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党！坡公乃真君子也！”秦刚斩钉截铁地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并且率先抛给章惇一个绝对的定心丸，“章相如果不放心，坡公此次回朝为相，可给一诺：凡苏门子弟，但求赦免北归，决不入京任职！”

秦刚的这一句话，却是令章惇久无表情的面容瞬间为之变色。

无他，这政坛的无情，让人无法信任于各种同党、同派、或者是同盟关系，往往只会去寻求叠加于其上的其它一些深层关系，比如说师徒！

毕竟，士人还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名声，叛师、背师的代价终究会是巨大的。所以，以师徒关系结党合力的现象，屡见不鲜。

更何况，苏轼的弟子众多，尤以“苏门四学士”中的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才华更为突出，如果这次都能被苏轼召还回朝，并成为他左膀右臂的话，这样的对手，不仅仅是章惇，任是任何一个党派，都会忌惮三分的。

但是章惇绝对没有想到，秦刚竟然告诉他苏轼竟会作出如此承诺，所以他还是十分冷静地表达了质疑：“我对子瞻之人品向来笃信，却又何以至此呢？”

“章相眼中的范文正公如何？”秦刚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却是问了一个另外的问题。

“百年名相，文正公当为第一！”章惇非常干脆地表示。

“范文正公一生光明磊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王文公称其为‘一世之师’，坡公赞其‘出为名相，处为名贤’。其所倡导的庆历新政，多有遗泽今日。然而大宋之朋党之争，也是始于庆历，终成其弊，且为害至今！”秦刚最后的话锋一转，便转到了他真正想要评述的话题。

“小人因利为朋而祸国民，君子同道结党而利国民。”章惇却是不动声色地用欧阳修对于朋党的观点来反驳秦刚。

“欧阳公忠公此言甚为正确！”秦刚拍手而赞道，“但却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比如：章相一定认为自己人便是君子之党吧！”

看到章惇没有异议，秦刚却是又跟上了一句：“昔日的司马相公也是如此认为的！”

章惇听着便是一呆。

是啊，如今的朝堂之中，又有谁认为自己是小人，而别人是君子呢？

“所以，朋党之本质，并非君子小人之分，而为观点立场之别！”秦刚趁胜追击，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凡我朋我党者，皆为君子正道；凡对手对方者，全是小人奸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十年河西，十年河东；赞我说者，鱼龙不论；非我族类，必有异心；自熙宁以来，凡历经元佑更化、绍圣绍述，党争之手段，无论旧党新党，又有哪一次不是如此呢？”

秦刚对于今天的这场见面早就做了充份的准备，他以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引出朋党政治的话题，并深谙章惇内心的固执与骄傲之点会在何处，在挑破“君子小人”之说的虚假基础之后，直接指出：党争之害，便就是无关是非，只关立场！

章惇至此，愈加沉默，似乎有点已被说动。但是，当他的目光重新对上秦刚的眼神之时，便似恍然大悟一般，突然冷笑道：“子瞻当下既已有徐之你的助力，又何须其他弟子！”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秦刚脱口而出这句后世的流行诗句，却是迎着章惇凶悍的眼光，更加坚定地说道，“那我就再许章相一个诺约：只要坡公在朝堂，秦刚便不入两府！”

秦刚的语调一如既往地沉稳平静，但是这句话的每一个字却是重重地砸在了章惇的心头：

真会是这样吗？

他秦刚真是如此想的吗？

难道终究是自己猜错了对方的意图吗？

要知道，以秦刚此时的年纪，已经是执掌天下海事一衙的五品之官，又有最高级的龙图阁待制贴职在身。但凡能够与此时为右相的苏轼相互倚撑，不出一两年，便可身入两府，再来历练几年，那就是妥妥的未来宰相人选。

但是若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多走上好几年的弯路不说，但凡有个未来的党争派别之见，也是有可能从此一步错位，最终便被排斥出局。

章惇向来清醒无比的思维此时难得地陷入了停顿，他喃喃地说道：“徐之你这又是何必呢？”

“息党争！正国是！外御狄虏以拓边疆，内修朝纲经强民生！这些事情不是何必、而是太有必要了！”秦刚坚定无比地郑重表态，的语调渐渐有点激昂：“坡公于此时寻求复出，并不愿看到再起党同伐异之势，再让久已平静的朝堂重新陷入到清算报复的旧日漩涡之中。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又岂能让国是之重，陷于个人恩怨之泥淖之中呢？”

所谓国是，俗人偶会误读为国事，就是读得小之又小了！

国是者，国家政策方略之总则。大宋皇朝，自绍圣以来的国是，自然便是恢复了当年王安石与神宗皇帝定下的“维新图强、富国强兵”的大略。

正是这样的国是，与保守派所遵循的“韬光养晦、轻赋息兵”针锋相对，所以这才引发两党不惜生死的搏杀：很简单，国是既定，反对或不遵守的一方，便成国贼，人人皆可诛之。即使是在大宋的宽容式的政治斗争中，也免不了被远徙岒南恶地、身死他乡之难。

第344章 分裂的新党

所以，秦刚抛出来的最大善意就是：苏轼的出相，不会涉及当前国是的否定变更，这既是从另一个方向消除了党争的弊端，更是对章惇进行最大程度的示好。

为何要向章惇示好？这是因为章惇既是当前新党名义上的领袖，同时他与其他一帮或是钻营谋私、打击政敌的宰执所不同，却是大宋朝廷中少有的治事之臣，而且是能臣！

这也是秦刚与苏轼所取得的共识。

“坡公常道章相乃是一代异人，功名将相，不在话下。朝政有章相，何虑召门人弟子来滥竽充数。而秦刚不入中枢，却有私心不敢隐瞒：拓海谋疆，兴贸增税，上安陛下之愿，下慰黎民之心，此事没有个三年五载，也是难有成就，所以却也容不得觊觎两府之心啊！”秦刚更是以轻松的语气，化解了横在章惇心中的最后一大疑问。

“哈哈！徐之你是过谦了。”章惇的脸上也露出了今天难得的微笑，“以你的功绩与才干，老夫早有谏议，要招你入枢重用。但还是陛下惜才，唯恐反有捧杀之害，却不曾想徐之在外放时，犹为国之栋梁。尔之心意我已明白，不入两府之事，当不得真，当不得真。”

其实章惇是不明白历史的大势，以他现在的认知来看，赵煦正值壮年，虽然身体不佳，但毕竟有着当今最好的医疗条件，只能能像神宗那样再活个十几年，总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此时皇子已诞，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是挺有信心的。

而对于苏轼，要是继续留在岒南那是另说，但如今北返，宋时宰执多有长寿，从文彦博到富弼，还有至今在菱川书院的苏颂，都有七十多岁的高寿。即使再有政治风波的变动，他觉得自己与苏轼的这个左右相，稳定个五六年还是有可能的。

而五年之后，秦刚将步入而立之年，累以这几年的功绩，恐怕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在那个时候步入两府的步伐。所以，他还不如自己说句漂亮话，送个顺水人情罢了。

但是，秦刚今天与章惇所讲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他的超前历史眼光与苏轼丰富广博的政治敏感共同推导出来的严密计划。

包括承诺苏门弟子不入朝为官，既有当前流求的发展根本就离不开秦观等人的原因，更有他向苏轼描绘过了自己希望能够自下而上，从乡村的乡约自治开始，逐步撼动并改变大宋积弊多年的政局朝局的宏伟计划。

恰恰是这些表面上的大幅让步，让章惇看到并感受到了秦刚的诚意。

事实上，在之前堂兄章楶的劝说下，他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四分五裂的新党已经难以再次凝聚成一个可以一致对外的团体，且不说这次是天子之心的变化在前，朝中曾布、朝外吕惠卿，说不准哪个人就会抓住某个机遇，而摇身一变成为天子眼中最合适的“建中”重臣！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自己率先变身。

政治这种东西，从来就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所有的结果，都是留给胜利者书写的，别人指责他章惇背叛了新党，而他却可以提前站出来，声称是他在今天的紧要关头，站在了独擎新党大旗不倒的要点高地。

这便是先机！

正事谈毕，两人缓步走入一旁不远的正殿之中。

殿中便是东皇太一的高大神像，自下向上看去的像身已被装饰得金碧辉煌、威严无比。

在香案之前，先由章惇上前敬香、随后便是秦刚，再之后，两人一同跪下行礼，似乎很是心诚，又似乎只是在走一个过场。

当朝宰相来此敬香，他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及附近自然已经被清场，既不必担心会有外人打扰，也没有闲杂的道士随候盯着他们能随多少的香火钱——虽然中太一宫的道士们根本无须在乎这点小钱。

两人拜完太一神后，出了正殿，一人向东、一人向西，仿佛是在这宫观中偶然相遇的两个普通香客一般。

秋风萧瑟而起，落叶随风飘散，已经沉向西面的夕阳似乎又透出了更强的几分力度，竟然照射得整个中太一宫沐浴在了一片金色的余辉之中。

八月十二，中秋将至，一轮已经几无挑剔的明月挂于天际之时，皇宫之中突然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天子驾临东门小殿，翰林学士院锁院——这是天子要拜除宰相的规矩了。

更进一步的消息，这次翰林学士院不仅把当前的翰林承旨蔡京召去，还把学士院目前的另两名翰林也召了去。这便意味着，天子这次一定是要拜除多人，因为一个翰林可能来不及同时撰写多份的诏书。

于是，整个京城的文武百官，都在屏息以待。

次日，宣德门外正式张榜而出的结果，虽然是章惇、秦刚他们早就商议认同过的结果，但对于此时绝大多数的朝廷官员、尤其是新党官员，不外乎是惊雷一般地震动！

拜资政殿大学士、左仆射章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赐特进，封申国公；

拜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苏轼，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赐资政殿学士；

罢端明殿学士、太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章楶，赐资政殿学士、充中太一宫使；

拜翰林学士兼侍读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赐观文殿学士；

难怪要叫了三名翰林进院，这一夜，竟是连续四份诏书出来。

其实另外三份都不重要：

章惇原本就是左仆射，表面上加了职，赐了特进，还加封了国公，但是实际上的实权却是严重缩水了。

章楶的致仕本来就是时候到了，官员要求告老还乡，这上书必须要连续请个五六次，皇帝必须要再三挽留、最终无奈之下才得勉强准许，当然还能升一级贴职，再给一个中太一宫使这样的高级荣誉官职，那是只拿钱不需要做事的。

而蒋之奇的接替同知枢密院事也并不意外，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身份，本身就具备了随时入府拜相的条件，况且蒋之奇擅军事，又指挥过西军，接任章楶之位也属正常。

令京城文武百官真正惊慌与震动的，却是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轼的上任。

其一：朝廷恢复左右相双相执政的格局了，章惇的手中独权被化解开来了。

其二：旧党要打回来了吗？谁都知道苏轼苏子瞻是旧党的精神支柱之一，蜀党的唯一大旗，由他出任右宰相，表面上是与代表新党的左宰相章惇分庭抗礼，但实质上却是旧党翻身上台的标志象征。

当然，这是普通官员们的看法，到了两制两府这里，大家的问题会看得更透一点：

新宰相的拜除，原宰相不可能不知情，而且一定是事先进行过沟通，并且明确得到过认可才可能进行锁院宣麻的。因为大宋无论是拜相是必须要经过现任宰相同意并签押的。

在宋朝早期，太祖皇帝就曾做过一件昏头的事情，他先是一口气把后周留下来的范质这些宰相统统免了职，然后等到他想拜赵普为新宰相时，才发现：麻烦了！没有宰相可以签押了，这赵普就算是做了宰相也不合规矩啊！

还好，万幸之前他给弟弟赵光义封了一个节度使兼同平章事，这也被称为使相，算是宰相之一，并明确是有签押权的，这才让赵普顺利做了他的宰相。

话说回来，今天的赵煦无论是想拜苏轼为右相、还是要拜蒋之奇为枢相，不提前与章惇商量好，章惇要是甩起袖子就是拒绝签押，这也是极其麻烦的事情。

于是，在蔡卞、蔡京兄弟俩这么多年极其难得地再聚在一起商量了几句之后，终于得出了结论：章惇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也叛变了“革命”！

是的，宋朝也有革命的说法。最早是在《周易》中提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有人说，这里的革命就是指“改朝易姓”，其实有点偏颇。古人所讲的革命，变革的就是天命，而天命未必一定就是指改朝换代。

当年王安石变法，就曾提出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门人党徒私下偶尔也就会用革命来称呼自己所坚持的变法。

“当初改元的‘ 建中靖国’年号就是这个章老匹夫埋下的暗招。”蔡卞恨恨地说道，“当时我还以为是曾子宣打的调和小算盘，没想到却成了他的手段。”

“我们之前都小看了一个人，又或者说是，我们对这个人争取的手段也太晚了点。”蔡京不无遗憾地说道。

“你又提那个秦刚！哼，难不成这次的这事也跟他一个外放的幸进之徒有多大关系？”蔡卞一直是瞧不起那秦刚，就算是如今的他在朝中势头正盛，也一直免不了被他以“幸进之徒”而评之。

“七月初八，秦徐之回京，百官郊迎，当日，天子以海宁郡王生辰家宴为由，召其入宫。这家宴为午宴，但秦徐之约摸申时才出宫。”蔡京淡淡地说道。

郊迎这天，蔡卞不愿参加，找了个理由推了，却没想到还有后面的故事，中午的家宴，到了傍晚申时才出宫，这里面的时间，的确是值得蔡卞琢磨了。

“七月初八晚，前同知枢密院事章质夫邀秦徐之作客。随后，章质夫连续三天去了章子厚家里。”蔡京继续用着平静的语调说着。

原本这章楶与章惇既为堂兄弟、又同为宰执，平素多交往也属正常，但是前面多了秦刚对章楶的拜访，再联系后面宣苏轼进京的诏令之事，就值得玩味了。

“八月初二，苏子瞻进京，乘坐的官船是东南海事院的内河船，城东码头迎接的正是秦徐之。”

“八月初三，秦徐之去城南郊游，下午回程在中太一宫休息。”

“中太一宫每天去的人那么多，他去一下又有何异？”蔡卞有点不明白最后这一条的意义。

“章子厚八月初三一早陪夫人去中太一宫进香。”蔡京放低了声音，却是极其严肃地说出了他所掌握的情况。

“嘶！”蔡卞这时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这个秦徐之，果真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此夜，同样睡不着觉的，还有知枢密院事曾布。其实，“建中靖国”的年号，的确是他精心揣摩了上意之后所提拟的，却没想到，会被看似坚定激烈的章惇捡了个便宜在手。

在这改元后的大半年里，他一直感觉自己已经坐稳了这“建中”之臣的位置，无论是坚持激进维护新法的蔡卞，还是顽固把持新法路线的章惇，包括那个首鼠两端，一直找机会抄近路的蔡京，都远远比不上他的居中调和之功。

甚至在前一段时间，赵煦私下还曾向他请教过如今恢复右仆射的可能性与程序方面的问题，他甚至都理解成皇帝要对他进行提拔的暗示而激动地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却从未想到过，最终等来的，竟然是今天的这个结果。

“章夔精！老夫与你势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