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者，则也。

所谓国是，国政之则，天子、宰相、诸大夫共定。

国之有是，如政之有刑。触刑者如律，犯国是者，自然是逐离朝堂。

熙宁十年，新党用‘国是’二字，干掉多少反对派？

元丰之后，新党又是用‘国是’二字，让多少反对者噤口不言？

不用提点，向太后自己就能数出许多。

当韩冈为什么说辽国撕毁盟约，接连入寇是国是之故，这其中道理却是让向太后不明白。

正想发问，吕嘉问便跳了出来，“夫家自为政，人自为俗，先王之所必诛；变风、变雅，诗人之所刺也。朝廷惟一好恶，定国是，澄清朝堂，国势大兴。南交亡而西域定，西夏灭而北辽败；”吕嘉问瞟了韩冈一眼，“若先帝昔年未定国是，承祖宗之旧法，从之富韩之谬言，含辱忍垢、不言兵事，韩参政岂能站在这里？”

吕嘉问的一番话如暴风骤雨，噼里啪啦的砸向韩冈。

但他说的也的确有理，没有王安石的新法，没有先帝熙宗皇帝的提拔，韩冈哪里有出头的机会？有其才，却不得其时的人物，历史上太多太多。

“的确如此。”韩冈不可能昧着良心否认，对着太后道，“先帝与王平章当年所定国是，便是新法种种，总而言之，不过是维新图强四个字。今日臣能立足垂拱殿上，实赖于此。”

太后平静的等待着，韩冈之后肯定有转折，吕嘉问也知道，抢先一步，“既然……”

“但一时之法，当一时之用！”韩冈声量陡然提高，截断了吕嘉问的话，“祖宗之法，国初之时，祖宗持之以平诸国、定天下。至仁宗时，便已难以应付变局，之后抱残守缺，至先帝登基，已几近病入膏肓，如此方有变法之事。先帝登基时，外饰太平，内则倾颓，兵不堪战，财不足用，西贼猖獗，北虏虎视。先帝见及于此，擢贤能，用新法，不数年便兵精粮足，进而平交趾，灭西夏。虎贲三千，就能抵定西域。精兵数万，便可遏阻北虏，诚乃新法之功。可如今国是已不合于时，是到了该变一变的时候了。”

“何谓不合于时？！”吕嘉问立刻反驳，“韩参政这么说是因为国势昌盛？！因为四夷畏服？！因为国计丰裕？！因为百姓安居？！”

一连串的排比，让韩冈的言辞变得薄弱无比。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眼下国势虽盛，却隐患重重，若不及时加以弥补，日后难免熙宁之危。请问吕三司，祖宗之法残民乎？”

吕嘉问深深的盯了韩冈一眼，却露出一丝微笑：“祖宗之法承之五代。只是因为国事初定，方抱残守缺，承袭下来。而自太祖至今，幸得诸圣勤于政事，又得上天庇佑，方得保平安。昔年平章进于先帝疏中亦言，‘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韩冈双眉一挑，想不到吕嘉问将王安石吹响变法号角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背得这般滚瓜烂熟。

按王安石在折子中的说法，祖宗之法早就该丢到垃圾堆里，一开始就是有错，皇宋能安享太平百年，是诸帝勤政爱民，引得上天相助，之所以要变法，是老天爷的帮助越来越少，不能再期盼其帮忙了。

这是标准的黑白分明，直接否定祖宗之法的效果，将之归功于开国以来历代天子克勤克俭、敬天畏人。也是因为正是两党相争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去肯定对方坚持的宗旨，只会一棒子打到死，自然不会有辩证法存在的余地。

但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吕嘉问敢于直接攻击祖宗之法残民。真是奋不顾身。现在能驳回自己的言辞，转头来，除了少数几人外，绝大多数御史都不可能坐视。

韩冈气定神闲：“熙宁十载，天灾频频。自改元元丰，风调雨顺直至今日。偶有灾异，不过一路而已。数年前，割让国土与辽，数年后，却能让北虏无功而返，前后相异，岂是无因？”

什么四夷畏服、国势昌盛、百姓安居、国计丰裕，这是老天帮忙！

而且不管是什么原因，割地一事，的确发生在王安石为相的时候，这是他洗不脱的。韩冈没有明着拿此事指责王安石，但国势不济，不能助天子免于耻辱，要么是王安石本人的问题，要么就是老天不给面子。那么现在情况好了，还不是老天的功劳？

不过殿上争辩，绝不是给人讲道理。

“仁宗时无尧、汤水旱之变，又为何困于二虏？”吕嘉问反问。

韩冈正要开口，却不提防蒲宗孟抢先道：“参政先立功于西方，后平蛮于南方，却都是在熙宁时。”

真是好助攻。原来韩冈看蒲宗孟不顺眼，今天倒是要刮目相看了。

韩冈接上道：“韩冈虽有微劳，不敢居功。西北二虏之势，岂是南方小国与吐蕃诸部能比。何况不论是平定西羌，还是剿灭交趾，都是靠了屯田加上诸路输送，才能够支持大军出征。到了灭西夏时，已是用上了两年丰稔后的举国之力。辽国国势十倍于西夏，没有十年之积，谈何攻辽？”

吕嘉问反问：“北虏大军业已叩关，难道还要看一看仓库，才去决定打还是不打？”

“参政！吕卿家！”向太后终于忍不住喝止了双方的争吵。

韩冈、吕嘉问都住了口，齐齐谢罪。

韩冈松了一口气，想要正正经经的把话说完，不先吵一下，让太后来弹压，根本就做不到。肯定是说几句，就会有人出来反驳。

向太后对韩冈道：“还请参政说一说，辽人屡屡入寇为何是国是之故？”

“方今国是，是变法图强，是富国强兵，是为了日后能够不再困于四夷，收复汉家故土。可辽人畏于中国日渐势强，忧惧日后难以抗拒天兵，便想方设法将战事提前。或暗助西夏，或主动南侵，或引诱官军北上，只要其中有一条成功了，伐辽的时间就会推迟许多。”

“现在还不是伐辽的时机？”向太后问道。

“臣已经累番上书，陈述此事。且皇宋之患，不在外而在内，当务之急，不是伐辽，而是安民。”

“国中将有乱？”太后心中一惊。

“陛下。”吕嘉问立刻放声道，“韩冈这是造危言耸听之辞，欲以祸乱圣心。”

今天就数吕嘉问最是积极，其他人如章惇、曾孝宽的话，似乎是让他一人给说了。

而向太后明显不喜欢吕嘉问这样的积极，语气不快：“吕卿，且听了韩参政说了再议论。”

吕嘉问瞥了韩冈一眼，低头再次谢罪，然后退入班中。

现在太后还没有明显拉偏架的意思，若是冲得太前而惹怒了太后，反而会坏了事。

没有了干扰，韩冈继续说道：“老聃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臣看来，治国却如同给人医病。医者与人疗伤治病，必先及危及性命的重症，然后才是头疼脑热的小病。如一卒伍战阵上受伤，一伤在手指，一伤在腰肋要害，那么军医肯定会先去治腰肋之伤，然后再去包扎手指。治国亦如此理，必须要先分清主次，解决最为危急的症结。

先帝践祚之初，国计乏用，兵不堪战，盗贼横行，此亟待诊治之重症。故而先帝以青苗、免役诸法济国用，以将兵、军器练军卒，以保甲法安国中。而如今国势已盛，却尚未能轻取辽国，人口虽众，兼并却日益增多。臣观此患，远过于北虏。没有足够的土地，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养活亿万生民？须知三代以降，中国或有不绝若线之时，却未曾为蛮夷所灭，只有因内乱而亡的例子。”

今日大宋国中的主要矛盾，是日益繁衍的人口与增长缓慢的口粮之间的矛盾。

韩冈到底想说什么，王安石、吕嘉问都清楚。

关于人口膨胀，以及与口粮、土地之间的矛盾，韩冈早前曾经说过很多。以他的身份，他的这番论断，在当时的确被主流所重视，甚至为新党所喜，在朝堂层面上，很多人都把这番话当做了对外扩张的借口。但现在听韩冈的一番陈词，日后多半就会是气学与新学争锋的工具。

所以吕嘉问又忍不住出来驳斥：“空口白话，毫无实证。皇宋万里疆域，无人处极多，岂有土地不足之患？”

“皇宋万里疆域，山丘多少，坡地多少，沙漠又是多少？苦寒、瘴疠之地，又是多少？大宋土地虽广，能豢养生民、适宜耕种的土地，也不过十之二三。近三年来国中户口，因有隐户逃丁，故而变化不大。但京城中出生的幼子，每年都要比前一年多上一成。”

“田籍户簿之中，不计非丁妇孺。不知此语，有何凭据？”

“有保赤局簿册为证。为避税赋，隐户逃丁不知凡几，如河畔蚊虫，捕不胜捕，查不胜查。而为了保幼子平安，十文一剂的牛痘却没人敢省，而且多少富贵人家和寺观，都会出钱买药施赠，平民百姓家的子女往往一文不用便能在保赤局种痘，故而无人逃避。论起数目是否可信，保赤局的记录远胜于籍簿。”

向太后连连点头，“参政之言有理！这等道理吾还是能想明白！”

太后如此说话，就不方便出来驳斥韩冈，更不方便胡搅蛮缠。王安石、吕嘉问都保持了沉默，跟之前的曾孝宽和章惇一样。

“那么，去保赤局种痘的幼子到底有多少？”太后好奇地问道。

“回太后，去岁开封府界，种痘数量是十二万三千九百余，比之前一年的十一万，增加了十分之一。而京师军民百万，十二万三千的新生幼子，也占了人口总数的一成还多。如果年年保持这种速度，是要七年，京城人口就会翻上一番。”

“不是十年？”太后纳闷的问道。

“不，每年都是在已经增加过的前一年的基础上再增加，所以只要七年。”

吕嘉问却笑了起来，“试问世上生民怎么会光生不死？只计生，不计死，世间早就人满为患了。韩参政以算学闻名，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算术都做错了？”

“每年京师过世之人都不会少，可再多，能有十二万三千吗？开封百万军民，八个人中就有一个死了？”

堵了吕嘉问一句，韩冈继续说道，“如果国中一开始就有男女老幼共五千万口，七年之后，就是一万万，十四年后就是两万万，二十一年后，是四万万。”他就在殿上扳着手指数着，“即是这二十一年中，一开始的五千万都死光，二十一年内出生的三万万五千万人死了其中的一半，那也有一万万又七千五百万。何况，根本是不可能死光的。”

千分之一百的自然增长率，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计算方法有太大的问题，可有了确切的数字，这么算起来却是让人心中不寒而栗。

“如此多张嘴，请问如何让他们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