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

方孝孺越想越觉得这个划分实在太精妙了。

“妙，实在太妙了。仅仅是这套需求理论，就足以让景恪在思想界占据一席之地。”

“如此精妙的理论，竟然只是大同思想的一部分，现在我对它的全貌更加好奇了。”

从目前透露出来的内容可以看出，大同思想并不是单纯的儒家学问。

大同本身来源于儒家。

代天行道，用的是道家思想。

需求理论明显是管子的思想，而管子是法家代表。

仅仅只是局部框架，就应用了儒墨法道四大显学中的三家。

整套体系涵盖的学说定然更广。

如果这个猜测是真的，那大同思想可以说就是华夏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难怪以陈景恪的才学，都进行的如此艰难。

想到这里，以方孝孺的心性修养，也忍不住激动起来。

这堪称是百家争鸣以来，最疯狂的举动。

如果能成功，华夏思想界将从此进入另一个篇章。

而大同思想，就是分界线。

现在自己有幸能目睹它的诞生，甚至有机会参与其中，如何能不让他兴奋。

陈景恪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见他忽然如此激动，还有些莫名其妙。

需求层次理论确实很有道理，可真论起来，《管子·牧民》篇早就有相似的思想了。

这套理论不过是将其单独抽出来细化了而已，不至于让你高兴成这个样子吧？

不过他也没有深究的打算，激动就激动呗，恰恰说明我弄的还不赖。

“别光说好的，提点建议啊。”

方孝孺仔细回想了管子的思想，才开口说道：

“我想到了朝廷的人才吸引计划。”

“管子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你的需求理论，也与此言暗合。”

“大明能满足生存和安全的需求，就可以吸引四方蛮夷来投。”

“再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则四夷人才必蜂拥而至。”

果然屁股会影响脑袋，他除了唯物学，还有个任务就是执行朝鲜人才掠夺计划。

听到需求理论，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人才计划方面的应用。

陈景恪摇摇头，说道：“这都是附带效果，咱们说回本身。”

“我的想法是，按照需求层次理论设置阶段性目标，你以为是否可行？”

方孝孺思索片刻，问道：“前三重需求我能理解，最后一重也能明白。”

“唯独第四重尊重需求，我还不甚了解，需要你更具体的讲一讲才行。”

陈景恪想了想，说道：“确实是我没有说清楚，尊重包括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

“表面看是互相尊重，实则是在物资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后，精神升华的一种全民高素质体现……”

“等等。”方孝孺打断他，问道：“精神需求指的是什么？”

陈景恪解释道：“被尊重就是一种精神需求，欣赏音乐、故事、读书等等也是精神需求……”

方孝孺若有所思的道：“这是最基本的精神需求……不对，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应该是社交需求。”

说到这里，他问道：“社交需求，也算是精神需求吧？”

陈景恪想了想，说道：“单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集群生活才能活的更好。”

“所以社交具有生存属性。”

“但如果没有社交，人会感到孤独，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又具备精神需求属性。”

方孝孺说道：“也就是说，社交需求同时具备生存和精神双重需求，是两者的过度阶段。”

一二重是生存需求，四五重是精神需求。

第三重处在中间，又同时兼具两重属性，确实可以看做是分水岭。

陈景恪说道：“更准确的说，是交叉阶段。”

方孝孺继续说道：“社交是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尊重需求可以看做是中级精神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则是高级精神需求。”

“这么划分，没有问题吧？”

陈景恪点点头，这么划分也没有问题。

方孝孺说道：“如此，我就可以回答你方才的那个问题了。”

“以需求层次理论来建立阶段性社会模型，是可行的。”

“不过设置成五个阶段太多太繁琐了。”

“比如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完全可以视作一体的。”

陈景恪颔首道：“所以我准备将其分成两个阶段，一二三为初级阶段，四五为大同世界。”

这其实是借鉴了前世XK社会和GC社会的思路。

哪知方孝孺却直接否定道：“不妥不妥。”

陈景恪大为意外，问道：“哪里不妥？”

方孝孺说道：“我认为这样划分还是太简单粗暴。”

“按照你的划分方法，两个阶段分别为，解决生存问题阶段和解决精神需求阶段。”

“医疗也是生存需要，放在第一个阶段里明显不合适。”

“放在第二个阶段，它又不符合设定。”

“我以为，应该将五个阶段彻底拆分打乱，按照实际情况重新划分。”

“而且四不应该和五放在一起。”

“四虽然很难达成，但总归是有点希望。”

“而五只能作为个人的需求，没办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需求。”

陈景恪陷入了沉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确实很有道理。

自己还是有点想当然了，前世医疗其实被放在了第二阶段。

可是在这个年代，连权贵都不一定能接受良好的医疗保护，更何况是普通百姓？

将它放在第二重明显不合适……

说白了，现阶段实现医疗体系全覆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将它作为第一阶段，难度太高了。

关于第二点，四和五也确实不能放在一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资必然会越来越丰富，学问必将普及。

到时候欣赏音乐、小说、影视剧等等，都将全民化。

也就是说，一二三四重需求是可以全民化的。

但自我理想实现，也就是三不朽，注定了只能是少数人类精英才能去追求的。

而且即便是在大多数人都饿肚子的情况下，依然有少数人能追求三不朽。

将它列为全人类共同的高级追求，确实不现实。

社会模型，是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参与建设的。

自我实现就太个人化了，不可能全民参与。

所以，它可以作为人类需求层次的最高追求，却不能放在社会模型里面去。

想到这里，他豁然开朗，自己之前陷入误区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太想当然了。”

有了这个共识，两人接下来就将四重需求进行了拆分重组，很快就搭建好了阶段性社会模型。第一阶段就是满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有饭吃有衣穿，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社交活动。

陈景恪之前的种种政策，都可以归类到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最有希望达成的，而一旦第一个阶段完成，就会给执政者更大的信心。

让他们有更大的动力去追求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包括医疗、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精神文化熏陶等。

就古代来说，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陈景恪不点科技树，至少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

方孝孺就认为，这一点很难实现。

不过他总体上是乐观的，再难总归是有一条清晰的道路可以走。

执政者顺着这条路慢慢的前行就可以了。

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人，总归是会离目标越来越近的。

第三阶段是物资充裕、精神富足。

事实上，方孝孺认为这已经是大同世界了。

因为从有历史记载至今，从未有过这样的时期。

但陈景恪知道，这个阶段其实也是可以达成的。

如果非要用前世来类比，这个阶段有点类似于XK社会。

确实很难，但只要发展生产力，早晚有一天能达到。

所以，在他的坚持下，这个阶段并没有被命名为大同世界。

他将大同世界放在了第四个阶段。

而且他对大同世界的描写，也没有采用儒家的原文，而是用了《易经》中的一句话：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对此，方孝孺没有说话，而是竖起了大拇指。

绝了。

——

社会模型建好之后，剩下的就是围绕模型构建思想体系和执政体系了。

执政体系并不着急，这玩意儿是不固定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可以等到思想体系搭建完成，再根据大明的情况设置。

他们先进行的是前者。

而方孝孺也终于见到了大同世界的全貌。

即便早就有所准备，也不禁为其的宏大感到震惊。

先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述了华夏的历史发展阶段。

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产生这些情况的现实因素。

在此基础上，解释了国家、法律、朝廷、人民、军队等等的概念。

并详细论述了他们的权力和义务。

很多解释，让方孝孺耳目一新。

比如法治思想。

他试探的问道：“我记得，韩国公近两年一直在研究法治思想。”

陈景恪自得的道：“就是我启发的，不过他的法治思想与我的有所不同。”

李善长毕竟是古典法家门徒，他的法治是对法家思想的重新解析，只是比较偏向于律法这一块。

可以说，他的法治思想，已经和陈景恪最初提到的法治关系不大了。

而陈景恪的法治，就单纯是从律法角度出发去定义的。

对此，方孝孺并未感到意外。

他就是在陈景恪的引导下，才进入唯物学殿堂的。

李善长在他的指引下，弄出法治思想是很正常的。

但也有很多解释，让方孝孺感到心惊肉跳。

比如军队，非一家一人之军队，而是万民的军队。

军队来自于人民，责任和义务是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天下万民。

至于效忠天子，对不起，没有写。

但陈景恪又不是铁头娃，自然不会作死。

他在后面补了几句，君主是国家领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拥有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

而军队要保持纯洁性，必须直接归君主统治，其余人不得染指。

但即便如此，也有点大逆不道了。

皇帝不追究倒还无所谓，要是追究起来，少不了断头台走一遭。

方孝孺一方面感叹于陈景恪的胆量；另一方面也为朱元璋和朱标对他的包容，感到不可思议。

事实上他却不知道，陈景恪也是通过一件件事情，一步步取得朱元璋的信任的。

当然，最根本原因还是他从未否定皇权。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皇权存在的必要性。

毕竟，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最高统治机构的，而机构又需要一个最高领袖。

除了皇帝，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至少目前没有，不是吗。

至于以后会不会有，那是以后的事情。

非但如此，他还将皇帝的利益和万民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

皇权想长久存在，就必须保证万民的利益。

而万民力量弱小，需要有一个强者来带领他们保护自己的利益。

只有皇权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理论在二十一世纪看来，相当的扯淡。

皇帝就是最大的剥削者，怎么可能真的会去保护万民的利益？

然而在当时，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种思想可是被所有人认可的。

王朝想要长久，就必须保证民的利益。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民’所指的群体不同罢了。

但在明朝，民指的就是天下众生，不是某一个特定群体。

陈景恪利用这一点，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拓展。

最终将皇权和百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只要皇帝相信了这一点，剩下的事情就简单的多了。

朱元璋是否相信，陈景恪不敢确定。

但他敢肯定，朱标和朱雄英是信的。

——

这些大的框架，有的陈景恪自己已经完成了论证，有些限于阅历不够无法完整的论证。

尤其是很多论证，和华夏传统思想融合不够完美。

找方孝孺过来，就是希望能获得他的帮助，完成最后的论证工作。

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很多时候框架再好，论证不完美也没什么用处。

方孝孺已经彻底被陈景恪的宏大思想体系所吸引。

对此自然是欣然同意。

于是两人就摒弃外界影响，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大同思想的论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