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城里“南王家”的传说

满清时期，蓟州城里有个“南王家”，居住在南大街中街口南边的街道西侧，也就是现在的中医院和印刷厂两个院内。南王家的宅院是复合型的“深宅大院”，大院里边还有小院，房屋很多，既有主人家居住和使用的那种雕梁画柱的殿堂式豪华型房屋，也有家丁和下人们居室和厨房、库房、车棚、马厩等普通样式的砖瓦房。“南王家”的前大门就是现在南大街上的中医院大门口，后小门在西南隅林家胡同路东，北院墙外是南四眼井胡同，南院墙外是西南隅“老宋家”的宅院。

据说“南王家”是“旗人”，在不同年代，家里还有过几个在朝里当官的人。他家还是“远皇亲”，大约在咸丰年间，“南王家”的一个女儿嫁给北京的一个“王爷”做儿媳妇。结婚那天，娶亲、送亲、送嫁妆的队伍，浩浩荡荡，从蓟县城里一直排到城西十几里外的“小孙各庄”。因为过去送嫁妆都是逐件展示的，一个箱子要两个人抬着走，陪送的被褥要摆放在箱子外边（上边）不能装进箱子里。一个茶壶也要放在盘子里由一个人端着走，几个茶碗也放在一个盘子里由一个人端着走。而且一字排开，成单行前进。既不是几个人并排走，也不能统统装进箱子用车载，所以送嫁妆的队伍都比较长一些。而且那时没有机动车，都是步行的。南王家嫁女儿陪送的嫁妆多，雇用好几百个送嫁妆的人，从蓟县到北京走了两三天。这件事儿轰动了半个县，很多人都来大路上看热闹。

“南王家”既是官宦人家，又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主，家里有许多“田庄”（由租种土地的佃农组成的村庄），不用自己雇工耕种土地，而是把土地都租给佃户耕种，自家只收取租银。在蓟县城里还开着买卖和当铺。“南王家”家大业大，家里边“使奴唤婢”、“家丁”“狗腿子”一大帮。他们家黑白两道都有联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地头蛇”。

“南王家”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在朝中有人，可以决定蓟县地方官员的去留和升降，所以朝中新派到蓟州来的州、县官，到蓟州来上任时，要先进“南王家”拜见“王老爷”，之后才进衙门去报到。州、县官想升迁的，需要拜托“王老爷”去京城找门路，拉关系。在工作中遇到麻烦时，也要求“王老爷”帮忙“摆平”。为什么官府还要求豪绅帮忙解决麻烦呢？

因为那年代北面的大山里有许多窦尔敦一类占山为王的“大寨主”“山大王”，打家劫舍，杀富济贫。但他们又与那些“造反”、“起义”者不同，他们没有政治目的，不想夺取政权，也不去攻城掠地“成就大业”，不直接与官府作对。由于他们只是扰乱了社会治安，不搞武装暴动，所以应由地方官来解决。可是州县衙门里的捕快、班头、衙役们对这些“强盗”束手无策，官府组织“大部队”进山“清剿”时，“强盗”们化整为零，离开山寨，装成老百姓混入村镇之中，致使大队官兵疲劳奔波，无功而返，得不偿失。所以，官府不肯轻易兴师动众，进山剿匪。即使官府剿灭了某个“山寨”，另一处又立起新的“寨子”，按倒“葫芦”“瓢”又起来。因为那年代穷人多，不断有一些走投无路者“上山落草”，此起彼伏，官府对这些山贼草寇，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虽然少数捕快衙役（侦探）可以查找到他们的行踪，却又人少力薄不是对手，弄不好白白丢了性命。那年代战斗中为国捐躯的人很多，国家无力把这些“烈士”的家属都包养起来。那些在衙门里当差的，都是为挣些薪水养家糊口的，有几个人愿为了“工作”而丢了脑袋呀。要保持一方平安，就需要由那些黑白两道都有联系的地方豪绅去和“寨主”们拉关系，主动给山寨“送礼”，“进贡”，求他们不要到自己这里来“骚扰”。好在这些“强盗”都是穷苦出身，走投无路才占山为王的，送给他们一些钱财，有吃有喝从物质上就满足了，再把他们称为“绿林好汉”、“英雄”“豪杰”，“大侠”“小侠”的吹捧一番，便美的喜笑颜开，从精神上也满足了。求他们办什么事，就比较容易，非常痛快了。另一方面，这些“山贼”“强盗”中的人，在下山进城采买、游玩过程中，也难免不小心被官府抓住。这就需要求这些豪绅朋友来出面疏通解救，他们可以买通官府，刚抓进去的，可以“证据不足”为由，取保释放。对那些已招供要定罪发配的，还可以买通押解人员，暗中释放。之后以该犯人“途中病死”为由，回来消帐。因为那年代没有照相、录音技术，犯人病死途中，只能就地掩埋。全凭押解人员一说，没有其他证据材料。

正由于“南王家”几代人都是黑白两道全联系，地方官只有讨好他家，才能平安无事。据说曾经有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从京城里调到蓟州来当知州，他为官本分、为人正直，清廉勤恳，经常下乡体察民情，官声较好。他不仅不讨好“南王家”，当听民众反映南王家有欺压良善横行霸道的恶名后，还要求捕快班头进行查访，搜集证据，准备处理。由于衙役中有“南王家”的“眼线”，把消息透露给“王老爷”。王老爷闻讯大为恼火，便心生一计。在与进城游玩的某个“大寨主”酒楼闲聊中，极力夸奖这个县官多么有本事，多么厉害，“各路豪杰”（指各处的山贼草寇）都害怕，不敢轻易下山（指抢劫作案）等等。要这位“大寨主”多加小心，尽量别进城。用激将法暗中怂恿这位“大寨主”作个大案，和这个县官较量一番。结果，这位“大寨主”领人，在半路上劫走了蓟州上缴国家的几万两“税银”，制造了一起罕见的“惊天大案”。这个案件震动了朝野，致使这个正直本分的“清官”，因为“失职”而丢了官。

接任的州官是个在地方做官多年的老政客，他知道“税银”是通过钱局子的炼银炉，把从老百姓家里征收来的散碎银两铸造成“五十两”一锭，或“一百两”一锭的大银元宝，上边铸有官府的印记，无法在市场上流通。正常情况下，“山贼”“草寇”是不抢劫“税银”的，因为没处去花用，还容易“露陷”犯案。故此，在没有“反贼”“叛军”（反政府武装）的情况下，官府运送“税银”时也不用重兵押运。他认为这次“草寇”抢劫“税银”的政治目的要大于经济目的，一定是前任州官办事太认真，得罪了“山贼”“草寇”，才故意给他制造麻烦。于是他到任后就拜托“南王家”王老爷协助查找丢失的“税银”，还拿出一千两官银作为“南王家”“协助办案”的劳务费。结果“南王家”只花五六百两银子，就通过关系把几万两“税银”，从“山大王”手里赎了回来（因为这些税银放在山上也没用）。州官又把抢劫“税银”的罪名，加在几个从乡间抓获的普通“劫道”的犯人身上（犯人不识字，供词上多些赃物数额，犯人不知道，也表示认罪伏法），上报结案。结果这个州官立功受表彰，得到升迁。你说“南王家”厉害不厉害，哪个地方官敢得罪他家呀。

正由于南王家的势力大，蓟州的官府不敢得罪他家，也使他们家里的几代主人和仆人都耀武扬威。尽管几代“王老爷”也讲吃斋念佛做善事，大灾之年搭棚“舍粥”救济穷人，却约束不住自己的不肖子孙，花天酒地，胡作非为。尤其到清朝末年，“南王家”有个大少爷名叫王大宝，是个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因为家里有钱不缺吃穿，他倒也不偷不抢，不占别人家的小便宜。可就一个毛病，喜欢玩女人，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不但家里的丫鬟、使女都被他玩弄了，还到外面的大街上去抢女人。那年代妇女出门办事的不多，但是也还是有些妇女要从大街上经过。王大宝逛街时，总要带着三四个家丁，只要碰见年轻漂亮的妇女，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就以抓“逃跑的丫鬟”为名，指使家丁们抢回家来实施强暴，玩弄之后，给点钱。有的当天放出来，有的过几天，或十几天才放出来。他家“舍粥”时， 来逃荒“讨粥”的人群里，发现年轻貌美的女人，就以“赏赐”为由，拉入内宅，奸污玩弄后，给些粮食放出来。听说，有一年正月十五“走会”时，邻居家（也是大户人家，小财主）的女眷在院内隔着墙看会。王大宝发现这家的女儿长的很美，就带人闯进邻居家门，硬说人家的“小姐”是自家逃跑的“丫鬟”，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人家的女儿，从家里给拽出来，拉回自家玩弄多日，最后才放了出来。

那些被抢走妇女的家属去县衙告状，没人敢给写“状纸”，没有“状纸”县官就不受理案子。即使有的被害家属托人写了“状纸”，升堂审案时原告要找出“干证”，也就是“旁证人”，自己家的亲属不算“旁证人”，非要有大街上的旁观者作证才行。例如父母和女儿一起逛街，女儿被抢走，父母二人只能当原告，不能作证人。街上的旁观者，有许多原告不认识，怎么举证？即使原告认识的人看见了，又有谁不惧怕“南王家”的势力，谁敢出面作证呢。不要说县官有意偏袒王大宝，即使县官想秉公执法，在那种司法制度下，被害人家里只能是白挨欺负，无处伸冤。同时，也有一些被害人家顾及“脸面”，怕事情败露影响女儿的婚姻，只好忍气吞声，暗“气”暗“憋”了，所以才使王大宝更加有恃无恐。

到“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退位后，蓟县的“南王家”也跟着衰败了，就把蓟县的宅院卖掉，遣散大部奴仆，全家搬到北京去了。后来，听说那个花花公子王大宝到北京后，因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父母死后坐吃山空，家产败光，到民国时期真的变成讨饭的“叫花子”了。不过这个消息知否准确，就无人去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