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听萌总裁这么说，就明白了，不过也松了口气，萌总裁不治他的罪，他已经很感激了，也没有奢望过可以向李鸿章一样受重用。

李鸿章则是喜出望外，没有想到萌总裁还这么尊重自己，没有忘记自己当初对他的庇护。

不过，李鸿章却恭恭敬敬的垂手在一旁，不敢露出半分喜色。

萌总裁见几个人战战兢兢的模样，一阵好笑，招了招手，洁格格会意，来到了萌总裁身边。

萌总裁握着洁格格的手道：“你们不用这么紧张，华国不是以前的清廷，大家随便做吧，在工作上，全天下的人都是平等的，在生活上，全天下的人更是平等的，平等，自由，这是华国的核心思想。”

李鸿章轻声道：“几位，坐吧，这现在是华国了，洋人们怎么样，咱们现在大概是那个意思了。”

萌总裁笑道：“差不多，不过，咱们也不完全学习洋人，中国人自己也是有很多好传统的，儒家没有错，科举也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些都要肯定！只是时代变了！咱们要向前看！”

几个老顾问连忙将萌总裁的这番话记录下来，惹得洁格格嫣然一笑。

萌总裁这边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自己的改革计划，日本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统一运动，明治维新政府要彻底粉碎幕府的势力，将日本推上军国快车道，推上改革的快车道。

1868年5月3日，时任倒幕运动统帅之一的西乡隆盛，率领浩浩荡荡的天皇大军护送明治天皇踏过樱田门，进入到江户城（后来的东京）的皇城内。推翻幕府后的倒幕派也就此掌握了国家政权，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大幕。

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倒幕派很快成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脑的明治中央政府，积极寻求强国富民之道。这帮来自日本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旧武士，在19世纪席卷世界的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浪潮下开始思索日本的出路。他们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打倒了一个旧体制，为当初救国图强的梦想打造了一个平台；然而推翻一个旧政权容易，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却绝非易事，当时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个近乎四分五裂的国家。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幕府时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诸侯国）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重压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新政府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第三，维新之后，日本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穷则思变。新政府中以“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后来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

至此，维新派对症下药，连出三招：

第一招，版籍奉还。将旧藩主对原有领地和农民的世袭统治权收回，这样就剥离了各地方大名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

第二招，废藩置县。明治政府把各藩大名集中到东京居住，地方行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这样就彻底地剥夺旧势力的政治权力；

第三招，颁布《废刀令》《征兵公告》和秩禄处分。这一招破除了旧武士在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地位上的特权，有力地打破了幕府时代的旧秩序，为新的社会秩序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三招不可谓不狠，打得旧势力连连吐血。从衣食住行，到地位面子，给你来个一撸到底。虽然明治政府给了旧藩主和旧武士一定的赎买金，但是长期如寄生虫般生活的士族阶层既鄙视亲力亲为的农业劳动和商业买卖，又毫无一技之长；不少投资做生意的武士更是亏了本。马克思说过：“社会的变革总是以牺牲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而在明治政府的新政下，被新时代牺牲掉的旧社会特权阶级如同从天上掉入地狱，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的转变，让他们觉得自己成了被抛弃的一群人。就这样，伴随着明治维新改革的深入，明治时代的危机也开始积累。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在对外事务上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明治政府从立国之初，就确立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虽然解决了“干什么”的问题，但在“怎么干”的问题上，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势力主张先征服朝鲜，再图中国的对外扩展方针，他们因此被称为“征韩派”；但是从欧美考察回国的岩仓使节团在见识过欧美列强实力后，深知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出兵朝鲜的实力，解决内政才是当务之急。这样，西乡派和归国后的维新派围绕着“库页岛问题”、“征韩问题”、“征台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西乡隆盛的萨摩征韩派失利，1873年，西乡辞职回乡，退出了明治政府。而这一次的退出，也奠定了西乡隆盛在当时日本国内反对派领袖的地位，也为之后的西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而西乡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

1877年1月29日夜，萨摩藩鹿儿岛，一群身着学生制服的人突然袭击了草弁田弹药库，抢走了里面的武器弹药。几天后，也就是1877年2月3日，鹿儿岛警察局拘捕了来自中央政府的密探，并得到其要刺杀西乡隆盛的情报。就此，整个萨摩藩的反抗情绪被彻底点燃了。

1877年2月，旧萨摩藩士族推举西乡隆盛为首领，发动了针对明治政府的武装叛乱。

2月21日在熊本城南的川尻，萨军先头部队与熊本镇台兵发生冲突，打响了西南战争的第一枪。

在2月13日正式举兵以前的2月6日，萨军就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上否决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小兵卫提出的占领长崎以保证物资供应、阻止官军从水路攻击，并趁熊本镇台援救长崎时占领熊本，以期完全控制九州的提案，直接强攻熊本城。

朝廷方面对叛乱也有所防备，2月6日，陆军卿山县有朋就密令熊本镇台防备鹿儿岛暴动，12日又与伊藤博文（政府参议、工部卿）、川村纯义（海军大辅）进一步商议出兵，经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同意后进行了编制讨伐部队的准备。19日天皇颁布敕令，正式组成了由两个旅团编成的“征讨军团”，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讨总督，山县有朋陆军中将、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川村纯义海军中将任参军。后征讨军团增至8个旅团，总计有步兵55个大队，炮兵6个大队，工兵1个大队，另有辎重兵、骑兵和其他部队，合计人。海军出动19艘军舰，兵员2280人。

2月21-23日的熊本攻略战中萨军受挫，于是决定分兵包围熊本，在此期间政府军已逐渐完成出兵准备。在熊本外围，萨军警戒部队与小仓来援的第十四联队（代理联队长乃木希典少佐）在植木、木叶一带爆发遭遇战，结果政府军战败，联队旗被夺。

2月22日萨军全军各部在川尻集结，政府军与萨军在熊本城下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熊本镇台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迫使萨军放弃了强攻熊本城计划，改为长期围困。然而，熊本攻坚战贻误了萨军战机，挫伤了萨军的锐气，而政府军却在这期间逐渐完成了出兵准备，第一和第二旅团已从福冈南下。

政府军于4月15日解了熊本之围。同日，萨军全线撤退，政府军跟踪追击。6月占人吉，7月克都城，8月取延冈，9月追至西乡叛军的巢穴鹿儿岛城山，经过23天的围城战斗，城山于9月24日被政府军攻破，西乡中弹后“徐徐跪坐，俨然正襟，向东遥拜”，请跟在后面的萨军大将别府晋介担任介错，斩下了自己的头颅……

历时8个月的西南战争，除却战争给交战双方以及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和负面压力，在推动日本明治维新前进和近代日本的崛起方面起到了奠基式的作用。

西乡隆盛为代表的萨摩保守派的覆亡，代表着日本士族阶层的倒台。而幻想着“王政复古”的旧时代地主大名也就此打消了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维新派一争高下的念头。经过这场战争，明治政府渡过了政权建立初期风雨飘摇的局面而日趋巩固，维新改革派也就此一举奠定了在日本全国的集权地位。

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的日本在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迅速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领域推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日本的资本主义得以飞速发展，日本开始进入到向近代化国家稳步发展和对外扩张的快车道。

萌总裁决定亲自出巡朝鲜，并且在日本的这场最后的战争中，做点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