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姑父尹克昌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上过几年小学，认识常用的字，也会打算盘，在同龄人中也算能写会算的人，在集体经济体制时当过小队会计。他既好吸烟，又好喝酒。虽然酒量不大，但是有瘾，每天中午都要喝二两。

姑父的脾气很好，是个慢性子脾气，干活做事都有条不紊。我姑母是个急性子，干活快捷利落。因两人性格相反，许多时候姑母看我姑父干啥费劲，就发火责骂。我姑父经常被责骂，但他只是嘿嘿一笑，不烦不恼。美其名曰“不跟妇人一般见识”，说俗了就是“怕老婆”，家里一切事都由我姑母说了算。

当年准备过继侄子尹春，姑父的弟弟尹克富提出要把两家并一家，把姑父家的三间房改建成六间房的建议，姑父也是模棱两可的，因我姑母怕失去对家产的控制权，才拒绝了尹克富的建议，迫使尹克富家费了好大劲才申请到了一块房基地，却比姑父家的宅院小多了。因此造成尹克富家的不满意，两家谁也不理谁了。

按照姑父姑母的本意，家产终究是要交给尹家侄子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区别，也不至于影响弟兄之间的关系啊。不过，当时是我们孟家的侄子们在大秋麦秋去帮助姑父姑母干农活，姑父姑母和我们孟家的经济交往多了。尹克富家是不是怀疑姑母要把家产交给孟家人，才产生了不满情绪，也不得而知。反正，两家既没有抬杠拌嘴，也没吵架，只是统一盖房的提议没实现，尹克富一家人就改变态度了。不仅过年过节不来看望哥哥嫂子、大伯大娘，连在街道上碰见，也不主动打招呼了。

我姑父是个老实人，最初没当回事，主动和弟弟打招呼，尹克富却和没听见一样，也不理他，姑父自讨无趣，后来也就不搭理尹克富了。我姑姑是个性格高傲的人，自然不肯委曲求全。还自恃年长，更不肯主动和尹克富家的人说话。就这样，一奶同胞的亲兄弟，反倒不如和街坊邻居的关系好了。尹克富的次子和三子订婚、结婚、生小孩办满月，连远在承德市里的姐姐姐夫和外甥都邀请来了，却没有邀请与他家一墙之隔的，也是唯一的哥哥嫂子去喝喜酒。这也使我姑父和姑母很生气，侄子结婚不请大伯大娘喝喜酒，也显得他们做长辈的脸上无光。

我经常去姑父家，也经常见到尹克富父子们，我们和过去一样照常说些问候的话。我曾经劝过姑父姑母不要计较谁大谁小，建议他们在侄子结婚、生小孩的时候，主动去尹克富家随份子，他们说没有受到邀请，怕被拒之门外丢面子，不肯主动去弟弟家。

后来比我姑父小十来岁的尹克富得了脑血栓，造成半身不遂，丧失了劳动能力，整天拄着拐杖在街道路口处坐着，姑父姑母下地干活，总要经过这个路口，看见尹克富也互不搭理。尹克富病了好几年，这个病越来越重，在2000年以后医治无效离开人世了。他家通知了承德市里姐姐家，外甥们从承德来蓟县参加老舅的丧礼。

我姑父姑母也想参加尹克富的丧礼，因怕被当场拒绝而丢面子，先托人捎话给弟媳和侄子，希望能接受他们来吊唁。尹克富的妻子对传话人说：“尹克富活着时看见他们就有气，死了还不让他安安静静的走吗？快别让他们给死人添堵心了。”传话人回来转告，姑母说：“不欢迎就算了，我还把钱省了呢。”话虽然这么说，姑父没能参加弟弟的葬礼，毕竟心理难过，悄悄地掉了眼泪。

尹克富病故后，姑父姑母也曾对邻居们放话说，希望侄子尹春弟兄能和他们恢复关系，他们的房产还是愿意传给尹家的侄子，不想传给外姓人家。邻居们也把这个话传给尹春哥俩了。哪想到年轻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说：“我们一家一个孩子，房子够住了。他们那三间破旧房我们不稀罕，院子大也没用，盖新房我们也盖不起，他们爱给谁就给谁吧。我们既不缺房子，也不缺老家（指父母）伺候。”

两个侄子说的也有道理，他俩都是普通农民，家境一般，也算丰衣足食，生活轻松快乐。既不想扩大家业，也不愿意给自己增加伺候老人的家务负担。父亲尹克富没了，剩下一个母亲，哥仨轮流伺候负担不大。谁愿意为了增加一分可有可无的额外家产，而再多伺候大伯大娘两个老人啊。

这一下姑父的心凉了，自己视为“金饭碗”的房产，城里的内侄们看不上眼可以理解，本村人想高价购买自己都不舍得卖，想给自家的侄子，人家不但不要，还不愿恢复和自己的“血浓于水”的关系。这件事对姑父的刺激很大，这成为他老人家的终生遗憾。

对于我们提出姑父姑母搬到城里来单独居住的建议，姑父是同意的，他知道有了低保补助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也不需要再用房产来换取“养老送终”了。他倒不在乎有没有人和他们签订赡养赠与协议，也不想要什么“名分”，是不是“绝户”也无所谓。 他同意到城里生活，也不要求内侄来赡养，只是为了我们大家照顾他们更方便。姑父相信，当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后，我们这么多内侄子侄女，不会撒手不管的。至于怎么个管法，是亲自伺候，还是花钱雇人伺候，姑父也不计较，只要有他吃喝就行。

但是，姑父当不了姑母的家，姑母是个要脸要面的人，她认为，只有某个侄子要了他们的家产，扩建了院内的房屋，把他们象父母一样伺候，才可以摆脱“绝户”的名声。到城里住别人的房屋，老两口单独过日子，还是“绝户”呀。与其到城里当串房檐的“绝户”，还不如在自己家做理直气壮的“绝户”。所以，姑母不同意到城里生活，姑父也只好顺从。

因姑父患有先天性二尖瓣狭窄的心脏毛病，他估计自己可能要先于姑母离开人世，就对我们说：如果我先“走了”（指死亡），你们一定要把你姑姑接到城里去。姑母说：“你姑父不会做饭，如果我先没了，你们就把他接到城里去养着。我会做饭，剩我一个人我也在这儿呆着，哪也不去。”我就说：“不论你们谁先走（亡故），剩下一个人了，我们就接到城里去。”

2007年春节（2月18日）后，姑父突然感到眼睛看东西模糊，到医疗室检查，医生说是中风，也就是轻度脑栓塞造成的，吃了十来天药就好了。自这以后，我们星期天就不再给姑父姑母买猪肉了，改为多买水果让姑父吃，同时劝他别喝酒了。可是姑父吃肉喝酒习惯了，连续几天吃素菜，他就忍受不住了。自己花钱买肉吃，不喝白酒改喝啤酒，反正不喝点酒受不了。我们劝他少吃好的，防止高血压和高血脂。他说：“我都八十岁了，吃点喝点是赚的，高就高去吧，反正早晚也得死。”姑母则说：“寿命是老天爷给的，生辰八字注定的，不吃肉不喝酒也不见的长寿。”老年人的这种生死观和幸福观，我们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吧。

2007年5月27日（农历四月十一）清早，姑母给我打来电话，说姑父睡醒后说不出话了，半个身子也不会活动了。我赶紧开车去仓上屯，把姑父拉到县医院脑系科检查。早晨姑父的病情还比较轻，只是说不出话来，半个身子不会动。我和姑母搀扶着把他架到车上，七点多钟到县医院，又把他搀扶进脑系科等待检查。因这类病人很多，检查时排队挨个，检查后用轮椅推着去照CT片子还需要排队挨个，等CT片出结果已经十点四十分了。医生一看，是大面积脑栓塞。大概医生觉得80岁的老头患病这么严重，治愈的可能性不大，住院治疗也白花钱，又得知老两口是低保户，就开了药方让回家找卫生站的医生给输液。

这天中午我把姑父拉回到白庄子卫生站，输了两瓶药液。下午两点多，我和姑母又把姑父搀扶驾到车上，拉回家里休息。卫生站的医生说以后到家里去输液，让我们看着别跑液就行。同时还要给姑父喂饭喂药，接屎接尿。

幸好我和二堂妹孟凡珍都退休在家没什么事，大堂妹孟凡茹家里的事也不多。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开着车，拉着两个堂妹一起去仓上屯，看着姑父输液。因为血栓影响了舌头的功能，姑父不但说不出话来，也不能正常咀嚼吞咽食物，只能喂粥和汤一类的流食。我每天早晨都用饭盒从城里饭馆买一盒八宝粥，带到仓上屯姑父家给姑父吃，孟凡珍则是在家里做好馅饼带去给姑姑吃。每天输液时，接屎接尿由我负责，喂饭喂药由我堂妹负责。因为输液容易产生尿，每天上午输液时，时间不长就要接一次尿。不过大便的次数不多，几天才用便盆为姑父接一次屎。可是有时姑父闹肚子拉稀，根本来不及用便盆接，就拉在尿垫子上了。这就需要我把他挪到一边，给他把屁股擦干净，我姑姑和妹妹们给他更换尿垫子。

每天中午输完液，再给姑父喂了饭、喂了药，我们才回蓟县城里，分别回家吃饭。下午和夜里，不用输液了，晚上喂饭喂药，以及接屎接尿就由姑母负责了。

当时我妻子正在北京的儿子家帮忙，二妹孟凡珍每天在给姑姑带去馅饼的同时，还给我二个馅饼由我中午吃。

过了十来天，我妻子从北京回来了，就和我们一起去仓上屯伺候姑父。姑姑说用不了这么多人，让她们姐仨轮流和我去。这样，她们仨谁家里有事就留在家里，没事的还是去伺候姑父。有时候是我们四个一起去。

输液一直输了一个疗程，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姑父的病症也没减轻，还是说不出话来，半个身子不会动。我们想再输一个疗程，医生说不行，他说治疗脑梗赛的药是扩张血管的，再多输液就可能造成血管破裂，而形成脑出血了。只能在吃些降低血压和软化血管的药来维持现状了。于是就改为每天三次吃药了。

考虑到79岁高龄的姑母，一个人伺候80岁的姑父确有困难，虽然不输液了，我们还是每天早晨吃完饭，或是四个人都去，或是她们姐仨轮流去，到仓上屯去伺候姑父。每天都带着粥、馄饨、包子、馅饼等去姑父家，给姑父喂饭喂药，接屎接尿，翻身擦洗，治疗已经出现的褥疮等等，一直坚持了42天。

因为我们夫妻和孟凡珍都已退休，孟凡茹在家里也没多少事干，所以从始至终伺候姑父。孟家其他弟兄都要上班或要工作挣钱，不可能象我们四个那样长期往仓上屯去。但是他们也尽可能的抽出时间去看望或伺候患病的姑父。那时孟繁荣、孟凡林都是靠用三蹦子拉客人挣钱谋生的，他们经常利用起早的时间夫妻俩开着三蹦子，带着馄饨小肉包子，到仓上屯去给姑父喂饭，更换尿垫子。等我们到姑父家看着输液时，他们已经回城里了。孟凡义、孟凡勇、孟凡军、孟凡刚都是正点上班的，不可能为伺候姑父而请假。他们就利用星期天休息的时间到仓上屯去，每次去都要买去罐装的八宝粥和卫生纸、纸尿垫、尿不湿等病人需要的东西，同时还给姑父买馄饨、面条、包子、饺子等饭，到姑父家里后，他们让我们在一边休息，由他们来伺候姑父。尤其是孟凡义的妻子艾淑敏，有伺候瘫痪病人的经验，比我们想的还周到，做的还仔细耐心。她用生鸡蛋的软皮贴在褥疮表面，治疗姑父的褥疮很有效。

听说姑父病重后，各地的亲戚也都来探望，蓟县穿芳峪乡大辛庄我姑父续大姐家的几个外甥，翠屏山乡西河套村姑姑的几个表弟，李明庄乡东升村的表妹和表妹夫等人，都带着适合病人吃的食品来探望。姑姑在北京的侄子孟凡宏、孟凡明、侄女孟凡萍先后来姑父家探望，我的两个儿子也分别从北京和四川成都赶回来探望。亲戚们除了为病人购买食品外，孟凡宏又给姑姑300元钱，孟凡明、孟凡萍和我二儿子各给500元钱，我大儿子花400多元买了一个轮椅。

关于姑父的病情，我大儿子把他的高中同学——蓟县医院脑系科主治医师带去诊断，这个医师说只能维持现状了，根据脑部梗赛的程度看，病人还能维持一年半至二年。可是，根据东马坊医疗站的一个老农医诊断，她说姑父的脑梗虽然很严重，却没有生命危险，半身不遂和舌头僵硬都不致命。但是，因姑父有先天性二尖瓣狭窄的心脏病，已经出现心衰症状，而心脏衰竭如同机器老化，是无药可医的，估计超不过两三个月了。她给开了一些稳定血压和延缓心衰的药，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

对于东马坊老农医的话我们似信非信，因当时姑父的身体还是可以的，不输液时可以倚在被窝卷上坐会儿，虽然说不出话来，神智还算清楚。我们和他说话他能听懂，也有哭或者笑的表情，也知道要大便小便。他的半边身子不会动，一条腿还是能迈步的，两个人搀扶找可以走几步。孟繁荣我们还把他架到轮椅上，推着他去街道旁边的理发馆理发。理发馆不给理，回到家里后孟繁荣用剃头刀子给剃的光头。

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姑父的身体越来越软弱了，昏睡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我们只是每天早晨和中午给姑父喂饭喂药，上午呆半天。下午和晚上由姑母一人伺候，也的确够累的。日子多了，姑母也伺候腻了，出现了厌烦情绪。根据县医院脑系科主治医师的说法，姑父还可以活一二年呢，我们每天往仓上屯跑也不现实，靠姑母一人伺候，也有困难，就提出把姑父送到老年公寓去，姑母也同意了。

于是，在一天上午，我们就把姑父搀扶到我的夏历车上，拉到县城南关的老年公寓，交了一个月的护理费一千一百元。到老年公寓后，那里服务很热情，给姑父安排了床位，还给他擦洗了全身，刮了胡子，剪了指甲，中午喂饭喂药。

由于仓上屯有的人说姑父活不了几天了，临死怎么还要“外喪”啊？姑母又变卦了，午饭后就给我家打电话，发了一顿牢骚，让我们把姑父再给送回去，说要死也死在家里。下午，孟繁荣、孟凡珍我们又把姑父从老年公寓接出来，送回仓上屯家里。老年公寓还不错，按合同规定，呆一天也要收半个月的钱，姑父在那里呆了一个中午，只扣了一百元钱，退回一千元。

姑父回到家里了，我们还是每天上午去仓上屯，给姑父喂饭喂药。我们发现姑父的舌头越来越萎缩了，吃饭也费劲了，吃的也少了，而且昏睡的时间更长了。

到7月4日（农历五月二十），姑父就昏迷不醒了，总是昏睡，喊他吃饭，勉强睁一下眼，也不张嘴了。老年邻居说：“这就快了。”到7月6日（农历五月二十二）下午四点多钟，姑父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了。看来还是东马坊老农医说的准确，因为心脏衰竭，姑父果然没超过两个月就离世了。姑父虽然是没儿没女的老绝户，但在病重期间有几个内侄子、内侄媳和内侄女身旁伺候，他本人也知足了。

姑父一咽气，我们孟家的侄子、侄女、侄媳就全都到仓上屯去了，我们是内戚，要给姑父买猪头等供品，村里的尹克勤夫妇、李建成夫妇等人都来帮忙，有的帮助姑母接待客人，有的跟着守灵。姑母让我们操办丧事，大家问我怎么办？我说明天早晨先把姑父的遗体送火化场冷冻，第三天按国家给机关干部办丧事的方法举行葬礼，大家同意了。于是我们就电话向各处亲戚报丧，通知大家7月8日早晨在蓟县殡仪馆，也就是俗称的火化场集合。

上供和烧纸还是按照老传统进行的，这天下午，村里许多人都来吊唁，俗称吊纸，就是买点烧纸送过来，并且对家属说几句安慰的话，有的晚辈女人也要装模作样的哭几声。由于姑父姑母平时有人缘，多半个村的人家都来“吊纸”，一共收了一百多份烧纸，装了几个大纸箱子。在停放着姑父遗体的灵床前摆放了一桌供品，供桌前边放一个瓦盆，要在里面不停地烧纸。傍晚还要亲属们集体到村边上用三块砖搭起来的临时“小五道庙”处去“送纸”，也就是到三块砖前边去烧纸钱。要连续去三次，俗称“送三遍纸”了。

这天晚上，孟凡林和李建成等人守了一夜灵。

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的早晨，孟家的内侄和侄媳、内侄女和侄女婿等十多人都从城里赶到仓上屯，大辛庄的几个外甥和外甥媳妇也来了。大家把姑父的遗体抬出屋子，放置在火化场的灵车上拉走了。我和孟凡勇、孟凡军各开一辆车跟着一路护送。还有几个人坐在灵车上按照传统习惯在一路上撒纸钱，过路口还要烧纸。到了火化场大门口，有军乐队打着洋鼓，吹着洋号把灵车迎接进去，我们大家跟在后面。殡仪工把姑父的遗体放进冷冻箱，我们就回来了。

这天早晨把尸体拉走后，屋内的灵床就撤了。又在姑父家后院搭建一个灵棚，把供桌摆在灵棚里，桌子上竖立放着姑父的大照片，照片前摆着供品，点着蜡烛，也有人负责在那个瓦盆里定时烧纸。又请来一个唱戏班子，在当街唱了大半天，也算很热闹。可惜的是，这是天气很热，没有太多的人来听唱的。

7月7日这天正好是星期六，上班的人也休息，都可以来吊唁，姑父的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从承德赶来了。我大儿子儿媳和孙子从北京赶来了，二儿子儿媳从成都飞来了。晚上，孟凡林、李建成、承德的外甥以及我的两个儿子都在灵棚里守了一夜灵。

7月8日上午，为姑父在蓟县火化场的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早晨，亲友们分别从各地赶到蓟县殡仪馆。孟凡宏、孟凡明、孟凡萍三家十多口人也从北京赶来了。参加葬礼的共有60多人，我们租用了一个中型吊唁厅，大厅正面墙壁是个投影电视大屏幕，上面写着：“沉痛悼念尹克昌老人”的巨额横幅，下面是姑父的巨大照片。大厅左右两侧摆满了花圈，花圈的挽联上分别写着仓上屯村委会、党支部和亲属们的名字。大厅中央是鲜花丛环绕的水晶棺，姑父的遗体躺在水晶棺内，头部前方摆放两个挂着缎带挽联的花篮。前来吊唁的仓上屯村干部和亲友们，胳臂上戴着黑纱，胸前佩戴白花，在葬礼主持人的安排下各自就位站立。主持人先致哀悼词，接着奏响哀乐，大家在哀乐中默哀三分钟。然后在哀乐声中按照顺序给遗体三鞠躬，并目睹遗容围绕水晶棺转一周。整个遗体告别仪式过程庄严肃穆，许多农村来的亲戚都说，这方法真好，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

遗体告别仪式后，立即火化。之后大家捧着花篮花圈和姑父的骨灰盒，在殡仪馆军乐队的护送下离开火化场，大家乘坐汽车前往城北山上的城关镇农民公墓。我的那辆夏利车车头上挂着黑布团扎成的黑花飘带，走在车队的最前边，姑母抱着骨灰盒坐在车内。十几辆小汽车拉着参加葬礼的客人和花圈、花篮，浩浩荡荡的到了县城北面府君山东侧的城关镇农民公墓。把姑父的骨灰盒安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墓室里。摆好供品和焚烧纸钱后，已经是中午了，大家在粮贸大厦餐厅吃的午饭，一共开了七桌。吃完饭，亲友们就各自回家了。

这次给姑父办葬礼，一共花了一万二千多元。因为姑父没有儿子，今后无人去亲戚家随份子（互相交往），姑母就不收大家的份子钱。只有仓上屯本村的几家亲戚，原来姑父给过对方份子钱，这次对方也乘机“还情”，给了份子钱。另外就是从承德来的姑父的两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每人给舅母300元，我大儿子为招待客人在仓上屯饭店吃饭花了1500元，这都算晚辈的捐献了。

姑父的墓地是在前些天准备的，在听东马坊老农医说姑父将不久于人世后，姑母开始考虑姑父的墓地问题。前来探病的我老叔孟庆宇建议到府君山东面的城关镇农民公墓去建墓地，我老婶的墓地就在那里，今后孟家侄子们去扫墓也方便。姑母也觉得埋在本村也无人添坟上土，就同意到公共墓地去。

那时城关镇公墓还未扩大，只开辟一小片，专门分配给西南隅等无土地的农村使用，每块墓地大约六平方米，也不收钱，由使用者自家修建坟茔。因为仓上屯村有土地，本不符合分配墓地的条件，故需要镇领导特批。是我通过关系找镇党委书记要了一块墓地。之后由镇政府具体办事人员领着我和老叔孟庆宇，到公墓划拨了一块墓地。之后我老叔从西南隅村找了几个人，花了500元钱，用砖、水泥和大理石，修建了一个一米半宽、二米长、八十厘米高的墓室。建好后，我开车载着我姑母和堂妹到那里看了一遍，姑母很满意，说比土坟头强得多。

7月8日安葬姑父的骨灰时，就是把砌好的墓室大理石上盖掀起来，把骨灰盒放进去，再盖上封好，非常省事。

按照蓟县农村的习俗，下葬后第三天太阳未出来之前，要在坟头上“插房子”，就是用几根秫秸杆揻成方框插在坟头的土里。姑父的墓室已经是个小房子了，为了顺从习俗，到了第三天清晨，孟凡林还是用几根秫秸杆把墓室框在里边，也算“插房子”了。

姑父的葬礼虽然办的很隆重，坟墓修建的也很气派，可按照农村的习俗来说，确实有很大缺陷。蓟县农村的习俗是，死者的儿子女儿及比死者小的亲戚们，要穿白布的孝褂子，带白布做的孝帽子，腰里还要扎一个孝带子。乡亲们来吊纸时，孝子要给灵柩磕头，出殡时儿子要打幡，儿媳要抱罐。我考虑到姑父姑母无儿无女，才决定“丧事新办”的，因此没有穿白戴白的，没有打幡抱罐的，村里肯定会有人说闲话，认为绝户就是不如有儿子的，这事也必然给姑母造成一定程度的苦闷和烦恼。

到了2008年清明节前，我和老叔孟庆宇一起雇人给姑父的墓室前立了一个墓碑，中间刻着“姑父尹克昌之墓”几个大字，下首刻着：“孟家众内侄、内侄女立”的小字。这是一块与众不同的墓碑，表明墓主人没有自己的儿女，这也是姑父的终生遗憾。