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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版)

作者:张宏杰 | 分类:其他 | 字数:13.7万

第6章 既生左,何生曾(2)

书名: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版) 作者:张宏杰 字数:5692 更新时间:2024-10-10 15:12:49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嗔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今昔对比,已经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恨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越强,在和左宗棠相处的过程中,他已经忍足了一肚子恶气,现在左宗棠如此不礼貌,他再也不想忍气吞声、虚与委蛇了。

所以对左宗棠的几次居高临下式的指点,他一字未回。

刚开始,左宗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继续去信指点曾国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没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国藩生气了。

左宗棠已经习惯了曾国藩的宽厚和包容,他似乎从没有想到过,曾国藩也会生气。因此,发现曾国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觉有些后悔。不过在给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

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问题是,左宗棠的脾气极差,眼光却是极其高明的,不久,曾国藩的湘军于咸丰四年年底果然大败于江西湖口。太平军烧毁湘军水师战船百余艘,冲上曾国藩座船,杀死他的管驾、监印等官,尽获其文牍。曾国藩仓皇逃跑,“呼救无从”,又一次试图投水自尽。太平军湖口之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西征的整个战局。至此,曾国藩沿江东下的攻势被瓦解,迅速占领江西的计划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败,曾国藩内心更推崇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国藩。不久,曾国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与江西官员相处不睦,处境极为困难。左宗棠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讥评曾国藩的表现。咸丰六年十-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说:“涤公方略本不甚长,而事机亦实不顺利。闻有西安将军衔命来江之说,恐此后日益为难。见与江西大僚构衅已深,倾之者多,将来恐同归于糟而已。”又说:“涤公年来意兴索然,于人材罕所罗致,所部杰出者颇少。”此外还有“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终鲜悟处”(皆致胡林信中语)等恶评。说到极处,左宗棠更认为曾氏用兵呆滞,“非办贼之人”,以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国,要拯救大清王朝,还需要别人出手。

骂归骂,左宗棠的大局观却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国藩彻底失败,天下大势将更不可为,所以一边讥评曾国藩,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对湘军加以救助。当石达开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担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溃,祸及湖南,他说:“吾为涤公危,亦为吾乡危”,因此向湖南巡抚骆秉章建议迅速支援江西:“以时局论,固无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续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等军东援江西,并在接济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崇。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曾国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话全部默默咽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军事指挥才能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形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半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举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折》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余年以来,中国人对曾国藩不断进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无缺的圣人。事实上,曾国藩凡事都追求最扎实、最彻底,固然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却也大大影响了效率。左宗棠却总是在寻找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的军事思想经常发生冲突。左宗棠批评“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有七分道理。

第一次断交

截至咸丰七年以前,虽然曾左二人的关系时晴时阴,疙瘩不断,风波迭起,但是与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那次大冲突相比,一切都无足轻重了。

咸丰七年前后是曾国藩生命中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之一。此时他创立的湘军已经转战三载,屡立战功,但是处境却越来越尴尬:由于皇帝对他抱有防范心理,不肯给他以督抚地位,使他领兵三载,一直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特别是在江西期间,由于手中没有行政权力,虽然湘军为保卫江西终日苦战,仍然被江西通省视为额外负担,始终受到官僚大吏们的排挤和刁难,可谓步步荆棘,处处碰壁。曾国藩饱受欺凌,郁愤满怀,心力交瘁,走投无路,精神几近崩溃,以至在与刘蓉的信中说出了这样的话:

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

恰在此时,一纸家书传来,曾国藩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四日去世。得到这个消息,曾国藩如遇大赦。他迅速把军务交给他人,给朝廷发去一封陈请开缺的奏折后,不待皇帝批复,即于二月二十一日起程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去了。

作为领兵大臣,擅自离开军营,是一件严重违反军纪的事。一贯以忠贞自誓的曾国藩在军事危急之际做出这个决定,确实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但曾国藩此举,实属迫不得已。他是想通过此举,表达对清政府的不满,也想借这个机会,向皇帝申明自己所处“极不得位”的真实处境。咸丰皇帝虽然颇为震怒,但是他对曾国藩的艰难处境心知肚明,加上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北巡抚胡林翼不断为曾国藩说情,遂传旨给假三个月,委军一事免于追究。朋友当中,胡林翼、吴敏树等都对曾国藩的举动表示了理解,多次去信对曾国藩加以安慰,吴敏树在信中说:

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

按理说,在曾氏如此困难之际,作为朋友,左宗棠对曾应该加以理解安慰才对。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

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劈头盖脸地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

接下来左宗棠又嬉怒笑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