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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的婴幼儿时期

作者:蓟州人孟凡生 | 分类:都市 | 字数:8.4万

第二节 出生在贫苦家庭

书名:第四章 我的婴幼儿时期 作者:蓟州人孟凡生 字数:5444 更新时间:2024-10-10 15:47:42

第二节 出生在贫苦家庭

我是1948年农历二月初二,也就是龙抬头节日这天,在蓟县城内西南隅林家胡同出生的,后来经查万年历得知这天是公历3月12日。公元1948年是中国农历戊子年,也是鼠年。因为我的属相是老鼠,和“龙抬头”没什么关系,所以虽然这天是民间的小节日,但是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吉利”的日子。我出生的时辰是申时(15时——17时)的后半时,也就是在傍晚太阳还有一竿子多高时降生的。那时家里没有钟表,也不讲几点钟,以当时的天黑时间估计,应该是下午四点多钟到五点来钟。按老百姓的说法,属鼠的人如果在早晨出生就是“好命的”,因为老鼠是昼伏夜出的,早晨正是已经吃饱肚子,躺在窝里休息的好时刻。可惜我是傍晚降生的,这是窝里的老鼠肚子饥饿,准备天黑出去觅食的时刻。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说我一生下来就是挨饿受累的命。

我母亲说我一生下来就是挨饿受累的命,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家在解放前是贫农(在本文第三章“我家的身世”第四节“我家的经济状况”中作了介绍),生活条件一直是比较困苦的。全家由我太爷爷(曾祖父)孟昭信操劳,维持十多口人的生活。到日伪时期,全家有自己家后院的园田三亩三分,在城南季庄的水稻田四亩,城西北何家坟(津围公路西侧西北隅大市场北面,现在的水利工程公司对过)旱地一亩三分,大坨子(现在的三八水库里)十亩多旱地,七里峰有旱地二亩五分。水旱园田一共20多亩,但是打的粮食还是不够吃,需要从市场上买进一部分。

1942年冬,我曾祖父孟昭信病故后,大家庭解体,西院的三层茅草房(当时我家东院的那层草房被日本队部征用作马厩)和20多亩田地按三股均分。我曾祖母(俗称老太太、太奶奶)一个人代管三儿子孟宪奎(1937年在北京读书时,为抗日投笔从戎,参加29军宋哲元的队伍,后随部队转战南方。1942年时虽与家里失去联系,但是家中认为他还在军中,所以分家时分得一份家产。抗战胜利后直到现在也无音信,估计已在抗战中殉国)应分得的一份,我二爷孟宪增一家四口人分得一份,我家五口人分得一份。

那时我家里有我奶奶,我父亲、母亲、二叔(当时在西大街杨家铁匠铺学徒)、姑姑共五口人(我爷爷在1929年21岁时,因被人勾引参加赌博,欠下赌债——赌场借的“高利贷”无力偿还,又经受不住家长的责备而投井自杀)。分家单过后,家中后院有园田一亩一分,城南冀庄有水稻田一亩三分,城西北何家坟(西北隅大市场北面)和对面大坨子(现在的三八水库西部)有旱地五亩左右。那时家里的园子自己种植,可以保证自家吃菜不用买,春夏蔬菜旺季时还可以到街上卖出一些。冀庄的稻地与人家种分收,好年景可以分得200斤左右的稻谷。城西北的旱地只适合种谷子、玉米、豆类等一年一熟的耐旱作物,那时的土地产量低,风调雨顺时一亩地产150多斤,大旱年景每亩地也就产百八十斤。这六七亩地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千斤粮食,除去交公粮,勉强够吃,没有余粮可卖。家里的粮食中除去一百多斤大米(一百斤稻谷可碾成七八十斤大米),其余就是高粱谷子玉米杂豆,没有小麦。高粱和谷子小部分碾成米,在过节或来客人时捞“干饭”(米饭)吃,大节日吃大米饭,小节日或来客时吃小米饭高粱米饭,或者大米小米掺在一起的二米饭。大部分高粱谷子带着糠皮轧成高粱面和谷子面(不是高粱、谷子碾成米后再磨成的高粱米面和小米面,而是带糠皮的混合面。这种面子,嚼在嘴里沙沙的垫牙,很难咽下去),和玉米面一起在平时贴饼子或熬粥吃。过去的菜馅饼子,使用的是较粗糙的玉米面、高粱面(细面出面率低,吃不起)掺榆树皮做的。因为高粱面玉米面本身粘性小,人们就从榆树上剥下嫩皮(不是外面黑色表皮,而是里面粘性大的白色纤维部分)晒干后,用碾子轧成面,与玉米面或高粱面掺在一起包菜馅饼子,做馅用的菜多是季节性的“大路菜”(白菜、菠菜等高产菜或野菜)。豆子一部分留在春节前作豆馅,蒸玉米面豆馅饽饽吃,一部分轧成豆面做面汤或者摊煎饼吃。家里没有麦地,过节吃白面要到市上去买。平时家里喂不起肥猪,只养几只下蛋的母鸡,把碾米时簸出来的谷糠高粱糠用来喂鸡(灾荒年头谷糠、高粱糠、麦麸子都被人吃了)。家里积攒的鸡蛋除去过节来客以外,平时舍不得吃的,要拿到市上去卖。因为穿衣服,吃油盐酱醋都需要用钱买。家里没有余粮,只能靠卖些蔬菜和鸡蛋换点钱花。

由于家里细粮很少,只有过节才吃大米和白面,一年也就有数的那些天。习惯是:每年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吃糖瓜(核桃大圆球状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顿白面和豆面混合面素馅饺子;然后开始烝几大锅玉米面豆馅饽饽,(富裕人家是蒸白面豆沙包)准备正月初六以前吃。腊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顿白面素馅饺子;过春节那天中午,大米干饭粉条炖猪肉、再炒几个菜;三十晚上吃饺子(白菜猪肉馅);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面肉菜混合馅饺子,中午吃玉米面斗馅饽饽和剩饺子。正月十五元宵节,早晨吃饺子,晚上吃元宵。出正月以后,还有三个大节日。即四月十五“过庙”(也称庙会,和过节一样休息一天吃顿“好饭”。但不同地区,庙会的日期不同,蓟县城里是每年四月十五过五名山庙,而马伸桥是三月十八过龙山庙);五月初五端午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三个大节日的中午,都要吃大米干饭,粉条炖肉,再炒点菜。那时端午节吃的粽子,元宵节吃的“元宵”(汤圆),贫富人家也是有区别的。富裕人家讲究吃“江米”(粘稻米,也称糯米)包的粽子和“江米面”的“元宵”,而且粽子馅和“元宵”馅也有澄沙、芝麻、五仁果脯等多种多样。而穷人家包粽子用的是粘高粱米和小黄米(粘小米),粽子馅一般只是大枣和豆馅两种。穷人家吃元宵也是粘高粱米和小黄米轧成的面做的,“元宵”馅也就是用红糖、炒熟的芝麻面和白面掺在一起做的。总的说,虽然元宵节和端午节大家都吃“元宵”和粽子,但是用粗粮制作和用细粮制作的元宵和粽子,口感和味道是不同的。另外,每年还有八个小节日。即二月初二“龙抬头”,要吃顿白面,或蒸馒头或包饺子(富裕人家也吃肉)。还有农村讲究“头伏包子(馒头或菜馅包子)二伏面(面条)三伏烙饼炒鸡蛋”,“立春烙春饼,立夏煮鸡蛋,立秋添秋膘,立冬抗严寒”。这七天的中午有时也吃白面或者大米小米饭,这样一算,普通人家一年下来吃大米白面的日子,只有十九天。即使大人、小孩子过生日,也只是在生日的头天晚上煮面条(白面或者杂豆面的),生日这天中午煮几个鸡蛋吃而已,饭菜还是平常一样(这不算正式的“过生日”,过去讲“人过七十(岁)古来稀”,“六十六庆大寿”,66岁以前不办生日筵席,不搞祝寿活动)。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吃顿大米掺小米的二米饭,熬青菜之外再炒几个鸡蛋,还不是全家人都跟着吃。其余的日子,就是吃那些连糠带皮的粗粮了。所谓穷苦人家吃糠咽菜,就是说吃粗粮也不是净米净粮,而是连麸子带糠的吃。吃菜也是大锅熬,锅底熬菜,上面贴饼子“一锅掀”,熟了能往菜里点一点香油就不错了。二两香油可以吃一年。不是过年过节不用油炒菜,全年也吃不了几斤油。

1945年秋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在村里当干部,就把我家东院的房子要回来了,全家搬到东院的正房去住。1946年第一次土地改革时,因我家土地低于村里的平均数,就在城南分了二三亩夜潮地(土壤比较湿润,适合种冬小麦,可一年两熟产量较高的好地),种上小麦后又因国民党军队占领蓟县城(1946年9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占领了蓟县城,成立了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而被反攻倒算要了回去。那时期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还曾经到我家里去抓我父亲,吓唬我奶奶。再加上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制造了“北大井惨案”,杀害了38个(也有说是42个)从农村抓来的土改骨干,使城里的老百姓心有余悸。所以,1947年冬二次土地改革时,再分房子分土地也没有多少人敢要了。当时我家只有我祖母和两个儿媳妇(姑姑已经出嫁,我父亲在马伸桥区政府当公安助理员,那时共产党的干部没工资,只是家里的土地由村干部派人“代耕”即帮助耕种收秋。我二叔在马伸桥的铁匠铺做工,每月挣三块大洋钱,他是1947年结婚的)在家务农,原有的土地还要找人帮忙,更不想再要土地了。家里的三个女人出于胆小怕事的心理,二次土改中没敢再要房屋浮财之类的胜利果实。

1948年农历2月我出生了,母亲在月子里也只是每天吃些小米粥,在刚生完孩子的那几天喝些红糖水,吃几个煮鸡蛋。孩子的“十日”一过,糖水和鸡蛋都吃不起了。至于现在产妇所吃的排骨汤、猪蹄汤、鲫鱼汤、炖老母鸡等,那时穷人家的产妇都享受不到。几个月后,1948年7月顽军二次进攻蓟县城,蓟县城里又被国民党军孙殿英部队占领了28天,县城里的共产党的县、区、村干部们都转移到乡下去了。国民党兵又到我家搜查我父亲。当时我才几个月,他们把我抱过去戏称我是“小八路”,当时把我母亲吓坏了,怕他们把我摔死。幸好他们还是有人性的,只是出于对小孩的喜欢才抱我的,等他们走了以后,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1948年农历9月,我的堂弟——也就是我二叔的长子也出生了,我奶奶一年之内抱了两个孙子。必然要影响我母亲和婶婶两个人的务农时间,增加了家里的生活负担。这时虽说蓟县已经是解放区,可我家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政治上的翻身解放而有多少提高。

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那时的小孩不象现在这样整天有大人抱着,或者用小童车推着到外面去玩。

那时我家没有男劳动力,我二叔在铁匠铺做工,没空干庄稼地里的农活,我父亲在外地上班,也没空干庄稼活。好在那时因为我父亲是国家干部,本人没有工资,村里负责“代耕”,耕地、种地、收秋等城外土地里的“大活”,村里派人帮助干活,同时自家人也必须到地里监督和指挥。家里的园田种菜种玉米等村里不管,菜园子里的农活和城外地里庄稼的平常管理,都要由我奶奶、母亲和二婶她们自己干。

由于大人要到菜园子或者城外地里干农活,小孩子放在炕上用“压枕子”压住,然后把屋门一锁,就去外边干活了。至于孩子是睡是醒,是哭是笑,是拉是尿,那就没人管了。只有到中午才回家时才给孩子喂奶喂水换“褯子”(蓟县人对尿布俗称“屎褯子”)。“压枕子”是过去北方农村常用的一种婴儿用品,就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粗布两侧做成圆桶形枕头(枕头里边装的是玉米粒或高粱粒,比较重)形状。每当孩子吃完奶,躺在炕上休息时,就在孩子身上盖的小被子上边用“压枕子”压住,可以使小孩保持一定的姿势。防止小孩在炕上乱动乱爬。

那时的小孩也不像现在这样除去吃母奶之外,还要喝奶粉果汁等营养食品。富裕人家的小孩母奶不够吃,可以雇奶娘。再大些可以喂蛋羹、肉粥(把肉剁成碎末熬粥)等高营养饭食。过去工业不发达,没有奶粉,商店里卖“代乳粉”,类似现在的奶粉,又甜又香。据说是用藕粉、栗子粉、白面精粉等用油炒熟再加白糖制作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但是这属于高档消费品,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吃不起。在我小的时候,虽然店铺里有卖“代乳粉”的,但是家里买不起,我和堂弟都是在五六个月母奶不够吃以后,就是吃玉米面糊糊。玉米面糊糊是用细玉米面熬成的比较粘稠的粥,比大人们吃的玉米渣、高粱渣粥要好吃的多。开始小孩也是吃不惯的,据说开始给我往嘴里喂玉米面糊糊时,我不愿往下咽,还往外吐,母亲就在糊糊里掺点红糖,有了甜味了,我才肯咽下去。后来逐渐少放红糖,直到不放糖也肯吃了。到一周岁以后,开始喂干的饭食。喂干的还不是让小孩直接吃干的饭食。而是由大人(多为孩子的母亲)把米饭或者玉米面饼子,用嘴嚼碎,搀着唾液一起放进小孩嘴里,让小孩吃下去(现在农村妇女也有用此法喂小孩的食物的)。一般在两周岁后孩子长槽牙了,才自己直接吃饭。我的婴儿时期就是吃着这样的饭食张大的。

那时的儿童保健工作只有一项,就是国家免费为婴幼儿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疾病。这就是所谓的小孩“种花”,种过“花”的小孩胳膊上都有个疤痕,俗称“花”。我记事后就知道自己胳膊上有个“花”,有“花”的孩子一辈子不再“出花”(指天花病发作),不会落个“麻子脸”。至于“种花”时胳膊痛不痛,哭没哭,“种花”后还有什么反映,我就不知道了,那时还“不记事”呢。

我的右手拇指指甲盖也和其他九个指甲盖不同,这个指甲盖颜色深不光滑,生长的速度也比较慢,据说是小时候“生篆指”(指甲缝里长疮流脓水)造成的,据说当时很疼,我总是哭。经过上药治疗总算好了,旧指甲盖脱落了,新长出的指甲盖落下疤痕。不过这还是小病症,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我还差点没被“扔出去”。“扔出去”是过去蓟县城里人对夭折婴儿的俗称,以前婴儿的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婴儿夭折是司空见惯的,人们也不太理会。据说我过了一周岁后,因能吃五谷杂粮的饭食了,就得了一种大肚子病,肚子鼓胀的很大很硬,吃不进东西喝不进水。那时还没有县医院,按照中医的说法叫“杂痨”,因为不吃东西,也没法灌中药汤子。很快就瘦的皮包骨,奄奄一息。家里连破苇席片都预备好了,准备在我停止呼吸后,就破席片一裹,挖坑埋了。后来听说个“偏法”,把河里长的水稗子的籽炒熟轧成碎面,用水和成饼子状贴在肚脐上,外面用布条子裹好,即可使肚子变小。据说这个“偏法”还真管事,贴上以后不久,肠胃上下就通气了,拉出许多黑绿色的稀汤,肚子就小了,也能吃奶了,慢慢的就好了。现在估计是婴儿消化不良造成肠梗阻一类的病,平时如果经常吃些“婴儿安”类的帮助消化的药,也不至于会发展到那么严重。不过这些痛苦过程我也没记忆,只是听母亲说的。总之,我的婴儿阶段与现在的婴儿们是无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