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曾祖母孟贾氏的故事

按照蓟县人的习俗，称呼祖父为“爷爷”，称祖母为“奶奶”，称呼曾祖父为“老太爷”，称曾祖母为“老太太”（有的地区称曾祖母为“老奶奶”，也有的地区称曾祖母为“太奶奶”或“祖奶奶”）。

我的曾祖母孟贾氏，1882年出生于蓟县别山镇小屯的汉族贾姓农民家里，中等身材，一双小脚，是中国农村典型的“小脚女人”。

过去，人们俗称女人的小脚为“三寸金莲”。小时候我见过曾祖母洗脚，见到她的小脚，的确与我们正常人的脚不同。她们的小脚是不是真的只有三寸（10厘米）我记不得了，估计也就十多厘米，只有正常女人脚的一半。正常人的脚掌是宽于脚心和脚后跟部位的，五个脚趾虽然不一般齐，可前后排列的位置差距也不太大。而过去妇女的小脚是一种半圆锥体的形状，她们的脚底板是平的，脚掌部位也成了比脚心部位还要窄的三角形，脚背子成了半圆锥体。大脚趾在三角形脚掌的最前端，处于脚尖的顶尖部位，其余四个脚趾已基本退化了。

据说古代的汉族女孩子从六七岁或者七八岁开始裹脚，开始由家长给缠裹，习惯以后就自己缠裹。裹脚时不穿袜子，先用布带子把几个脚趾紧紧地缠裹在一起，再把袜子穿在裹脚布外面。裹脚的目的是不让脚正常发育，使脚的长度永远保持在七八岁小孩的尺寸。因为小孩子骨骼软，很容易变形，可以把扁平的形状改变成半圆锥形状，但是在开始硬性缠裹时，走起路来特别疼痛，还有的缠裹太紧影响血液循环，造成脚趾溃烂。只有到了成年阶段，过了发育期，身体和脚的骨骼都定型了，不再发育了，已经变成畸形的小脚也不需再继续缠裹了，可以直接穿鞋袜了，走路也不疼痛了，但是这需要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所以，过去女孩子们都把“裹脚”当成一种“痛苦”和“灾难”，都是在家长的强迫下进行的。那时期农民家庭劳动分工是男耕女织，男人到田间劳动，女人在家里做家务，这种小脚对家务劳动的影响还不大，对于下地干农活是绝对不适应的。

中国汉族妇女从什么朝代开始缠足裹脚，人们的说法不一，小时候我听老辈人说，因为周文王有一个女儿出生时是一双鸡爪子，所以就用布带子缠起来，外面再穿一双小鞋。周文王为了掩盖他女儿的双脚残疾，就宣布女孩子的脚越小越美，还命令全国的女孩子都要从小裹脚缠足，于是从周朝开始，汉族妇女就以小脚为美了。后来有的报刊介绍，女孩裹脚是从三国归晋以后的南北朝时期开始的，不管怎么说也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后，虽然掌权的满族和汉族旗人家的女子并不裹小脚，可是也没有禁止不在旗的汉族妇女缠足裹脚，因此汉族女子还是以小脚为美的，还必须从小就缠足裹脚。辛亥革命后，汉族妇女还是以小脚为美，还是继续强迫小女孩缠足裹脚。到1919年五四运动后，兴起了新文化运动，政府号召改变妇女裹脚的陋习，要求全部放开女孩的裹脚布，让她们的脚自由发育。当时的老百姓称这种运动为“撒旗装”，意思是和旗人的女孩子一样装束了。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蓟县农村才逐渐改变了小女孩缠足裹脚的陋习。我母亲（1924年生）小时候还曾经缠足二三年，到十多岁后“撒旗装”了，不裹脚了，但是也影响了脚的正常发育，形成了一双“半大脚”。

孟贾氏没有学名，婆家人也不知她的乳名，18虚岁（1899年）嫁给我曾祖父孟昭信（1877——1942年）后，户口登记的名字就是孟贾氏了。她嫁到孟家后，与公婆及小叔孟昭义（1886年——1944年）、两个小姑等人一起生活。全家六七口人，一个小院，就是林家胡同的孟家东院，有三间正房和三间东厢房，都是砖头土坯墙体的茅草房。那时孟家还没有多少土地，孟昭信和父亲孟广福都是油漆彩绘的工匠，以为庙宇殿堂的雕梁画柱搞油漆彩绘的工作为主要职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打工族，以挣工资为生活来源，只在马圈头村边买了一亩多旱地做坟地。家里没有自己生产的粮食，日常消费的粮食、蔬菜、柴草以及棉布等生活物资全靠到市场上购买。男人们到外面去挣钱，女人们在家里做些家务，主要是做针线活和烧火做饭。那时的女孩子从小都要和母亲学习做针线活，包括用剪刀裁剪衣服、用针线缝衣服，缝衣服讲究针脚越小为技术越高，有的小针脚可以和缝纫机相媲美。另外，针线活里还包括绣花，也称刺绣。因为中国传统的纺织工艺简单，纺织出来的棉布或丝绸锦缎都是单一颜色的，被褥、衣服、鞋帽等面料上的花纹图案都是用彩线绣上去的，所以绣花也是女孩子的必修课。孟贾氏从小就学会了一手好针线活，尤其是绣花的技术，更是她的儿媳和孙媳们所不及的。大概是由于辛亥革命后来有了花洋布，用机器彩印花布的技术也从西洋引进到了中国，印花布料就把绣花的衣服代替了，所以绣花就不是女孩子的必修课了。孟贾氏直到70多岁，还要戴着老花镜，用花撑子（注1）把布面撑起来，在上面绣花，这也是她老人家一直引以自豪的事。我见过她在年轻时为自己做的黑绸布裙子，上下两边绣满了彩色花纹的花边，中间还有由浅红色到深红色的牡丹、荷花等绽开的花朵和陪衬的绿叶。这裙子她一直不舍得穿，亲戚来串门，聊天时她就拿出来显示一下，以博得晚辈们的赞誉。

孟贾氏出身贫困农民家庭，从小养成了勤俭持家、省吃俭用、过苦日子的习惯，我们老孟家也并不富裕，她到婆家还是继续过穷日子。她刚嫁到我们孟家时，还赶上了南王家舍粥。南王家和我们孟家老宅（东院）只隔一道墙，他家在林家胡同搭棚舍粥，那些逃荒的的灾民就在我家门外排队打粥。为了节省自家的粮食，她也到“粥棚”打过粥。她老人家经历过“南王家”搭棚“舍粥”的过程，目睹了灾民们在北风呼啸，或雪花纷飞的严冬中，裹着棉被萎缩在胡同里等待“打粥”的惨状。据她老人家讲，南王家在冬季舍粥时，林家胡同里，每天早晨都要抬出去七八具冻饿而死的灾民的尸体，多的时候一夜冻死十几口。（请看本文第二章《老城轶事》中关于南王家舍粥的故事）。相比那些逃荒要饭的灾民，我家还算幸运的，虽然经常吃糠咽菜，却没到外出讨饭的地步。

孟贾氏嫁到我们孟家时，还是满清王朝慈禧太后掌政的时代。据她讲，每年清明节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都要去东陵上坟，必须路过蓟县城里，老百姓俗称为“过皇差”。城里的独乐寺、广福寺、龙泉庵、上庵和西关的仙女宫都是接待皇差的地方。每当城里过皇差的前几天，蓟州的州府衙门就组织动员城里的老百姓把街道整修一遍，要清水泼街、黄土铺地。就是把街道垫平，清水泼街要恰到好处，既不能起尘土，也不能踩到泥。到了过皇差时，官府还要组织老百姓到大街上欢迎和欢送。不过那时的迎送不像现在这样手持鲜花、载歌载舞的面对面欢呼，欢迎者可以看到被欢迎的贵宾。那时的普通老百姓是不能正面面对皇帝车驾的，都要脸朝外跪在大街两旁，也就是面对道边的排水沟跪着，口里还要喊“吾皇万岁万万岁”、“祝老佛爷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等口号。据她说，她虽然多次到西大街去跪迎“皇差”的车驾，可惜只见到金車御辇，没看到西太后和皇帝的面容，因为皇帝和太后老佛爷都坐在轿车里，即便可以在跪着时扭过头来偷看，也是只能看到那些步行的男女随从。

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之后，蓟县寺庙的香火逐渐断绝，雕梁画柱的豪华型建筑因缺少维修费用而破旧不堪了，有的则是改建成了常人居住的普通型的房屋了。如县政府大院里的办公用房，都改成现代样式的普通的砖瓦房了，过去蓟州官衙里那些雕梁画柱的殿堂式建筑都没有了。原因是现代样式的玻璃门窗砖瓦房，比那种外表漂亮可室内面积小、小瞪纸窗户采光差的雕梁画柱房屋更实用，而且建筑成本和维修费用都比较低。所以，那些雕梁画柱的豪华型古建筑就逐渐被淘汰了，而那些油漆彩绘工匠也逐渐失业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老孟家祖传的油漆彩绘和绘画技术也没有市场了，孟昭信这代人只好转行了。

清代蓟县境内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田都是“旗地”，也就是居住在北京的满汉旗人贵族家的田庄，租佃给佃户们耕种，佃户们向地主交纳地租。辛亥革命后，“旗地”被政府没收，分配给原来的佃农耕种，变成了民田，但是要向政府交纳一部分租税。每年秋后，县政府都要临时雇佣一部分“财会人员”到乡下去收缴租税，俗称“起租”。 由于孟昭信除了油漆彩绘之外，还能写字算账，会打算盘会写帐，类似现在的会计师，这在当时也是不多见的。于是，他就每年秋后都被聘雇去给县政府“起租”，起租的工资要比工伕市上的体力劳动者工资高，再加上孟贾氏勤俭节省过日子，除了一家人糊口之外，还积攒了点钱，可以用来置买房子和土地。

这时孟昭信的父母已经过世，两个妹妹已经出嫁到城东仓上屯村尹家和崔家，孟昭信也与弟弟孟昭义分家单过。后来孟昭义和两个儿子去天津市内谋生，留下妻子和女儿在孟家老院里的东厢房居住，孟昭信一家住在正房。

孟贾氏给孟昭信后，1909年生长子孟宪成（1909——1929年），1914年生次子孟宪增（1914——1973年），1917年生大女儿孟宪晨，1920年生三子孟宪奎，1925年生小女儿孟宪春。

孟宪成1923年结婚，娶本县东赵各庄乡新河口村绳家女儿（1905——1952年）为妻，1925年生长子孟庆云（1925——1997年），1928年生次子孟庆华，1929年生女儿孟淑珍。

1929年冬季，21岁的孟宪成因欠赌债自杀身亡，使家里失去一个主要劳动力。

孟宪增1930年结婚，娶城南山下屯村赵家女儿为妻，1933年生长子孟庆余，1938年生次子孟庆宇。

1932年孟宪晨出嫁。

1937年在北京读书的孟宪奎投笔从戎，参加抗战队伍29军，1939年家里花三块大洋为孟宪奎收养一个童养媳。

1939年孟庆云结婚，娶城西南王庄子（后改名富王庄）刘家女儿（解放后取名刘凤霞，1924——1977年）为妻。

1940年孟宪春出嫁。

1942年冬孟昭信病故。

孟昭信在世期间，全家祖孙三代、老少十多口人都在一起生活，作为家庭主妇的孟贾氏来说，家务负担是比较沉重的。

在此期间，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原有的三间茅草房已经不够住了，扩大家业，增添房屋和土地已成为家庭的客观需求，这一重担就落在了孟昭信夫妻的肩上。

他们首先花三百七十块大洋在林家胡同中段路西，也就是孟家老宅子的对面购买了一个宅院和院子后面及北面的三亩园田。这个院有三层厢房，虽然都是茅草房，却也可以给三个儿子每人一层房屋。后来又逐渐在城外购买了十多亩旱地和四亩水田。

在此期间，孟昭义的女儿出嫁到蓟县城东的下埝头村刘家，他妻子在蓟县病故，埋葬在我们老孟家在城南马圈头村外那块坟地里，孟昭义又在天津市内续弦生了个小女儿。他家那三间东厢房因无人居住，无人维修苫草，就被雨水浇灌坍塌了，这个院子也就全部归孟昭信家了。这样孟昭信家就有了林家胡同路东和路西的两个宅院，共有三间正房和九间厢房，都是茅草房。

孟昭信从他爷爷挑着八根绳（一根扁担两只箩筐），带着老婆儿子从山东省曲阜县大柳村来到蓟县城里打工，凭自己的手艺挣钱谋生，从租房居住，到置买了西南隅林家胡同路东的小院，就和现在到大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购买了一套楼房一样，也算有了自己的家业。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到孟昭信时，我们孟家的“家业”可谓达到了“鼎盛”时代，使我家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流浪户，成为有了两个宅院、四层茅草房、各种农田约二十亩的城市平民家庭了。那时城里大部分都是茅草房，不仅贫下中农家庭住茅草房，中农家庭也住茅草房。这点家产，当然无法与那些富裕中农和地主豪绅相比了，不过在我们从山东来到蓟县城里西南隅村的孟氏三大家来说，孟昭信夫妻二人开创的家业是最大的了。

横向看，当年从山东老家一起到蓟州谋生落户西南隅的孟姓三大家中，二门的孟兆瑞和三门的孟昭凤，还是合住在原来的一个小院内，各有三间茅草房，都是父辈留下来的家产，这老哥俩是只守住了家业，没有开创新的家业。直到1946年土地改革“分房子、分土地”时才住进了财主家的大瓦房。纵向看，不论是在解放前的小农经济时代，还是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三大家宪字辈的哥几个，也都是只守业没有创业，到了庆字辈以后才开创了新的家业。

应该说，孟昭信开创了新的家业，与孟贾氏的省吃俭用是紧密相关的。孟贾氏从小就吃苦耐劳，结婚后继续勤俭持家，自从添置园田和土地之后，城外地里的农活由家中的男人去做，秋收时把庄稼收割回来，在自家院内打场，就是孟贾氏为首的家庭妇女们的任务了。

玉米、高粱、谷子、豆子都要在院内去皮脱粒，那年代没有机器，可以用牲畜拉碌碡压场，也可以用人拉“小鸡蛋头”压场。孟昭信家没有牲畜，从地里往院里运庄稼和打场，全靠人工。运回来的玉米棒要先剥去外皮，把玉米光码成一垛一垛的通风晒干，之后再用手把玉米粒从玉米骨上一点点的搓下来。这两道工序俗称“剥棒子”和“搓棒子”。玉米秸秆和玉米皮当柴烧，玉米骨冬天放在火盆内供屋里取暖用。高粱脱粒要在锄板上捋，以便保持高粱穗的完整，用来做笤帚苗使用。笤帚苗可以请刨笤帚的为自家加工做笤帚，也可以卖给刨笤帚的人。谷子、和豆子脱粒需要打轧，孟家没有牲畜，就是用三股杈拍打，或者是使用“小鸡蛋头”（手拉的小石头滚子）轧。脱粒后的谷穗俗称“谷挠儿”，可以用来烧火做饭，谷粒外面的一层皮，俗称“谷蒙子”，可以用来喂鸡。豆秧子和豆角连在一起晾晒打轧，把脱粒后的碎豆秧子可以分成豆秸子和豆叶子，豆叶子俗称“皮子”，可以喂猪，豆秸子可以喂牛驴等大牲畜，也可以烧火做饭。总的看地里的庄稼从秸秆到籽粒都充分利用起来了。

家庭妇女的另一项家务劳动是推碾子，把原粮加工成米和面。孟昭信家没有麦田，过年过节吃的白面都是从面铺买的，自家生产的粮食中，需要把稻粒和一部分谷粒、高粱粒分别碾成大米、小米和高粱米，用来捞干饭吃。还要把大部分谷子和高粱轧成面，用来贴饼子吃。把玉米粒碾轧成玉米面和玉米渣，玉米面用来贴饼子吃，玉米渣用来熬粥吃。把粘（糯）谷子和粘（糯）高粱一部分碾成米，吃粘干饭，一部分轧成面吃粘豆包。碾米和轧面都是用石头碾子来碾压，碾米时粮食粒在碾盘子上面铺的厚一些，碾压的时间短，使稻粒、谷粒和高粱粒的外壳被碾轧破碎后即可，再用簸箕筛簸，把稻糠、谷糠和高粱糠与大米、小米和高粱米分离出来。轧面是在碾盘子上放的粮食粒要薄一些，反复碾压，把颗粒彻底轧碎，再用罗筛，把细面和粗渣分开，再把渣子放在碾盘子上继续碾压，直到大部成为细面为止。这些碾米和轧面的活都是由家里的妇女来干的，因为家里的男劳力需要到地里干活或者给别人家做工伕（打工），冬天地里没活了，男人们还要上山打柴。需要说明的是高粱面和谷子面，不是高粱、谷子碾成米后再磨成的高粱米面和小米面，而是带糠皮的混合面。这种面子，嚼在嘴里沙沙的垫牙，很难咽下去。

春夏季节，孟贾氏还要带领家里的女人们剥榆树皮，因为玉米面和高粱面谷子面本身粘性小，吃无馅的饼子窝头还可以，如果想吃薄皮大馅的菜馅饼子，就需要加入一部分粘合剂。富裕农家可以在玉米面里掺加白面，穷苦人家就用榆树皮当做粘合剂，掺在玉米面或高粱面中包菜馅饼子。人们吃的榆树皮是从榆树上剥下嫩皮，不是外面黑色表皮，而是里面粘性大的白色纤维部分。把这些嫩皮一条条的剥下来，晒干后，用碾子轧成面，就可以与玉米面或高粱面掺在一起包菜馅饼子了。

孟贾氏勤俭持家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养鸡养猪不养猫狗。孟昭信家土地不多，没有大牲畜，但是也养鸡养猪。这是因为刷锅刷碗的泔水和打场产生的谷蒙子、豆叶子，碾压小米、高粱米产生的谷糠、高粱糠，碾压玉米面和玉米渣簸出来的玉米脐子都可以当做饲料，把泔水与这些糠皮掺在一起，可以喂鸡、喂猪。不过这些都属于粗饲料，只能维持鸡和猪的最低营养。因为饲料有限，每年只能养七八只下蛋的母鸡，养一口壳郎猪。壳郎猪也称架子猪，就是由小猪养成的骨瘦如柴的大猪。因为为肥猪是需要精饲料的，穷人家喂不起精饲料，所以，小猪长大了也很消瘦。育肥猪的人家买来架子猪后，用精饲料喂养，很快就成了肥猪。那时期，我家喂养壳郎猪，是为了“废物利用”，成本很低，养大后就卖给喂养肥猪的人家。那时农家养鸡也是为了“废物利用”，那时的蛋鸡都是散养的柴鸡，除了吃泔水和谷蒙子和的鸡食之外，就是自己去草丛里寻觅昆虫和草籽草叶吃了。所以产蛋率不高，隔一天下一个蛋就算不错了，有时隔两三天下一个蛋。而且那些柴鸡又歇冬又歇伏，一只鸡一年也产不了多少鸡蛋。好在养鸡的成本也很低，总的看还是合算的。

孟昭信家为何不养猫狗呢？因为没有多余的食物，剩饭要由人来吃，泔水汁都喂鸡喂猪了，没有给猫和狗吃的。过去农家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防范盗贼，养猫是为了对付老鼠偷吃粮食。那时期孟家比较穷，不怕盗贼来偷。家里的土地不多，没有粮仓，那点粮食放在大缸坛子瓮子罐子里，也不怕老鼠来嗑。因此，客观上看也没有养狗养猫的必要。

过去蓟县境内经常发生水灾，受灾的年份，不仅自家土地产的粮食少，市场上的粮价也高，家里也养不起猪了，用来喂猪的米糠要由人来吃。不仅自家碾小米和高粱米产生的谷糠和高粱糠要当粮食吃，有时还要从市场买些米糠来当粮食吃。米糠的营养很小，而且粗糙没有粘性，很难下咽，没办法单独食用。只能在玉米面里掺和一些糠贴饼子吃，这种掺了糠的玉米饼子，和谷子面、高粱面饼子的口感一样，也是很难下咽的。为了节约粮食，也可以把米糠和蔬菜或野菜搀和在一起，放在大锅里炒着吃，俗称“炒扒拉儿”。当然也不能天天吃糠，顿顿吃糠，那样人的肠胃也接受不了。因为米糠吃多了容易肠梗阻，拉不出屎来。所以，如果吃米糠“炒扒拉儿”，也要伴以玉米粥或者豆面汤一起吃，或者每隔几天吃一顿。旧社会穷苦人家所谓的“吃糠咽菜”，也不可能一年三百六十天总吃糠，那样人就活不了啦。只能是往粮食面里掺入一些糠或者每隔几天吃一顿米糠。

在日伪时期，新张家大院被征用为日本队部，与新张家一墙之隔的孟昭信家东院，也被征用作为日本队部的马厩。日本队部的伙房就在后院，在林家胡同有个小后门，伙房的泔水、炉灰和厕所的粪便等生活垃圾，都要从小后门运出去。那时泔水和粪便都是农家的宝贝，城里机关单位伙房的泔水和厕所的粪便，就让附近的农民来用桶挑走，既不要钱也不给工钱。当然不是大家来随便进入机关单位来挑，而是要由公家认为老实可靠的固定人来的干。

孟昭信家西院是与日本队部后小门斜对门的，日本队部伙房的泔水就包给孟宪增来挑了。日本队部的伙食很好，吃的都是从朝鲜运来的高丽大米，每天中午、晚上的菜里都有肉。日本军官们每天吃份饭，饭量小的吃不了，剩下的大米饭和肉与菜都倒进泔水缸。孟宪增把泔水挑回家来后，孟贾氏可舍不得直接倒进家里的泔水缸，而是带领家中的女人们先用笊篱过滤一遍，把泔水里面的饭粒、菜叶和肉块肉丝等捞出来，放在水盆里清洗干净，之后再把大米饭粒和肉丝肉块挑选出来，把剩下的烂菜倒进泔水缸里。把选出来的大米饭粒和肉丝肉块晒干，留着家里改善生活吃。

孟贾氏虽然勤俭持家会过日子，但是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很缓慢，处于社会底层的小农家庭，仅依靠自家人的勤劳和节省，也是很难有较大变化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北京读书的孟宪奎投笔从戎，参加29军宋哲元部队南下抗日，后来断绝音信（现在估计已经阵亡殉国）。但在1939年河北、山东一带发大水时，家里还是为孟宪奎收养了一个山东逃荒灾民的十多岁的女儿当童养媳。幸亏孟昭信能够挣钱养家，可以维持孟宪成、孟宪增两房儿孙十多口人一起生活。

后来，孟宪奎随队伍转到重庆时，给家中寄来一封信，告诉家里自己随部队转战到湖南时已经结婚，妻子是南方人。还寄来身穿军官服，头戴大檐帽的单人全身照片（我小时候在曾祖母屋里见过），可能还有夫妻合影（合影我没见到）。这样孟昭信夫妇就把孟宪奎的未婚妻当做女儿来养着。

1942年15虚岁的孟庆华被送到西大街杨家铁匠铺当学徒，管吃管住不给工资，也为家里减轻了一点负担。

1942年冬天，孟昭信病故，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孟贾氏无力再支撑尚有十口人一起吃饭的大家庭，于是就分家了。

家产是按三股均分的，每股一层茅草房，孟宪成的遗孀孟绳氏及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一个女儿共五口人为一股，住在西院的西厢房。孟宪增夫妻及两个儿子共四口人为一股，住在西南小院的西厢房。孟贾氏和养女（原来孟宪奎的未婚妻）要了三儿子孟宪奎那份家产，住在西院的东厢房。分家后，孟贾氏和养女一起生活，时间不长，养女成年后就出嫁了，剩下孟贾氏一个人过日子。

1945年冬天，孟宪增夫妻去唐山打工，把两个孩子托付给孟贾氏照料。孟宪增在唐山开滦煤矿下井挖煤，没干多长时间，见到一次巷道塌方砸死旷工的事故，他怕出危险，又回家来务农。因他妻子在唐山当了女工，不愿回家务农，就和他离婚了。他们光棍爷儿仨自己过日子，的有些针线活，还要孟贾氏来帮忙。

孟贾氏本来抱着希望，以为孟宪奎能在抗战胜利后回家继承家产。日本投降后，孟宪奎还无音讯，她就自己守着孟宪奎那份家产一个人单过。城外的土地和人家种分收，虽然只分得一半的粮食，但是她一个人吃饭，所以粮食还是自给有余的。后院菜园子里打水浇菜类的力气活，及需要从外面甜水井挑来饮用水（自家菜园的井水是苦水，只能浇菜和洗涤用）的任务，要二儿子孟宪增和长孙孟庆云来干。后来孟庆云脱产工作了，就由二个孙媳妇负责帮奶奶婆干活，总的看还是长孙媳干得多。因为二孙媳一个人带三个孩子没有多少空闲。

1952年大儿媳孟绳氏过世后，两个孙媳分家单过，长孙媳母子俩搬到孟家西院那层西厢房里，与孟贾氏住对面厢房，有事时孟贾氏就在屋里一喊，长孙媳就过去帮忙，非常方便。所以后来这几年，一些小活主要是长孙媳做的。而每隔二三年就需要“苫房”（往房顶上铺盖一层新草）这类的大工程，则是由孟贾氏的大女婿——西河套的张秀峰来操持的。

1952年，我五虚岁时祖母就病故了，1955年，曾祖母病故时，我和堂弟都上学了，所以对曾祖母孟贾氏的印象要比对我祖母孟绳氏的印象深了许多。

我记事时曾祖母就七十来岁了，但那时七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的面容比现在八十多岁的人还要苍老。我印象中的曾祖母就如同现在八十多岁的老人，她自己单独住在我们孟家西院邻当街的那层东厢房里。

我们孟家西院一共有三层厢房，曾祖母这层东厢房是三间的倒插茅的茅草房，最北面一间是门道，屋子里没有顶棚，可以直接看到房檩上的秫秸把子。临街的一面是后檐墙，中间是两扇木板门，院内的一面前檐檩下是敞开的。在门道里靠北面房山墙的地方，停放着事先为曾祖母预备的一口黑漆的棺材，木料很厚。棺材盖与棺材斗首尾颠倒放着，以表示尚未使用的意思。不过在我们小孩子看来，这空棺材也挺瘆人的。与门口相对的里面是一道影壁墙，影壁墙的北面是东西走向的北院墙，院墙外是孟家大菜园子。

东厢房的南面两间是曾祖母的厨房和卧室，中间那个屋是堂屋，进门的南面是锅台，与里屋（卧室）的火炕相通。堂屋里还有水缸、碗架子（用砖和木板搭建的碗橱，外面抹上青灰）和盛粮食的缸罐等物。锅台里面（东侧）是通里屋的门口，有个单扇门。里屋摆放着一对大衣柜（老式的），一个柜橱子。曾祖母一个人住在东厢房，炕上除了被褥之外，还有一个小痰罐子。过去的痰罐子是陶瓷的小罐，体积和茶缸子差不多，上面有一个茶壶盖似的盖子，吐痰时，一只手握住痰罐子，另一只手掀开盖子，放在嘴唇下边，把痰吐进罐子后，把盖子盖好，放在一旁。到了冬天，炕上还要放个泥做的火盆。火盆不同于水盆、面盆的形状，而是碗似的上口敞开，下面收缩进去，底部有一个碗底似的“底托儿”。只是大小和洗脸盆差不多，所以才称为“火盆”。那年头蓟县城里还没有生煤火炉的，富裕人家用铜制的炭火盆取暖，里边放置木炭，既不冒烟又散热快。穷人家用的是黄胶泥做的“火盆”取暖，散热效果差些。而且烧不起木炭，都是在火盆里边放置“棒子骨头”（玉米骨），外面蒙上一层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玉米骨或玉米秸的火炭，让上面的火慢慢的引燃下面的玉米骨。由于外表蒙盖一层炭灰，里面的玉米骨不会充分燃烧而产生火苗，只是一点点燃烧放热并冒出一丝丝青烟。不过那时的屋子密封度差，也不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那时冬天是一开腔（注3），每天吃两顿饭，每天做完早饭后，曾祖母就要从灶膛里扒火，放在火盆里，她坐在火盆旁边呆着，或戴上老花镜做些针线活。

曾祖母一直是自己做饭吃，因为她也有咳嗽喘的毛病，不能干力气活，挑水等力气活是由儿孙们负责的。她还养了几只老母鸡，除了过节、来客吃几个鸡蛋外，也卖一些换点零钱花。不过她很少出门，连到街上买些油盐酱醋或者到采购股卖鸡蛋的小事，也要晚辈们替她跑腿。

曾祖母的娘家无人来看她，常来看望她的亲戚只有两家，一个是五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们称她“舅奶奶”。她是我奶奶孟绳氏的表嫂，孟绳氏的姥姥家是城东北边土楼村的，这个老太婆是孟绳氏舅舅的儿媳妇。孟绳氏病故以后，这老太太还经常来看望孟贾氏，但是很少在这里吃饭。另一个常来看望孟贾氏的就是她的大女儿——嫁到城南西河套（原翠屏山乡）村的孟宪晨（1906——2006），每次都是带着孩子来，他们来时多半要吃饭，有时孟宪臣和孩子还在这里住几天。孟宪臣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小表叔，经常和我们一起玩。

小时候我和堂弟经常到曾祖母孟贾氏的屋里去玩，见她经常吃的水果就是枣和梨，我家园子里有一棵大枣树，老太太吃的枣是自家的，院里还有一棵柿子树，吃的柿子也是自家的。梨是亲戚们给买的，酸梨多甜梨少。我们到曾祖母屋里玩时，给我们甜梨还爱吃，给酸梨吃时，开始咬两口，酸的要命，就扔那不吃了。后来再给也不敢吃，怕“倒牙”（牙神经麻木）。那年代老百姓家很少吃香蕉橘子的，平时吃糕点的也很少。只是过年过中秋节时，曾祖母才有糕点和月饼，有时也给我们吃，所以我们俩经常去曾祖母的屋里玩。那时曾祖母常在屋炕上坐着，听到外面母鸡下蛋后的叫声，就让我们去看看是谁家的鸡下蛋了，如果是她养的鸡在叫唤，就让我们去给她捡刚下出来的鸡蛋，因为在窝里放时间长了鸡蛋容易被蛇吞吃或者被老鼠嗑坏吃掉。除去捡鸡蛋还让我们给她从外面往屋里抱柴禾，我俩抱不利落，啦落一道，让我们再去捡回来。

小孩子愿意模仿大人的动作，我们小哥俩有时去给曾祖母帮倒忙，她烧火做饭时，我们说替她烧火，她说不用我们（因为小孩子烧不好），我们就和她抢夺烧火棍（捅拨灶内生柴的木棍）。她就用一边骂一边假装要打我们的方法，往外轰（驱赶）我们，我们俩一边往外跑一边哈哈笑还说“打不着、打不着。”有时曾祖母嫌我俩淘气，插上堂屋门，不让我们进屋，我们就用脚踢门，用小砖头砸门，她就出来开门，装作要打我们的样子吓唬我们，还“小兔崽子”“小王八羔子”的骂我们，我们哥俩也不生气，反倒哈哈笑，因为她并没有真的打过我们。曾祖母虽然嘴里骂我俩，可脸上还是蛮高兴的，因为我俩和她老人家逗闹，也解除了她的寂寞。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祖母病逝早，我们小哥俩从曾祖母身上找到了祖孙间嬉笑玩逗的情趣和欢乐。

到1955年下半年，我和堂弟在白塔寺小学读一年级。这年夏末秋初，农村小学暑假结束，但是还未放大秋假的时候，74虚岁的曾祖母病故了。在她老人家病危前，因身体虚弱，在炕上躺了二十多天。在这段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主要有土楼的舅奶奶和我母亲照看，舅奶奶陪她一起住的。因为二婶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自己也很累，没多少时间照看病危的“奶奶婆”，所以还是我母亲伺候的时间长。

由于曾祖母生前只能勉强度日，只预备下一口棺材，没有现金积蓄，需要儿孙凑钱办丧事。当时我母亲和二叔这两家也都没有存款，拿不出钱来，我二爷孟宪增在村里务农，手中也没钱。幸亏我三叔孟庆余在通县陆河中学建筑工地当小工，手中有点钱。就由他拿出30块钱来办丧事，并商定用孟贾氏屋里的家具（一对立柜）给他作为补偿。为曾祖母送葬时是我二爷孟宪增打的招魂幡。

曾祖母的葬礼也很简单，棺材是早已备好的，当时只买些白布做孝衣、孝帽子和孝带子，买招魂幡、哭丧棒、纸糊的车、牛等丧葬用品，买了几斤肉，中午吃了一顿大锅饭饭，也没办酒席。除了我母亲、我二叔二婶、我姑姑姑父，二爷和三叔、老叔之外，孟昭瑞和孟昭凤家都派代表来随份子，来奔丧的亲戚不多，没有曾祖母的娘家人，除了土楼的舅奶奶，只有西河套的大女儿孟宪臣一家，小女儿孟宪春家在东北，来不及通知，事后才写信告诉她家的。

出殡那天早晨，我和堂弟与大人们一起跪在棺材前面，给老人磕头行礼。送葬队伍走后，我和堂弟脱下孝衣摘下孝帽，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到半路发现缝在鞋上的白孝布（按习俗孝鞋要穿较长的时间），我俩怕同学讥笑，就撕下来仍半路上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有点对不住她老人家。

曾祖母过世后，她那三间东厢房给了我二爷孟宪增，因为他两个儿子均已到结婚年龄，他家的三间一明两暗的草房，正好给两个儿子每人一间半娶媳妇用，他自己没屋子住。虽然1942年分家时，曾祖母住的三间房分给了三儿子孟宪奎，但这时也可确认孟宪奎不在世了，而且日本投降后，长孙孟庆云把东院的孟家老宅子（被日本队部征用）要回来，归自家住了，等于孟宪成这门有了六间房，孟宪增这门才三间房。为了找平，所以就把曾祖母的三间草房都给了孟宪增。

曾祖母的屋里家具，一对大立柜因抵顶“发送费”（丧事俗称发送）给了我三叔孟庆余，一个柜橱给了我母亲，作为曾祖母卧床不起那些天服侍她老人家的报酬。有些没大穿的衣物给了土楼的舅奶奶，也算是给她在曾祖母病危时服侍病人的报酬。其他小物品也被大家“留念想”（分遗物）了。

曾祖母病故时西南隅还没入组建农业社，她那几亩土地先按两股分的，我们娘俩和我二叔家共得一股，之后又一分为二，我二爷孟宪增家爷仨得一股。可是还没等到第二年春天种地，西南隅就搞农业合作化运动了，大家的土地就全都入社了。

纵观孟贾氏的一生，和旧中国北方众多的农村妇女相比较，她是比较命苦，不太幸运的。过去，蓟县有句老话，说的是“多年大道走成河、多年媳妇熬成婆”，意思是家庭妇女青壮年时期做媳妇，要承担做饭洗衣、喂猪喂鸡等主要家务劳动，要做在前吃在后，是辛苦劳累的。到了当婆婆的阶段，就有儿媳妇接替家务劳动了，自己只要做些辅助性的家务活就可以了，可以吃现成饭、穿洗干净的衣服享清福了。可是孟贾氏却是辛辛苦苦一辈子，一生过着住草房、吃粗粮的“庄稼日子”。因为没有儿媳服侍，直到老了也是自己做饭洗衣服，没有专门用晚辈人伺候过，没有享受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清福”。

孟贾氏与孟昭信合葬的坟地，在城西北面的大坨子，农业合作化以后，这块地划归西北隅村了。

1958年春季，县里在城西北侧修建三八水库，大坨子这块地被划在水库里边，当时政府通知迁坟，听村干部说一个坟头给几块钱（不是三元就是八元，我记不准了）补偿费。那时迁坟要做一个新的小“骨殖匣子”，还要在坟头上搭席棚遮住天日，在阴地里把棺材里的尸骨捡到匣子里。这个过程俗称“起篡”，起篡时死者的儿孙们也要举行跪拜烧纸等仪式，既麻烦又费钱。国家给的几块钱补偿费只够买骨殖匣子的，不够举行迁坟移葬活动的开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是批判封建迷信活动，不支持老百姓搞旧的迁坟仪式的。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大家对迁坟活动也不重视，加上自家土地已经入社，新坟迁到哪里需经村干部批准，也比较麻烦。孟宪增是不信鬼神的，他一直说“人死如灯灭”，他也无力操办为孟昭信老两口迁坟的事，孙子孙媳都是隔軰人了，自然更不愿操办，于是迁坟补偿费也无人去领，迁坟活动也无人操办，孟昭信夫妻的棺木和骨殖也不知被修水库的民工扔到哪里去了，据说无主棺木和尸骨都被不留坟头就地掩埋了。这样，我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坟就没有了，留下的只是儿孙们的回忆。

注1：花撑子，大花撑子使用木板条做的长方形框子，放在半人高的木架上，把面料放在木框上，外面用外框卡住，使框内的面料形成一个紧绷的平面，绣娘坐在木架旁边进行手工刺绣。小花撑子是用两个手指宽的长条竹片，揻成内外两个圆环，把面料平铺在内环上面，把外环套在面料上面，按下去与内环紧紧相扣，就把圆环内的面料绷紧了，可以拿在左手，用右手持绣花针刺绣。

注2：看眼，蓟县人对那些专门观看别人打牌、下棋、玩麻将等游戏的人，称为看眼的。

注3：一开腔，是指冬季的作息时间。蓟县人俗称一日三餐，上午、下午两次下地劳动或上学的作息时间为两开腔，称一日两餐，早饭后至晚饭前一直下地劳动或在学校上课的作息时间为一开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