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义正言辞话语让正对着丁仲礼院士相坐的朱铨大为振奋！

华国人，当如是也！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提出7种减排方案，处处都是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制定的陷阱，这七种减排的方案都是对发达国家极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的方案。

唯一的区别就是，剥削发展中国家多与少的问题了。

只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华国人就不是人吗？

朱铨就着这一个问题开口询问道：“我们看到，因为这七种减排方案，发展中国家不接受，这些个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比较强烈的意见。

以他的立场来看，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仲礼院士“呵呵”的发出了轻蔑的笑声，道：

“那当然是不行。

你定指标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你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

那我以后这样定指标行不行，就是我以后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这我不过分吧！

我历史上少排很多吧，今后四十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样多，或者华国说得更白，我就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百分之八十，行不行？”

朱铨立即点了点头，说道：“当然不行！”

此话一出，丁仲礼院士脸上明显的浮现出惊讶的神色：

这个朱铨难道也是“香蕉人”？不会吧！刚刚不是立场很坚定的吗？怎么...难道是隐藏的这么深吗？

在场的《看见》其他工作人员更是目瞪口呆，紧张的吞咽着口水，一动也不敢动，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怕是要GG了！

一次的失误还可以用“用人不明”来当做借口，这第二次...虽说这是康光军推荐来的，也是上级领导指派来的，但是承担责任的时候，不还是他们这些节目工作人员吗？

疯了！

在镜头后面看着的陆才坚并没有这样的担忧。

因为他是相信康光军的眼光的！

不出所料，朱铨继续道：“丁院士，凭什么我们华国的排放只制定为发达国家人均排放的百分之八十？我觉得应该是看齐才是！”

众人悬着的心顿时坠落下来，丁仲礼院士也是嘴角微微上扬着。

朱铨继续道：“当然，以上这些是我作为一位普通华国公民的想法。我知道，丁院士以您为代表的华国科学家提出百分之八十这样的数据肯定是经过严谨的测算的，能够做搭话我国利益的方案。”

丁仲礼院士点了点头承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朱铨继续深挖这一点，准备将发达国家的阴谋逐步揭露：“我们看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那些发达国家的发言就特别针对我们华国，他们用的借口是：

华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了。

但是，这样的言论明显就是对我们华国人的歧视与打压！”

丁仲礼院士给予的强烈的肯定：“所以当时在会议上我就问那些人了，华国人是不是人？

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

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呢？”

朱铨随即就说道：“按照这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觉得现在常规的算法都是以国别计算，唔...因为这样的算法对他们是有利的。”

丁仲礼院士接着双手一摊，用无所谓的语气说道：“那么行了，那我就不跟你算了，我没有必要跟你算了。

为什么？摩纳哥多少人，我们华国跟摩纳哥比行不行，那你还讲不讲理了。”

朱铨看到丁仲礼院士这样的一面，笑了笑，说道：“西方国家不就是野蛮的代表吗？他们用道德来包装一层外衣，披着所谓“正义”的光，却干着“缺德”的事情。

所以，看我们接连拒绝好几个提案后，它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说贫富，现在只以碳排放大国来算。”

丁仲礼点了点头，说道：“我可以承认说我是碳排放大国，那给我们一个数，我们能排多少，发达国家又要排多少。

发达国家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是把它们分配得大，给我们分配得少。

那我就说，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

8000亿吨的这么一个蛋糕，根据G8的方案，他27个发达国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百分之四十四。

而它们发达国家多少人口呢？

他11亿人口！

余下的55亿人分百分之五十六的蛋糕。”

朱铨装作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吃惊道：“那这么样子规定的话，简直太不公平了！”

丁仲礼点了点头，再次解释道：

“确实是不公平的。

我们简单的算下账就行了。

假如告诉你，华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公平不公平？”

朱铨点了点头，接着开口继续问道：“我看到自从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您用比较激烈的，并且是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很多人觉得这样不合适，尤其是在探讨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

我想问您，这是不是您特意进行的一种表达方式？

而且，通过刚才我们的了解，这个问题绝对不只是“科学”问题那么简单，对吗？”

朱铨的态度一直摆的很正，一颗红心向着华国，向着华国老百姓，向着华国未来的少年郎们。

丁仲礼院士回答道：“你单纯的批评他们的方法不公平，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

还有一点你说的很对，这不止是“科学问题”，或者说，这就是政治问题！”

朱铨继续问：“当时您在大会上演讲，您去提出这些观点之后，场上有什么反应？我是说发达国家的代表有什么反应？”

丁仲礼院士回忆了一下，说道：“场上就是有一个灯塔国人，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什么样一个行动的问题：华国该怎么行动？

朱铨问：“您怎么回应的？”

丁仲礼开口回答道：

“我就是说我也同意“行动是第一位的”。

我说华国很简单，如果我要对华国**的建议，华国**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排放的承诺。这个长期排放的承诺，就是一句话。”

朱铨问：“就是您刚刚提出来的“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百分之八十”这句话吗？”

丁仲礼点了点头，说道：“对，就是这句话。

我们定下来的目标就是：不管你怎么减排，我都要比你少，并且我一定要做到。

并且你发达国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完了，我们华国很多还没有建，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华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让全世界看到，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们要比你们雄心勃勃多。”

朱铨也颇为自豪，与有荣焉道：“那是！我们华国从古至今就是负责任的大国，仁义礼智信，比起虚伪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文明的多！”

丁仲礼院士笑道：“后来灯塔国人也没有办法跟我争了，接着在有一场会议结束后，有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他说您回答得很好，他很赞成。”

朱铨总结道：“因为灯塔国的那位没有办法跟你争论，他本来就站在不仁不义的位置上，怎么能够跟我们相比较呢？

您说，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而发展权也是基本人权之一。

那为了公平，我们提出来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这个方案就很正确。

会议没有能够达成有效的一致性，其关键点在于发达国家是存有私心，想要垄断这个排放权，从而维持他们领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