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端平二年（1235）算起，到现在的德佑元年（1275），蒙古人攻打我大宋整整四十周年了。

四十年，对于此时的人们，差不多是足足两代人的时间。大宋已经换了三代皇帝，蒙元也已经变更四任大汗，甚至其中一任大汗还因攻宋而死（蒙哥汗，攻合州钓鱼城时受伤致死）。

如果将国家比喻作人，则我大宋恰似一个又伤又疲的病人，在抗争了四十多年后终于要力尽不支了。

二十年前，蒙古灭大理、屠川西，大宋侧后尽失，如折一股。

七年前，蒙古破襄樊，沿江东下，上游防线不为我有，大宋再断一臂。

近年来，鄂州、丁家洲、焦山连败，恰如半身残废之人又被连连击中腹心，毫无招架之力。

剩下的只有两淮、两浙、湘、赣、闽、粤之地。

两浙中枢所在，是为大宋之头。

两淮是临安现存唯一屏障，正是大宋之左臂。

闽、粤是暂时平稳的后方，算作大宋左股。

湘、赣随时受上游元军威胁，正是空门尽『露』的胸腹之处。

另外，川东、荆湖部分地区虽仍忠于宋庭，但几乎隔绝往来，成为飞地，类似右半身残存的一段肢节。

如今，大宋失一臂、折一股，只有半边残躯勉力支撑。而对手蒙元却在吞噬了他的血肉后越来越强，双方的力量对比已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试想一个人被断了一手一脚，身体多处重伤，连站都站不稳的情况下，还能指望他打败敌人起死回生吗？

恐怕很多人的回答都会是否定的，但总有那么一批“不识时务”的“痴人”，坚信这个国家可以绝处逢生，坚信还有机会以弱胜强。

张镝就是其中之一，袁镛也坚定不疑，胡隶也算上一个。

至于赵孟传，不知道算不算信念坚定的那批人，他的勤王意图，旁人不得而知，到底是作为宗室贵戚的使命感，还是忠君报国的责任心，又或者只是为了博的更多政治资本、图名求利？

而那都监赵进，更不用说，只是个随波逐流之辈而已。

八千义军的领导者们，怀着各样心思来到临安勤王。而在他们到来之前的数月里，监国太皇太后谢道清已多次下哀痛诏，要各地宋军带兵入卫临安。但由于元军控扼长江防线，又驻兵瓜洲、和州，使得两淮宋军交通堵塞难以渡江。四川、荆湖等地宋军也受元军牵制、自顾不暇，无力脱身。故而受召勤王的部队寥寥无几，不过勤王者虽少，也并不是没有。此前已有郢州守将张世杰、江西安抚副使文天祥、湖南提刑李芾、知淮安州兼京东招抚使夏贵、都统制刘师勇等人先后派兵入卫。

这些难能可贵的忠臣义士，朝廷大事封官加赏，如张世杰很快被提拔为保康军承宣使，即便焦山大败后还加封为神龙卫四厢都指挥使，总都督府兵；加文天祥为浙西、江东制置大使兼知平江府；升李芾为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升夏贵为枢密副使、两浙宣抚大使；加刘师勇为和州防御使。

但对于苟延残喘、败绩连连的大宋朝廷而言，这一点勤王力量不过杯水车薪，临安及周边情势仍在不断恶化，兵力越来越捉襟见肘。陈宜中没办法，下令将临安城内十五岁以上男子全部籍以为兵，号称武定军。但这些新募士兵老的老，少的少，甚至有不少还是不满四尺的孩子，让观者寒心。

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庆元义兵八千之众，于最危难之时逆流而上，就是雪中送炭之举。先前勤王之人都已加官进爵，后至的庆元义军自然也不会例外。也就是说，赵、周、袁、胡、张等领兵者铁定是要升官了。

大宋朝廷已经穷途末路，所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官爵赏赐了。

大军才到，驻兵城外，太皇太后就亲自召见赵孟传为首的几名领兵官，嘉奖慰劳。

廷对之时，赵孟传痛哭失声，连称“护卫来迟，令太皇太后忧劳，罪该万死”之类的话，谢太后心中有感，也抹了两把眼泪，称赞赵孟传公忠体国，是宗室们的表率。周进也乘机搭上两句话，声泪俱下，大大的表了一回忠心，也被谢太后赞为“忠臣”。袁、胡、张三人则行礼如仪，中规中矩，形象庄严，但都没有在廷对上说话，其实是没机会说话，因为戏份都被赵、周两人抢去了。

太皇太后召见之后的第二日，宫中就有诏旨下达，不出意外的升了几个人的官，赵孟传为首，授华文阁直学士，擢浙东制置使，仍旧兼知庆元府，总领浙东义军。周进升浙东路副都钤辖，迁上阁门副使，任浙东义军正将。这两人都是表忠心表的好，加之原本就有官职在身，所以封赏在前。

赵孟传的几位僚佐也被举荐任官，最主要的如闲居庆元的进士谢昌元，过去他与赵孟传、袁镛一起号称“三友”。赵孟传号令起兵后，袁镛以文人身份自己领兵，专心于军务，又因与周进等人的摩擦，赵、袁二人的关系有所疏远。而谢昌元仍旧常在府衙中行走，与赵孟传、周进都还比较亲近。这回随军北上，有升官的好事，赵孟传自然也没忘了他，向朝廷做了保举，诏旨下达，他的名字在赵、周之后，列第三位，被任为将作少监。实际也不去将作监报到，而是仍在军中作为赵孟传的高级幕僚，参赞军务。

接下来是胡隶，升为秉义郎、睦州都监，任浙东义军副将。

袁镛、张镝二人本就有进士功名在身，所以授的是文职，袁镛授淮南西路无为军司户参军，张镝授福建路汀州通判，二人都兼领浙东义军副将。

这其中带地名的官大部分只是遥领而已，像胡隶的睦州都监、袁镛的无为军司户参军、张镝的汀州通判，朝廷都不会要求去实际上任，只不过代表一种地位而已，在带兵勤王的紧要关头，真正重要的是最后那项军职，也即总领义军、正将、副将之类才代表实实在在的权力。

宋代官制复杂，光从名字上很难区分大小，总而言之，他们都升官了。

除了几位主将，军中一批中级军官也被授予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下班祗应之类的低级武官职位。如昌国军中陈闵、何绍基、褚世尧等营将、都将，原本都只是内部任命的军头，现在也总算成了正儿八经的朝廷经制之官。诸人新鲜了一阵之后，发现一切也都没什么改变，除了背上个空名，带的兵、做的事都和过去一样，当了官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嘛，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张镝也不太在意这些，官职不过是个名号，没见朝中那么多高官显宦都跑路了吗，归根结底，手上有实力，能踏踏实实做事才是重要的，他更关心自己苦心拉起的这支义军将会如何安排。

此时大宋左丞相陈宜中受命建都督府于临安，各地勤王军马也都受其节制。他传檄各地，号召勤王，并令多次战败后失去建制的散兵游勇各归本部。淮东军马都归建李庭芝部，淮西归夏贵部，沿江诸处则归属汪立信部，京湖、四川归朱祀孙部，江西归黄万石部，两浙等地的义军和散兵游勇则归张世杰统领。

胡隶和张镝的昌国兵本部，经扩充后也只有两千来人，若只是这么点人马，朝廷也未必重视，或许就与普通的小股义军或归建散兵一样被划入某支部队整编消化了。不论是归汪立信还是归张世杰，结果都是一样的，很可能成为棋子和炮灰。如果那样，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脱离指挥孤军奋斗，要么彻底失去主动权。但张镝却早就设想好了第三种选择，在当初揭了勤王诏书回庆元时就想到了造势，将赵孟传和袁镛拉下了水，集起了八千之众，八千与两千就是两种概念，让朝廷不得不慎重对待，也不会轻易将其兼并整编。加之有赵孟传这样的大臣背书，这支部队的分量就更重了。目前来看，张镝要造的“势”大体已成，勤王大业算是顺利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大势虽已造成，离张镝的目标却还很远，他需要的是主导这支部队，而不是仅仅融合于这支部队。八千人中，二千昌国兵是嫡系，可以完全掌控。袁镛所属的三千秀才兵与自己联系密切，是可以信任的友军，只要条件合适，就能与昌国兵合二为一。唯一麻烦的是原来的周都监、现在的周副钤辖周进手的下三千人，这些人与自己毫无瓜葛，甚至有些敌意，是名义上的友军，却比敌人更危险，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猪队友”。这三千人是在张镝的预料之外的，偏偏最得赵孟传的信重，赵孟传看着诚朴，实则老谋深算，或许早就为自己留了一手，周进的兵虽然战斗力弱，但为数不少，是保持主帅权威的底牌，有这支人马在手，赵孟传的官职才有权威，才能指挥得动独立领军的胡隶、张镝、袁镛等人。就如一个杠杆，赵孟传的显要地位是那个支点，周进的三千兵是那根长杆，两者的结合所撬动的就是整支部队的兵权。

同样的，张镝如果想要架空赵孟传，掌握整支部队的指挥权，那周进及其手下的三千人就是第一个障碍。现在似乎还不是去除这个障碍最好的时机，哪怕自己掌握了八分之五的实力，对方只有八分之三，但那八分之三还附带了主将的光环，让自己不得不顾虑。

或许需要一场战争，让战争证明自己的实力，让战争做一次洗牌，也让战争提供一次机会，好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