完全始料未及的状况发生了：不出两三个小时即有两三千条跟帖。跟帖中大部分显然是女同胞，女同胞中大部分可能是女性主义者（或女权主义者）。她们开始全面围攻。劈雷闪电，风雨交加。态度之激烈，用词之尖刻，手法之决绝，以致我险些以为第二次“**”风暴正在袭来。电脑界面闪烁最多的字眼是“直男癌”。直男癌？“直男癌”是什么？我全然摸不着头脑。问正在做家务的家人，得知是指不做家务的铁杆大男子主义者。

问题是，不做家务错在哪里？不做家务就是大男子主义者了？我仅仅是说我这个男人不做家务，并不是号召天下所有男人都不做家务，不是鄙视家务、仇视家务。再说又不是她做家务的时间里，我架着二郎腿歪在沙发上打瞌睡或逗猫玩。她吭吭哧哧拖地板，我吭吭哧哧爬格子；她咣咣啷啷洗碟碗，我窸窸窣窣查辞典；她翻箱倒柜晒衣服，我搜肠刮肚写文章——无关乎高低贵贱，不过是家庭分工不同罢了。莫非你想说前者劳累后者轻松？那可未必哟，至少搜肠刮肚未必比翻箱倒柜多么心旷神怡。不信你试试？何况，我们之间原本是有言在先的——这个倒真是个秘密——估计恋爱谈得差不多是火候了，我向对方“摊牌”，明确表示将来可能没时间如数完成百分之五十份额的家务，请还是女孩子的她回去好好想想，“不急，三天三夜后答复不迟。延期三天三夜也不碍事！”

噢，想起来了，招研究生面试的时候，如果成绩相差无几，作为我，的确是优先录取男生的，并且不止一次这么宣布过。但那也和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没有关联。所以如此，其因有二。一是有单位屡屡向我“**”男生，无论我怎么强调女生出类拔萃闭月羞花都不为所动；二是好心解决女生终身大事。你想，年年招个“女儿国”，女儿如何嫁得出去？坐等唐僧路过抢婚总不是办法嘛！抢来猪八戒倒有可能。况且，作为男性教师，年龄再大，也不至于歧视女生——面对如花似玉满面笑容的女生讲课，肯定比面对男生舒心惬意的嘛！浮想联翩之下，没准超常发挥。

总之一句话，不做家务同性别歧视了不相干。再说，不做家务只是促成我翻译七八十本书和写七八本书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主要因素，我更没强调二者的必然性和四处推荐。是的，作为泛泛之论，二者未必构成因果关系。举个例子。成了日本大作家的村上春树是做家务的。甚至为没有做好而受到夫人村上阳子的训斥：“怎么搞的，抽屉开了也不关上？哼！”中国大作家莫言做不做呢？确凿证据固然没有掌握，但根据常识推断，农村出身的他当年讨个城里媳妇，死活不做家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有人做家务而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甚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有人不做家务而止于不受待见的翻译匠并因此被批得体无完肤。

然而我并没有吸取教训。日前应邀去台湾辅仁大学跨文化研究所摇唇鼓舌，“互动”时同样有人问起开头那个问题，我的回答又差不多如法炮制。晚间“吃请”，邀我去的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杨承淑女士坦言她也不做家务：“我是研究学术的人，让我用研究学术的时间做家务，那是多大的浪费啊！”我问：那么是您先生做喽？她说先生有时候做一点儿，更多时候是请人做。同席的外语学院教授兼院长（男）插嘴道：“杨教授几乎周六周日都在所里，一门心思搞研究。我们都叫她‘学术修女’。”

看来，包括男人在内，没有哪个人对杨承淑教授不做家务有意见。不但没有意见，她的男性同事还一副赞赏有加的语气。相比之下，我不做家务却受到了网上无数女性的抨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错在哪里？

来美国生活，令人佩服的就是对上述男女平等主义（femini**）的强烈关注，或者不如说男女平等这一观点早已牢牢植根于生活之中。比如用英语交谈时，一不小心把anyone（泛指的“人”）换成he（他），必定有人提醒。……Spoke**an（“发言人”带有男性色彩）改为spokeperson（中性色彩），chairman（“主席”，带有男性色彩）变成chairperson（中性色彩）——这类事情已经成为常识。

村上春树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这样写道。中国也将变成这般有趣的社会？

也罢，有备无患，往下我也改邪归正，乖乖做家务就是。翻译之余做家务，家务之余搞翻译。齐头并进，互利双赢，皆大欢喜，不亦可乎？

2016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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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与“奴隶社会”

爬山回来，照例在学校后门报摊买报纸。早已熟识的卖报的刘队长（卖报的老汉姓刘，在东北农村当过生产队长）忽悠我比小伙子都厉害，“这么冷，帽子都不戴！”随即问我为什么如今小伙子身体好像不如咱们年轻那阵子。我笑道咱们那时候吃的是泥土里长出的干货，他们吃的是货架上的添加剂！刘队长想了想，说还有一条，咱们那时候一有工夫就打篮球，扬头扣篮，雄赳赳气昂昂，一扣一个准。可他们呢，一有工夫就低头看手机，直勾勾傻呵呵，身体能好吗？脖子都快直不起来了，找对象都成问题，姑娘们能相中吗……

也巧，拿过刘队长递给的报纸，回家打开一看，看到马云正在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描绘他的网络王国如何蒸蒸日上，甚至扬言不怕别人说他卖假货——卖假货都不怕？作为跨国公司一把手，说话怎么可以这般轻薄？我一边心里嘀咕着一边往下翻看。更巧，阅读版书讯报道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卡尔的老外出了一本书：《浅薄：你是互联网的奴隶还是主宰者》。他在书中指出，自动化分担了我们的工作，同时弱化了我们的才智，偷走了我们的生活，限制了我们的视野，甚至将我们整个暴露于监控之下，操纵我们。作者特别提醒，当我们每天翻看手机上的社交平台，刷着那些看似有趣和有深度的文字时，我们恰恰在丧失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一句话，由于手机，“奴隶社会”开始了！

首先受奴役的是年轻大学生。据《光明日报》十二月十四日报道，天津大学太雷班的学生日前完成一项题为“手机对大学生的影响”的微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本硕博三百八十五名在校生，日均使用手机时长二至六小时的为百分之五十五点零一，六至十二小时的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一二，十二小时以上的为百分之六点五。其中用来浏览新闻的为百分之五十六点一，“看小说、游戏、视频”百分之四十七点一五，“网购”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七，“学习”垫底，百分之二十点八七。于是太雷班在图书馆发起“手机，我有话对你说”百人签名活动。当时正好看见李家俊校长陪客人来馆参观，当即围上请校长留言。李校长略一沉思，提笔告诫：“用好手机——别让手机滥用了你的时间”。

作为我，诚然没有做过微调查，但曾目击比微调查还要让我惊讶的手机使用场景。上学期期末考试，我偶尔离场往走廊另一端走去。无意中往隔壁教室一看，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低头看手机，仿佛前面讲课的老师是眼睛看不见的暗物质。那位博导模样的男老师倒是没看手机，也没看学生，兀自坐在靠窗角落的铁制电脑台前对着显示屏振振有词，不时变换一下投影仪上的PPT图像——图像也没学生看，学生只看手机图像。于是我以为手机是和电脑PPT联动的，折回来特意扫一眼靠近后门几个学生的手机。得知手机图像和PPT并不一致，闪闪烁烁花哨得多，同上课内容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人手一部手机，人人看手机——阵容整齐一致。

被手机奴役的不单是年轻学生，还有未必年轻的父母们。据《2014年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父母与孩子共处时，经常看手机的父母占百分之十七点八，偶尔看的占百分之五十一点八。《北京晨报》十二月四日刊文说南京几名小学生呼吁爸爸妈妈：“放下手机，抱抱我吧！”常言说孩子总是自己的好，而今总是好的莫非成了手机？心肝宝贝儿不再是孩子而是手机？

这甚至让我怀疑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果真是追求自由的吗？为什么情愿接受手机的奴役，甘当它的奴隶？上面天津大学太雷班那项调查还表明：每当手机没电或忘带手机的时候，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感到焦虑。焦虑什么呢？有什么好焦虑的？太平洋那边的事不知道又怎么样？范冰冰李冰冰和谁好上了关你什么事？就算“白富美”女友或“高富帅”男友失联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主体性、定力哪里去了？莫非真应了老外说的“浅薄”？

放下手机，抱抱球，抱抱书，“抱抱我”！

2015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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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人”和“手机人”

无意中随手翻开村上短篇集《电视人》，第一篇就是同名短篇。本来没想翻阅什么“电视人”，毕竟现实生活中的男人女人对我重要得多紧迫得多。但我反正翻开了自己译的《电视人》，而且一翻开就被吸引住了。“我不喜欢周日傍晚这一时分，或者说不喜欢它所附带的一切——总之不喜欢带有周日傍晚意味的状况。”行文有些做作，但做作得恰到好处。这就是村上。天赋！接下去的一个比喻也足够村上：“空中浮现出半轮崭新的剃刀样的白月，将疑问之根植入黑魆魆的大地。”若是我，肯定要说“镰刀样的”。村上不曾务农，想必没用过镰刀。他的父亲既是中学语文教师又是和尚，家中难免有剃刀。还有一点我和村上（或村上作品的主人公）不同。我喜欢傍晚时分，不唯周日傍晚，周一到周日世界上所有的傍晚我都喜欢。尤其喜欢窗口最后一缕夕晖渐渐消隐那一状况所附带的缱绻意味。

电视人“选在周日傍晚来我房间。恰如一场无声降落的抑郁而不无神秘意味的雨……”电视人不止一个，三个，三个比正常人小十分之二至十分之三的电视人抱着电视机来“我”房间安装——“我”喜欢看马尔克斯的小说和听音乐，家里没电视——第二天晚上电视人又闯入自己的梦境，仍在搬电视机。睁眼醒来一看，电视人正在荧屏里指着榨汁机形状的巨大机械装置说“我们正在制造飞机”，并宣布他太太不回来了，“因为关系破裂”！如此一来二去，“我”恍惚觉得那东西真可能是飞机，自己的太太真可能不回来了。“妻子已经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使用所有的交通工具，跑到我追不到的远处去了。的确，我们的关系或许已经破裂得无法挽回……”

《电视人》不到三十页，很快就看完了。而“电视人”附带的意味却久久完不了。首先，电视人扰乱“我”的私人生活秩序：我本来喜欢看马尔克斯和听音乐，而电视人却擅自搬来电视机。其次，电视人剥离了我的主体性：电视人一再把榨汁机说成飞机的时间里自己也认同了。甚至自己的老婆下班回家与否和关系是否破裂竟也相信了电视人的说法。一句话，电视的入侵。从中不难感受到村上对电视象征的现代社会、现代都市生活的体察、沉思和警醒。村上总是把触须探入现代都市的边边角角，捕捉各种诡异而又不无普遍性的生命体验，为被放逐的灵魂、为失落的主体性做出或冷静或残酷的祭奠性表达。

《电视人》是村上一九九○年在梵蒂冈附近一座公寓里写的。据他自己介绍，一次坐在沙发上看美国音乐电视（MTV），看到荧屏上有两个男人抱着大箱子沿街走来走去的时候，忽然有什么触动了脑袋里的“某个开关”，当即起身走到桌前对着电子文字处理机啪嗒啪嗒敲击键盘，几乎不由自主地一敲而就。是的，他敲的不是如今这种电脑，而是“电子文字处理机”（Wordprocessor）。那时候还没有全面进入网络时代。手机倒是有了，但基本只限于通讯功能，块头也大，砖头似的。在中国被称为“大哥大”，绝对是“阔”的象征。当时我在广州一所大学任教，记忆中最典型的某类阔佬形象是：脖子拴一条手指粗光闪闪的金项链，腰别摇摇欲坠的“大哥大”，骑着日本进口五十铃摩托紧贴身旁呼啸而去……

二三十年转眼过去，现已全面进入网络时代，其代表性尤物就是手机、智能手机。假如再有什么触动村上脑袋里的“某个开关”，这回一敲而就的笃定是“手机人”。“手机人”打败了“电视人”——哪怕电视人再搬来电视，多数人，尤其多数年轻人也难保不看手机。“手机人”打败了教书人——我实在难以忘记一次偶尔经过正上课的大教室时发现几乎所有学生都低头看手机的场面给我带来的视觉震撼。难怪有人说手机是老师的敌人。手机甚至打败了爱人——即使爱人在身边，妻子或丈夫据说也有不少含情脉脉看手机。“手机人”不会像“电视人”那样宣布你太太不回来了。没有那个必要，因为回来不回来是一回事。而且，“手机人”也不会强调榨汁机是飞机。同样没那个必要，因为在“手机人”话语系统里，手机就是榨汁机，就是飞机，因此榨汁机就是飞机。A即B，B即C，亦即A即C。无须强调，无须解释，无须论证。“手机人”不仅打败了“电视人”、教书人、爱人，作为下一步，还要打败所有人，不，正在打败所有人。不信？喏，据说希拉里被打败了。这回“手机人”倒有可能破例告诉克林顿先生：你太太不回来了！

对了，谁来写《电视人》的续篇“手机人”？等哪位写出来了，我一定译成日语用手机发给村上先生……

2016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